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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不仅吸取了上述四种范式的长处，而且避免了它们的不足。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既贴近现实又易于掌握的框架。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大发展与文明范式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伊斯兰国家在对西方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抵制……粗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正因为此，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才得到了国际社会某些学者的赞誉。例如，基辛格就称亨廷顿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赞誉《重建》一书，“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67)格雷斯认为，亨廷顿不是“只对武器，权力规则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而是“通过警戒普遍意识到的危险，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现实主义的后冷战国际关系范式”(68)。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格什曼强调：“亨廷顿为证明自己无与伦比的恢宏视野，他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分化结合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综合理论。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谁都不敢说不被他的智力勇气和创造性打上深深的印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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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验一个范式的效用，最关键的是看由该范式导出的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亦即该范式的预见精确度。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冷战后阶段相关联。但是，1990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历史纪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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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亨廷顿的范式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并且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要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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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的情况亦然。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但其全貌却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1996年由美国统帅超过5万人的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克罗地亚文化），相反，他们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虽然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过一定数量的援助，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它们的援助比它们的伊斯兰兄弟国家要多得多。而且，根据文明标准，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统一阵线，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支持克罗地亚人，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供给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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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廷顿对建构世界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他却一直无法否定或摆脱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这一点在《重建》的结尾，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这场假想战争的几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第一，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第二，文明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战争导源于对石油的竞争，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因均势原因结成的）的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明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当亨廷顿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转而描述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他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所依据的仍旧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传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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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亨廷顿遭到了大多数国际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例如，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70)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71)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72)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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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亨廷顿的主要错误还在于，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但是，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克罗地亚、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并没有被说服放弃它们对各自国家的要求。正如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并没有使德国减缓统一的步伐一样。因此，在冷战后世界茁壮成长起来的决不是文明，而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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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的忽略，乃是文明范式的致命弱点之一。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近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来，跟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世界——类似亨廷顿强调的“断裂带”地区，但文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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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像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亨廷顿把未来世界冲突称作文明的冲突，无异于给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一个新标签。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集团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对人口、地域、财富和资源的控制，以及相对的权力。”(74)诚如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所说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用一个更大的对应物——文明，代替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游戏中的基本行为角色——民族国家。但在关键方面，游戏本身动作依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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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支持文明范式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鲁斯伯姆所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经过新的高超诠释的均势理论。鼓舞人心的是亨利（基辛格）不是山姆（亨廷顿），是梅特涅不是韦伯。”“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只是反映了冷战后外交范式的匮乏，而决不是新的乔治·凯南式的千年洞察。”(76)沃尔特则写道：“在一定意义上，文明范式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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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下面的话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他的文明范式不无裨益：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永远说明问题。文明方法有助于理解20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或21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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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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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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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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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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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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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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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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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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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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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seph Nye, “Soft Power”; Bound to Lead,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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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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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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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96年以后关于“软权力”的主要文章有：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199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8); Joseph Nye,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9); Joseph Nye, “Hard Power, Soft Pow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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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ye and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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