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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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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与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戴维·鲍德温指出，一提及安全，“脑子里就想起威胁”，因此，“追求安全常常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包括七方面的要素：（1）行为者，其价值标准需要维护；（2）有关的标准价值；（3）安全的程度；（4）威胁的情况；（5）对付威胁的手段；（6）这样做的具体代价；（7）所需的相应的时间段(3)。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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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提出，国际安全意指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策的互动。奈和约翰·加尼特等学者认为，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处于国家和国际体系两个不同的分析层面，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安全是关于国际社会的安全。它“代表克服国家安全对安全问题狭隘的、以人种为中心的认识的一种努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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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学科国际安全研究，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1945年以来，国际安全研究随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有起有伏，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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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际安全研究所依托的背景是冷战时代的两极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研究重点是军事战略和理论问题。这时期形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四个传统理论：威慑理论、裁军理论、军备控制理论和有限战争理论。威慑、裁军、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是确保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四个传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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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期（70年代至80年代）。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国际安全研究带来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相互依存趋于结合；围绕危机的控制与管理，博弈论、秩序论、理性选择论等渗入国际安全研究。大三角战略关系与安全环境、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经济相互依存与安全机制等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热门课题。同时，由于美国对越战的反思，使国内问题对安全形势的影响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国际安全研究的队伍在这一阶段得到扩大，不仅历史学家、战略理论家，而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也加入其中。这一趋势继续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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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化期（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理论上都给国际安全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研究课题出现了进一步“综合化”趋势，戴维·鲍德温称之为“国际安全的多层面研究”（multi-dimensionality）(6)。其特点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组成一种多层面、多方面的综合安全研究框架；经济安全突显出来，强调安全问题不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诸多全球问题，如环境、人口、移民、债务、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等，为国际安全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合作与国际安全的互动以及用多视角处理国际冲突，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在过去10年里，出现了一个国际安全研究的热潮，对安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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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在冷战结束之际，曾提出一个有趣的但有争议的问题：他认为，国际安全是“一个不发达的概念”，在80年代之前缺乏完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8)，其原因是：（1）概念确定本身存在困难；（2）与权力概念重叠；（3）不同流派对此无多大兴趣；（4）决策者发现，安全概念模糊对他们有好处。在冷战时期，只是与军事有关的才算安全问题，其余问题均属“低级政治”，被忽视了。“安全成了一面飘起的旗帜，一个被使用的标签，而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9)。这一情况在冷战结束后开始有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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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安全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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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存在关于国际安全理论探索的三点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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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摩根索到罗伯特·杰维斯，从华尔兹到乔治·奎斯特，在国际关系领域有着关于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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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肯定的是，安全理论问题不会消失，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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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长远来看，安全政策必须建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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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较突出的成果是80年代罗伯特·杰维斯在原有的威慑论基础上提出的“理性威慑理论”（RDT）。杰维斯认为，原威慑论强调军事威慑手段，而RDT则把“格局、策略、心理因素和理论选择”结合起来，为国际安全研究设计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其升格到“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层面”(10)。杰维斯强调，国际体系或结构主义的分析已无法解释战争的根源，应重视认知方面的问题，即误解伴随战争，误解常常成为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现实主义与博弈规则是互补的，具有结构性、战略性和理性的特点，有利于合作与冲突、政治与经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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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另一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对威慑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他的“常规威慑”理论对美国构筑对苏非核威慑战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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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研究国际安全的两种基本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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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它不代表国际安全研究的全部。影响国际安全行为的决定因素有：（1）追求安全利益；（2）考虑非安全利益；（3）通过国际合作改变安全困境的程度；（4）改善国内环境。真正属现实主义的只有（1），其余的与新现实主义有关。鲍德温就指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11)如果在安全层面上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是分析基点，权力是目的，均势和结盟是安全的关键；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分析基点，安全是目的，两极和核武器是安全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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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现实主义的比较之外，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安全研究上与新自由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安全与世界无政府状态有关，国家追求利益、争夺权力必然导致不安全；安全困境表现为控制盟国、领土和资源的争斗，引发权力转移和均衡失控；只有当均势对主要大国有利时，强有力的国际安全体制才存在，因此，“安全体制在不需要时才有效，而需要时反而无效”。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强调影响安全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结构、文化与价值观，重视民主对安全的影响；发展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可避免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增加安全度；健全国际安全体制可以防止或制止国际冲突，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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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均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应该说它们起到了互补作用。事实证明，仅一种学派的观点是不足以说明和认识国际安全的复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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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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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10年，世界经历了1990—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后第一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海湾战争），1998—1999年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双动荡，1999年冷战后第二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科索沃战争）。客观形势要求用新的视角对冷战后国际冲突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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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奈在《理解国际冲突》（1993年）一书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冷战后的冲突》。差不多同时，鲍德温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的重要文章，两人的文章初步勾勒出了“新国际冲突论”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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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际安全角度来看，奈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奈指出，“1500年以来，每一次大国战争之后都伴随着一个不确定时期。此时，政治家们都要试图改变国际体系或对其进行调整，以防止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不确定阶段，一次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战争’——冷战刚刚结束。”(12)但奈认为，目前的不确定阶段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以往。原因有三：第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最不具确定性的转型期。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性的军事对抗或战后协商；第二，大国的兴衰和技术、经济、文化的变化速度都大大加快；第三，未来冲突的根源也许完全不同于最近结束的冷战。冷战部分地植根于意识形态上的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不可能再现。未来冲突也许将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所限制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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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奈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分为三大类：“大国战争、地区战争和内部战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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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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