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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肯定的是，安全理论问题不会消失，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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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长远来看，安全政策必须建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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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较突出的成果是80年代罗伯特·杰维斯在原有的威慑论基础上提出的“理性威慑理论”（RDT）。杰维斯认为，原威慑论强调军事威慑手段，而RDT则把“格局、策略、心理因素和理论选择”结合起来，为国际安全研究设计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其升格到“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层面”(10)。杰维斯强调，国际体系或结构主义的分析已无法解释战争的根源，应重视认知方面的问题，即误解伴随战争，误解常常成为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现实主义与博弈规则是互补的，具有结构性、战略性和理性的特点，有利于合作与冲突、政治与经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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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另一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对威慑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他的“常规威慑”理论对美国构筑对苏非核威慑战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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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研究国际安全的两种基本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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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它不代表国际安全研究的全部。影响国际安全行为的决定因素有：（1）追求安全利益；（2）考虑非安全利益；（3）通过国际合作改变安全困境的程度；（4）改善国内环境。真正属现实主义的只有（1），其余的与新现实主义有关。鲍德温就指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11)如果在安全层面上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是分析基点，权力是目的，均势和结盟是安全的关键；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分析基点，安全是目的，两极和核武器是安全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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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现实主义的比较之外，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安全研究上与新自由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安全与世界无政府状态有关，国家追求利益、争夺权力必然导致不安全；安全困境表现为控制盟国、领土和资源的争斗，引发权力转移和均衡失控；只有当均势对主要大国有利时，强有力的国际安全体制才存在，因此，“安全体制在不需要时才有效，而需要时反而无效”。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强调影响安全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结构、文化与价值观，重视民主对安全的影响；发展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可避免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增加安全度；健全国际安全体制可以防止或制止国际冲突，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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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均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应该说它们起到了互补作用。事实证明，仅一种学派的观点是不足以说明和认识国际安全的复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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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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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10年，世界经历了1990—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后第一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海湾战争），1998—1999年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双动荡，1999年冷战后第二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科索沃战争）。客观形势要求用新的视角对冷战后国际冲突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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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奈在《理解国际冲突》（1993年）一书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冷战后的冲突》。差不多同时，鲍德温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的重要文章，两人的文章初步勾勒出了“新国际冲突论”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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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际安全角度来看，奈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奈指出，“1500年以来，每一次大国战争之后都伴随着一个不确定时期。此时，政治家们都要试图改变国际体系或对其进行调整，以防止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不确定阶段，一次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战争’——冷战刚刚结束。”(12)但奈认为，目前的不确定阶段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以往。原因有三：第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最不具确定性的转型期。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性的军事对抗或战后协商；第二，大国的兴衰和技术、经济、文化的变化速度都大大加快；第三，未来冲突的根源也许完全不同于最近结束的冷战。冷战部分地植根于意识形态上的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不可能再现。未来冲突也许将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所限制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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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奈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分为三大类：“大国战争、地区战争和内部战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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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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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结束后合作重于遏制、对话代替对抗的趋势发展，大国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但还不能说已完全消除，大国之间的误解、分歧和安全困境等冲突的导因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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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昔底德以来，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就已注意到，权力的迅速转移是全球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近百年来，几次大国战争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就是权力的迅速转移(14)。因为权力转移能够导致衰弱的大国出其不意地袭击正在崛起的对手，或者导致那些自认为国际地位与其军事实力不符的新兴大国侵略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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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战结束造成的权力转移却并没有引起新的破坏全球均势的大国冲突，更不用说世界大战了。之所以如此，奈认为，虽然苏联的解体使世界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迁，但全球均势的实质并未因此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各个权力层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单极世界已经取代了冷战时的两极世界，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仅靠美国实力是无法达到的(15)。当然世界也绝非多极，因为其他大国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权力资源。确切地说，世界权力在不同层次上被不同国家或地区所瓜分。其中军事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美国拥有洲际核武器，并有一支强大的能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海陆空部队。虽然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它的常规力量远远小于原苏联，且核能力也大大地减弱了。经济权力则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生产出世界2/3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其崛起速度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但中国的经济权力还不足以成为第四极。另外，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超国家关系层面，权力更是被广泛瓜分。例如，像银行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等多种多样的角色都可能对全球均势产生不可轻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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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构成性质在冷战结束后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汉斯·摩根索那里，权力是指“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因此，政治家和外交家通常将权力界定为对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的拥有。传统意义上，大国的标准主要在于其战争的能力。然而今天，权力的构成和性质已经不再以军事力量和对外征服为重点。在国际权力的构成中，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地理、人口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却在相对减弱。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权力已经取代军事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虽然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经济手段毕竟不能与军事手段的压制力和威慑力相提并论。例如，经济制裁并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相反军事打击却很快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相对于军事手段，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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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经济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日益广泛、深入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全球冲突的重要制约因素(16)。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东盟之类的国际组织和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正在使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确，跨国经济纽带已使一些公司的归属成为难题。如果一个公司的总部在某个国家，生产线在另外几个国家，而原材料进口、分配系统和出口市场又在另外一些国家，此公司能算哪国的呢？因此，奈指出：“现代社会通向威望、权力和经济成功的道路只能在于高技术生产和人力资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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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实例表明，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花费却越来越大。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已大大提高了冲突的潜在费用，以致大国表示他们将努力防止相互之间的任何直接军事冲突，包括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常规冲突。1996年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订进一步降低了爆发全球冲突的概率。现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是权力均衡的不确定性和军备竞赛。但核武器的威慑力以及卫星技术能迅速通报新兴大国的军事能力，又使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变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苏在40年的紧张对峙中从未发生大规模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为什么苏联的衰落、解体带来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未引发任何形式的大战危机，而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大多都伴随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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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权力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均势的性质的变化表明，最危险的全球冲突——美、俄、中、欧、日五个权力中心之间的任何两者或多者的直接冲突——极不可能，历史上权力转移引发冲突的任何一个途径都不可能再现。”(18)但由于潜在误解、安全困境和大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全球冲突尚不能完全排除。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变小，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将没有紧张。例如，各国在处理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上，在维护国际安全、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上，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加强经济联系的问题上等等仍然存在着分歧，只是这种分歧和争执不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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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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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的巨大权力转移，虽然没有引发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异常激烈的地区均势冲突，并使这种冲突形式一跃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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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认为，比大国冲突更为可能、更为现实的威胁，是新崛起的地区大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确立地区霸权。像海湾战争这类地区性大国均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要比世界大战大得多。这类战争会有广泛、持续的地区或全球影响，虽然与过去相比，它们导致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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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冲突都是对现状的一种破坏。全球冲突是对全球均势状况的破坏，一般表现为大国战争或世界战争；地区冲突则是对地区均势状况的破坏，常常表现为地区战争或国内战争。冷战的结束使世界上冲突的构成模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冷战前，世界上冲突以全球冲突为主，地区冲突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统计，自1500年以来的近500年间，世界上60％的历史处于大国交战状态，其中有9次是大的甚至“世界性”的战争，几乎卷入了所有大国(19)。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中，全球冲突的主导地位却被地区冲突取而代之。全球冲突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出现了(20)。与此相反，地区冲突爆发的频率却明显加快，爆发的地点也在不断增多，几乎遍布了世界各主要战略地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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