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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军事结盟，国际背景基本上是武装冲突，国际组织常常被不同的对手或盟友所利用。在新秩序条件下，国际组织将在促进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将随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现实的和可能的趋势有：第一，维系国际体系，发展多国合作；第二，弱化国际体系，如里根主义那样，对外强硬的“推回政策”几乎造成了“世界秩序”危机；第三，强化国际体系，以建立“一个和平、公正、人道的世界”；第四，改造国际体系，逐步减弱主权国家的作用，实现全球一体化。前三种是现实的选择，国家仍是主体。第四种是理想化的选择，国家作用弱化，国际体系作用逐步取代国家的职能，国际社会的主体将不再是国家，而是国际体系。这在目前和不远的将来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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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行“世界秩序政策”呢？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一书中从传统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角度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为此归纳了若干条具体建议和措施：第一，改造“旧正义战争理论”。“旧正义战争”把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视为在道义上是中性的，甚至是主权的合法权利，这样就使战争与和平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变得混淆不清。霍夫曼认为，只要存在武装冲突的可能，就必须确定合法性的标准，以及限制使用武力的规则。这正是核时代的“正义战争理论”任务。新正义战争理论应强调核威慑的防御性，使之成为核和平时代避免战争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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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和平理论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平应是国家的道义职责。消除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有二：一是改革国内社会秩序，有人说，只要在国际上成立一个“国家联盟”便可制止战争，霍夫曼认为“这是一个梦想”(36)，因为大国仍可用实力控制别人，关键是国内的变革；二是全球的经济相互依存地发展。由于劳动分工深入，各国利益更趋互补互惠，战争对大家都不利，“和为贵”的思想将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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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稳定“核均势”。核均势不同于实现世界国家的乌托邦设想，它较为符合目前世界政治的现实，是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保证。“核均势”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必须有若干个实力相近或相等的主要的行为者，一般来说是五六个。目前，美国是世界性大国，中国仍是区域性大国（但是潜在的世界性大国），日本和西欧正不断崛起，但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它们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意欲发挥世界作用”(37)。因此，目前的核均势是以美苏为均势双方，中日西欧为主要平衡手。其次，必须有一个中心平衡机制。该机制的目的是防止核冲突，“核武器并没有消除战争，核武器只是代替了战争。”(38)在主要核国家中有能力形成中心平衡机制的仍是美苏两家，因此美苏的核安全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再次，必须在主要核国家中间寻求共同的沟通语言和确定共同的行为准则。主要核国家应有道义的自我约束力，但这还不够，核大国之间应通过高层次的沟通渠道（如首脑会谈），寻求共同的行为准则，形成对核大国的外部制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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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施新功能主义。有些人不完全赞同核均势的观点，他们主张利用相互依存的发展势头，推动一体化的进程，在特定的领域建立新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跨国机构。新功能主义意在通过说服各国“放弃局部的主权”来换取“世界秩序的机会”(39)。目前，新功能主义的试验区局限在西欧，在世界别处要搞一体化目前仍很困难。但是它仍不失为一条通往未来世界秩序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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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最后形象地说，在不同于压邪扶正的理想社会的现实世界里，以上述方式消除不正义不啻于刮起一场“龙卷风”。但是，它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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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夫曼在书中强调指出，对美国来说，世界秩序最关键的是谋求“没有霸权的领导地位”。“没有霸权的领导地位”应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座右铭”和“计谋韬略”，美国应学会当领导，而不是当霸主(40)。战后美国以世界领导自居，然而，如今世人都认为美国霸权正是源于这一世界领导。美国政府应反省自己的对外政策，重新树立“当领导，不当霸主”的形象。一国政府怎么能要求自己的国民为了世界秩序去扩充核军备，去加紧控制别国呢？这是违背最起码的国际伦理准则的。霍夫曼特别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两点：一是以实力支配控制别国的行动往往会导致动乱；二是单单美国一家是无力建立世界秩序的。如今，以武力称霸的日子已成过去，美国要维护其战后确定的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看到这形势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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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秩序新论的背景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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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战后最深刻、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影响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大事件纷至沓来；美苏缓和、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瓦解、海湾战争、苏联解体，这些事件形成对美国战略思想的若干冲击，新的战略认识应运而生。其内容包括：美国认为，基于雅尔塔体制之上的世界格局已被冲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国际关系处于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形势对美有利，美国不能坐失良机；美国声称，冷战结束、两极消亡是美国对苏联的胜利，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已不再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已赢得了主动权；美国认为，与过去相比，美国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国际社会力量（尤其是联合国和西方盟国）来构筑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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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湾战争对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的提出起了催化作用。海湾战争看上去是一场地区性冲突，然而却具有全球性影响。它表明冷战结束后仍有冲突和危机，美国的战略重点应是对付地区性的危险。因此，对美国来说，冷战格局的解体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要性，而海湾战争则突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迫切性。在一定意义上，世界新秩序既是冷战——遏制战略的结果，又是热战——海湾战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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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相互依赖的世界导致美国利益的全球化，美国利益全球化使得美国不能回避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全球问题的处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提出，面对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美国应尽力避免新孤立主义倾向，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对外战略。新孤立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的失败，表明美国已经完成了遏制共产主义的任务，因此，现在美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好干了，可以解甲归田，转向国内问题了。新孤立主义显然暴露了其片面性。美国今后的对外战略应是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相结合的新干涉主义。其要点是：（1）与新孤立主义不同，它认为美国应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给予地区冲突和全球问题以更多的重视。只要潜在的威胁存在一天，美国就应保持必要的警惕，特别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2）与旧时干涉主义不同，它反对轻易地进行军事干涉，强调榜样力量和核威慑力量的影响力；（3）新干涉主义注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的综合实力，主张通过美国式的自由、民主、道义原则和人权思想对外部世界进行渗透。有的学者称这种新干涉主义是“保守现实主义与自由干涉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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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保罗·肯尼迪教授发表了《大国的兴衰》一书，该书触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实力地位是否削弱的辩论。经过2年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肯尼迪过于悲观，如果说美国出现了实力衰弱的趋势，也只是相对衰弱，现正在“复苏”。海湾战争则彻底驳斥了认为美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衰弱的悲观派，为乐观派注了“强心针”。海湾战争证明，美国仍是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它有能力在远离本土的万里之外部署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结成并领导处理地区危机的国际统一战线。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已是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成为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唯一的一极，俄罗斯已不再是一极，唯有与美国合作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单干将一事无成。至于西欧、日本和中国，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还无法与美国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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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战略认识，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的形成已是“水到渠成”。布什总统在1991年国情咨文中谈到海湾战争时说：“目前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不同的国家被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41)接着，布什总统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发表的演说中第一次宣布了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削减和控制核武器，以及公正对待所有民族”。布什还认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指“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反对侵略，实现全球稳定与繁荣，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和平”，而海湾战争则是“建立这种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尝试，它向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以后出现的暴君发出一个信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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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基本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世界秩序战略，为此提出了恢复和加强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新战略“三支柱”：经济、安全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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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新论的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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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如前所述，美国认为，它已成为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国中唯有美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道义的力量，领导世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无法替代的，美国必须把世界新秩序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则毫不掩饰地说：海湾战争唤醒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意识，当世界需要警察时，究竟谁会被召唤出来恢复和平呢？将是我们。这说明，美国正利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契机来恢复和巩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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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集体安全意指众多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和制止侵略，维持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安全。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在世界新秩序战略中强调两点，一是集体安全必须符合美国安全利益，二是集体安全的重点是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这和历史上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和罗斯福的“四警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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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谋求国际合作。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争取最大可能的国家参与来构筑世界新秩序。美国扮演阿特拉斯角色(43)的日子也不复存在，目前的挑战是要领导新的国际合作。谋求国际合作，首先是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虽然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减弱了，已无力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要确保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必须与俄罗斯谈判，逐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维持相互之间低水平的核威慑。另外，在解决地区冲突、人权等问题上，美国也需谋求俄罗斯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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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需要盟国的合作和支持。欧洲仍是重点，美国认为欧洲共同体应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北约则应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美国不赞成欧洲再成立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军事机构以附属于欧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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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也需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但鉴于中国仍是地区性大国，加上目前中美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只能较多地局限于地区性或专门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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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实力的内涵已有了扩大，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指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准；软实力是指“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文明”。约瑟夫·奈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软实力被忽视了，90年代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重新现实地认识世界权力”，“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学会运用新的权力源泉——改善国际体系结构，推动相互依赖，发展共同文化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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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实力政策更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试图以美国式的制度、体制、道义、民主、文明来改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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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必要的干预。今后，在必要时，美国仍会像处理海湾危机那样，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进行干预。干预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干预要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干预是建立和维持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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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预问题，西方学术界亦有争论。争论焦点在什么是“在必要时”？“干预”与“干涉”有什么区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否有必要，是干预还是干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最根本的是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利用联合国的合法组织形式。英国学者伊安·布鲁玛在评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道德性时，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说：“民族解放运动者、孤立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早就要求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别的国家。如果要维持什么秩序的话，应该让联合国来做。此话在原则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上，没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是无力的，是无法维持什么秩序的。”(45)因此，布鲁玛认为，世界新秩序的实质问题就是“美国或由美国领导的干预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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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美国学者中间也是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世纪之交的对外战略调整，世界新秩序是“适时的战略口号”。贬者则认为，世界新秩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民主、道义、人权思想”与“强权政治”的结合，有的甚至比之为“希特勒帝国蓝图”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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