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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需要盟国的合作和支持。欧洲仍是重点，美国认为欧洲共同体应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北约则应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美国不赞成欧洲再成立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军事机构以附属于欧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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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也需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但鉴于中国仍是地区性大国，加上目前中美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只能较多地局限于地区性或专门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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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实力的内涵已有了扩大，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指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准；软实力是指“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文明”。约瑟夫·奈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软实力被忽视了，90年代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重新现实地认识世界权力”，“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学会运用新的权力源泉——改善国际体系结构，推动相互依赖，发展共同文化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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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实力政策更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试图以美国式的制度、体制、道义、民主、文明来改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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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必要的干预。今后，在必要时，美国仍会像处理海湾危机那样，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进行干预。干预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干预要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干预是建立和维持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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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预问题，西方学术界亦有争论。争论焦点在什么是“在必要时”？“干预”与“干涉”有什么区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否有必要，是干预还是干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最根本的是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利用联合国的合法组织形式。英国学者伊安·布鲁玛在评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道德性时，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说：“民族解放运动者、孤立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早就要求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别的国家。如果要维持什么秩序的话，应该让联合国来做。此话在原则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上，没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是无力的，是无法维持什么秩序的。”(45)因此，布鲁玛认为，世界新秩序的实质问题就是“美国或由美国领导的干预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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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美国学者中间也是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世纪之交的对外战略调整，世界新秩序是“适时的战略口号”。贬者则认为，世界新秩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民主、道义、人权思想”与“强权政治”的结合，有的甚至比之为“希特勒帝国蓝图”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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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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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像基辛格、奈、亨廷顿、哈克维和斯劳特等，从事于探索和研究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有关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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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指出：“世界秩序的内容、作用和目标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猛和深刻，这样具有全球影响。”(46) 由于目前世界秩序的发展正处于新旧结构的转换时期，世界秩序系统本身经历着一种无序失衡的状态，加上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基本结构的众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关于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较具代表性：“地球村”模式、世界政府模式、“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三大经济区”模式、“单极霸权”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两极或多极均势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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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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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新浪潮再一次唤起了人类“地球村”的梦想。巴尼特和卡瓦纳夫就是两个主要的编梦人。他们认为，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真机、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箱和通讯卫星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使地球变得愈来愈小。国际贸易、经济投资的相互依赖，文化、政治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了解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水源短缺、温室效应、难民流动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所有这些全球化的特征都在加速地球村的形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政治的根本冲突将不是国家之间，甚至不是贸易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化的促动者与地方化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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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全球化正在使我们走进一个全球社区，不管我们是否有此准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穷人和富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城市和乡村，于同一时间在全球电子网络中共同分享同样的信息，彼此紧密相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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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地球村”模式在指出信息革命、经贸交往和生态环境给全球带来的变化，亦即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上是相当有道理的。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确实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仅仅根据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世界网络组织就断言国家统治将宣告结束或国家主权将不再重要是缺少事实根据的。实际上，各个国家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很少按照“地球村”模式行事。即使跨入了21世纪，国家利益也仍旧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如果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使全球逐步走向村庄化，那么这个村庄也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而在世界秩序的层面上，它只不过是一个村民之间继续你争我夺，彼此并不十分和睦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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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地球村”模式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例如，莫伊雷就将“地球村”斥为“乌托邦”。他说，国际互联网以及信息全球化尽管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它决不是“地球村”梦想变成现实的象征，“信息地球村依然只是个神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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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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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斯劳特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是无法替代的，“国家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分裂成各自独立、功能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法院、管理机构、行政部门，甚至立法机关——正在与国外的相应部分结成网络，创建密集的关系网，从而构成一个新的跨政府秩序”。斯劳特指出，“跨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理念，比其他现存任何一种世界秩序理念都更有效和更具潜在的说服力”。(50)在新世界中，网络化机构将发挥世界政府的功能——立法、施政和判决，而不带有世界政府的形式。政府网络超越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传统分歧。因而，政府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政府，它将为世界提供建构21世纪国际大厦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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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劳特的设想是极其美好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陷入了与“地球村”模式同样的困境。因此，与斯劳特的“跨政府主义”不同，大多数世界政府模式的倡导者还是主张通过改组联合国和修改完善国际法建立世界新秩序。应该说，在世界政府模式设想的所有方案中，只有这个方案似乎是最为可取和可能的一种。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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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国际组织，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事务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影响广度和深度最大的一个组织。但它仍不是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无法真正履行其统治世界和管理世界的职责。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受制于某个或某些国家集团，成了有辱其使命的傀儡。例如，最近美国两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牵头发动了分别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进攻。这对于联合国的前途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信号。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安理会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即使联合国的存在能够维持到下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成为世界新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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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际法，不论多么完善，它的真实价值都只有在主权国家之间才能得以充分体现。而且，国际法只提供了一种规范体系，它的运行必须依赖于其背后的权力支撑，它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只能来自于：（1）世界政府的集权。（2）各国之间的权力均势。但集权在世界政府成为现实之前是不可能的，而权力均势的状况并不构成世界政府，相反却只是国际政治多元化的一种标志。可见，靠国际法也不可能促成和维持一个世界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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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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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是由麦克斯·辛格和阿隆·韦达夫斯基在他们合著的《真正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不赞同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认为它们的均势理论在冷战后时代已经失去了有效性。为此，他们提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北方工业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而不再是世界强国之间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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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和韦达夫斯基认为，现实的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平、富裕、民主区域”，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大洋洲，占世界人口的15％；另一部分是“动乱、战争、发展区域”，包括前苏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51)。“和平区”内的国家，由于彼此之间政治上的观念一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国际关系将不受相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即使出现摩擦和矛盾，也会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而不会诉诸于武力或战争。相反，“动乱区”内的国家，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落后、人口过多，国际关系将处于一种动荡、不安、混乱，甚至战争的状态，恰如卡普兰在“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52)中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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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目前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就“和平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反驳它的例子，因为部分发达国家未曾诉诸武力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就“动乱区”而言，北非战乱、中东地区冲突、东南欧种族纠纷，以及南亚印巴矛盾，似乎都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信性。然而，“和平区—动乱区”模式并非无懈可击。例如，美日因贸易摩擦、市场开放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等问题，已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北约在解决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分歧。这说明，“和平区”内的和平并不意味着永久和平，甚至它能否维持到21世纪仍是个未知数。此外，“和平区—动乱区”模式很少提及代表“和平区”的北方与代表“动乱区”的南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说，随着两个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南北对峙在所难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试图通过军事进攻使南斯拉夫联盟屈服，从而解决科索沃危机，就是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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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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