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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大学课堂，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及几所军队和地方的外语学院等。所设课程与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课程逐渐接轨，一些重点大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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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1987—1994年）。在这一阶段，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最初努力，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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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汪道涵同志致词，宦乡同志作主题报告。宦乡同志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七个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学科；它应重视对人的作用的研究；它还应重视信息作用的研究；它要为实际服务，指导今后的行为；它要从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中吸取我们所需的营养；它需研究我国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及它还需要研究国际关系的对象、框架和任务(5)。这次会议总结了80年代初至1987年我国引进、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就重大国际问题举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这次会议对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后，1993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国际问题务虚会”，这是又一次重要的研讨国际关系理论的会议。务虚会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指导，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更高层地探讨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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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还成功地举办了两次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次是1991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讨论会，会议着重围绕三个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当前时代的特征，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与新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问题。另一次是199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和国外学者一起就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特征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两次国际会议对扩大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对外交流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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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学者推出了一批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著作、文章和译著。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倪世雄、冯绍雷和金应忠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倪世雄的《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李义虎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潘光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金应忠和倪世雄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杜枚的《转变中的世界格局》、白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梁守德的《国际政治论集》、袁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蔡拓的《当代全球问题》、陈忠经的《国际战略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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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以王建伟、林至敏、赵玉梁的《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开端，关于这方面的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进一步探索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6)。王建伟等人的文章提出十个问题：对国际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问题，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问题，国际冲突的根源和性质问题，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问题，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问题，国家对外政策目标问题，外交政策的决策问题，外交艺术的理论化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对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评价问题。这十个问题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框架，在学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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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已翻译出版的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专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此阶段出版的，如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及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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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探索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核心内容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研究21世纪面临的挑战。当然，跟踪研究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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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一些强点。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的专题有：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家实力、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等，不仅研究著述的数量多且质量高。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在个别研究专题方面，如人权理论、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分析上显示了较强的实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和《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资中筠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刘靖华的《霸权的兴衰》、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俞正梁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颜声毅的《当代国际关系》、宋新宁、陈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等。根据1990年至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关于人权研究的文章近50篇，专著5部；论世界格局的文章近20篇，专著5部；国际战略研究文章近16篇，专著4部；国家实力研究文章6篇，专著1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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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尽管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要有中国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国学者循着三条途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其趋向却殊途同归，辐辏地聚向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第一，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关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1993年至1996年，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理论的文章已发表50篇左右(8)。第二，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至今已涉及的内容有：孙子政治军事思想、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等。第三，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在一些领域开始较系统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40篇(9)。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臻成熟，王辑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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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简单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引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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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20年里虽有突破性进展，但仍落后于人，目前正迎头赶上。改革开放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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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的讨论。他们不仅熟悉第三次论战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内容、新热点和新学派，而且就不少理论问题开始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纵深发展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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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外学者已逐步扩大双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研究的项目包括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国际安全研究（ISS）、区域政治、国际文化、联合国与全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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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努力摆脱“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公式，探索用新的理论方法，科学地研究、预测国际新形势。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马列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同时注意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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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理论构建及其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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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烈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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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10)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思维”(11)。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引出以上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达都有合理的成分，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使研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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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国际关系运行环境的时代特征；国际关系运行主体的主权国家（包括区域性集团），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特征，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程(12)。第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一些基本规律，如：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以及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一些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决等(13)。第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框架还应包括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等(14)。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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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15)。另一派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微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第一要务，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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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后的20年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引介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契机，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已经达到一个较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再想寻求新的更大的突破，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巩固中国国际关系学尚显薄弱的学科基础，使未来的学科发展拥有更坚实的底基和更深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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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定要以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前提。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来探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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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范围有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各类学科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洞察出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在古希腊，哲学早早地占据了西方世界学科发展的起点。当时，各门学科都必须从哲学那里获取灵感和营养，它们实际上都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现代学科划分的轮廓才初露端倪。但这一微露的曙光很快便被中世纪神学君临天下的气势所遮盖。这时，即便哲学也只能成为神学的奴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胚胎中孕育成熟，知识文化领域中掀起了推翻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运动。哲学重新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宝座。然而哲学一统天下的状况也未持续多久，就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加速发展下分裂成许多块大的分支领域，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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