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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一些强点。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的专题有：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家实力、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等，不仅研究著述的数量多且质量高。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在个别研究专题方面，如人权理论、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分析上显示了较强的实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和《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资中筠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刘靖华的《霸权的兴衰》、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俞正梁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颜声毅的《当代国际关系》、宋新宁、陈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等。根据1990年至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关于人权研究的文章近50篇，专著5部；论世界格局的文章近20篇，专著5部；国际战略研究文章近16篇，专著4部；国家实力研究文章6篇，专著1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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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尽管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要有中国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国学者循着三条途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其趋向却殊途同归，辐辏地聚向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第一，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关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1993年至1996年，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理论的文章已发表50篇左右(8)。第二，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至今已涉及的内容有：孙子政治军事思想、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等。第三，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在一些领域开始较系统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40篇(9)。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臻成熟，王辑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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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简单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引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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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20年里虽有突破性进展，但仍落后于人，目前正迎头赶上。改革开放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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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的讨论。他们不仅熟悉第三次论战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内容、新热点和新学派，而且就不少理论问题开始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纵深发展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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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外学者已逐步扩大双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研究的项目包括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国际安全研究（ISS）、区域政治、国际文化、联合国与全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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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努力摆脱“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公式，探索用新的理论方法，科学地研究、预测国际新形势。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马列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同时注意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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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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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理论构建及其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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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烈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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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10)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思维”(11)。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引出以上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达都有合理的成分，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使研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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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国际关系运行环境的时代特征；国际关系运行主体的主权国家（包括区域性集团），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特征，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程(12)。第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一些基本规律，如：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以及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一些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决等(13)。第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框架还应包括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等(14)。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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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15)。另一派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微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第一要务，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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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后的20年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引介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契机，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已经达到一个较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再想寻求新的更大的突破，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巩固中国国际关系学尚显薄弱的学科基础，使未来的学科发展拥有更坚实的底基和更深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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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定要以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前提。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来探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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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范围有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各类学科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洞察出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在古希腊，哲学早早地占据了西方世界学科发展的起点。当时，各门学科都必须从哲学那里获取灵感和营养，它们实际上都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现代学科划分的轮廓才初露端倪。但这一微露的曙光很快便被中世纪神学君临天下的气势所遮盖。这时，即便哲学也只能成为神学的奴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胚胎中孕育成熟，知识文化领域中掀起了推翻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运动。哲学重新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宝座。然而哲学一统天下的状况也未持续多久，就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加速发展下分裂成许多块大的分支领域，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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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学的情况而言，即使在政治学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之后，国际关系学仍然未能摆脱诸如法学、哲学、伦理学和史学等学科对它的控制和分割。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作用的深刻认识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才将其列入独立学科之林。由此可见，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势必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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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角度看，每一个自成一体的客观事物皆可成为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为该学科的独立性提供合法性基础。于是，某一研究对象越自成一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相应学科就越是独立。由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存在着普遍联系，即便是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与任何其他的研究对象发生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宣称，与其他研究对象存在相互联系的研究对象并非一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键是看这种联系是否危及到该研究对象自身的“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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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列举法陈列的国际关系学，目前在中国或在西方的具体研究专题无助于解释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的“自成一体”。唯有对其本质属性而非具体外延加以明确界定，国际关系学才能与其他相关学科予以区别，从而昭示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其实，对国际关系学科属性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整个社会科学大范畴学科划分标准的澄清。严格说来，社会科学的细分应坚持两条平行的标准或思路。其一，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来划分社会科学内部的诸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二，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所处的时空环境来确定不同的研究领域。具体说，以时间环境为脉络，我们可以析离出历史学和未来学；以空间环境（这里的空间环境指的并非是地理范围）为脉络，我们可以勾画出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其中，国际关系学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在缺少统一的中央权威的空间环境中的各项活动，或者形象地说，探讨一切“与国界有关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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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国际关系学及其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所依据的学科划分轴线既然与得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和史学的轴线不同，我们就只能承认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地位与其他上述学科是平级的，从而绝不能将国际关系学视作后者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现实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错误的做法，主要是因为：（1）国际关系学往往被分割为更细的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关系史等。于是，习惯把国际关系学等同于国际政治学的学者自然倾向于把前者看成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同理，国际关系史在史学中的分支地位也容易使人误解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属性。（2）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社会科学的划分还存在上述第二条轴线（时空环境）。于是，朦胧中国际关系学被不公正地依照上述第一条轴线来加以界定，从而只能得出它是诸多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结论。其实，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两条轴线在相互平行、不相包涵的情况下，恰恰赋予了依照这两条异质轴线所分别得出的两大类（实际上是三大类，因为第二条轴线又分为时间和空间两大类）学科群在具体研究专题上彼此交叉渗透的可能性。下图以人类社会的不同侧面和人类社会的空间环境这两条轴线为例，展示了与之相关的两大类学科群彼此交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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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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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说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的话，我们同样也能说，后者分别是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的交叉学科。可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划分轴线统辖下的不同学科群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的相互交叉渗透性，从而不被“某一类轴线下的学科似乎是另一类轴线下的学科的交叉领域”的错觉所蒙蔽。当然，同一轴线下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相互交叉渗透的情况，但这与不同轴线下的学科群之间所呈现的情形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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