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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烈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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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10)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思维”(11)。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引出以上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达都有合理的成分,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使研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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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国际关系运行环境的时代特征;国际关系运行主体的主权国家(包括区域性集团),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特征,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程(12)。第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一些基本规律,如: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以及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一些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决等(13)。第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框架还应包括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等(14)。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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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15)。另一派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微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第一要务,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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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后的20年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引介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契机,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已经达到一个较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再想寻求新的更大的突破,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巩固中国国际关系学尚显薄弱的学科基础,使未来的学科发展拥有更坚实的底基和更深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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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定要以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前提。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来探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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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范围有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各类学科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洞察出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在古希腊,哲学早早地占据了西方世界学科发展的起点。当时,各门学科都必须从哲学那里获取灵感和营养,它们实际上都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现代学科划分的轮廓才初露端倪。但这一微露的曙光很快便被中世纪神学君临天下的气势所遮盖。这时,即便哲学也只能成为神学的奴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胚胎中孕育成熟,知识文化领域中掀起了推翻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运动。哲学重新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宝座。然而哲学一统天下的状况也未持续多久,就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加速发展下分裂成许多块大的分支领域,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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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学的情况而言,即使在政治学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之后,国际关系学仍然未能摆脱诸如法学、哲学、伦理学和史学等学科对它的控制和分割。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作用的深刻认识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才将其列入独立学科之林。由此可见,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势必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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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角度看,每一个自成一体的客观事物皆可成为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为该学科的独立性提供合法性基础。于是,某一研究对象越自成一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相应学科就越是独立。由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存在着普遍联系,即便是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与任何其他的研究对象发生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宣称,与其他研究对象存在相互联系的研究对象并非一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键是看这种联系是否危及到该研究对象自身的“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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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列举法陈列的国际关系学,目前在中国或在西方的具体研究专题无助于解释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的“自成一体”。唯有对其本质属性而非具体外延加以明确界定,国际关系学才能与其他相关学科予以区别,从而昭示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其实,对国际关系学科属性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整个社会科学大范畴学科划分标准的澄清。严格说来,社会科学的细分应坚持两条平行的标准或思路。其一,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来划分社会科学内部的诸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二,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所处的时空环境来确定不同的研究领域。具体说,以时间环境为脉络,我们可以析离出历史学和未来学;以空间环境(这里的空间环境指的并非是地理范围)为脉络,我们可以勾画出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其中,国际关系学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在缺少统一的中央权威的空间环境中的各项活动,或者形象地说,探讨一切“与国界有关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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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国际关系学及其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所依据的学科划分轴线既然与得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和史学的轴线不同,我们就只能承认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地位与其他上述学科是平级的,从而绝不能将国际关系学视作后者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现实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错误的做法,主要是因为:(1)国际关系学往往被分割为更细的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关系史等。于是,习惯把国际关系学等同于国际政治学的学者自然倾向于把前者看成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同理,国际关系史在史学中的分支地位也容易使人误解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属性。(2)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社会科学的划分还存在上述第二条轴线(时空环境)。于是,朦胧中国际关系学被不公正地依照上述第一条轴线来加以界定,从而只能得出它是诸多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结论。其实,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两条轴线在相互平行、不相包涵的情况下,恰恰赋予了依照这两条异质轴线所分别得出的两大类(实际上是三大类,因为第二条轴线又分为时间和空间两大类)学科群在具体研究专题上彼此交叉渗透的可能性。下图以人类社会的不同侧面和人类社会的空间环境这两条轴线为例,展示了与之相关的两大类学科群彼此交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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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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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说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的话,我们同样也能说,后者分别是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的交叉学科。可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划分轴线统辖下的不同学科群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的相互交叉渗透性,从而不被“某一类轴线下的学科似乎是另一类轴线下的学科的交叉领域”的错觉所蒙蔽。当然,同一轴线下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相互交叉渗透的情况,但这与不同轴线下的学科群之间所呈现的情形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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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涉及任何学科都必定具备的另一要素——研究方法。从一般原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同样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透视研究方法与学科独立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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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方面看,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思路一般起源于某一特定的学科或研究对象。如数量分析法起源于数学,理性选择法起源于经济学,个案研究法起源于历史学,制度分析法起源于社会学等。但随着各学科交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加强,原本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或思路极有可能向相关学科扩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政治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借用了原属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法,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借用了社会学的文化认同分析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都在普及数量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等。因此,在当代社会科学各门类充分交流,共同促进的形势下,已经很难在某一门具体的学科和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思路之间划等号了。由此推论,国际关系学也无需专门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学科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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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方面看,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对于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差别极大。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独立的根基,而特定的研究方法只是锦上添花。没有了独属自身的研究方法,拥有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的学科照样可以保持其独立性。而没有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就根本谈不上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以国际关系学为例,第二次和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实际上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辩论。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之争集中体现了哲学思辨、历史个案同数量分析、科学系统之间的较量。80年代末90年代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大辩论则代表了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和源自社会学的文化认同论、源自哲学的后现代解构论之间的交锋。由此可见,针对国际关系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最具活力的情形应当是诸种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辩争场面。如果某一种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牢牢占据统治地位,则反而不利于国际关系学健康、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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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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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评介;若干国际关系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学有关系开始设立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关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呼声渐高,并开始了有步骤的研究和探索。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创阶段。然而,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创建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若干重要问题,特别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中国特色问题、学术评价问题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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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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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其中关于国际关系的精辟论断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南。失去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就会失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根本谈不上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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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不少学者也介绍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但他们是把马列主义作为一般的学派来加以评介,往往以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态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且有不少解释是片面的、武断的或错误的。因此,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确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正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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