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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而言，一国的学科建设少不了在基本概念、基本范式、基本流派方面狠下功夫。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引介、消化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我们自然不能撇开现实不管，闭门造车，盲目乐观地构建封闭的基础理论体系。目前，要缩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基础理论上的差距，唯有充分地打开门户，依照“拿来主义”的原则借鉴有价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同时对属于糟粕范畴的东西也要提高警惕，予以批判。这里需要略微具体地澄清一下我们对于国际关系学基础理论的误解。一谈及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国家利益”、“国际格局”、“均势”、“国际体系”、“相互依赖”等。其实，涉及国际关系学根本的概念首先还不是这些词汇，而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范式”、“元理论”、“变量”等构成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的学术概念。对这些根本理论概念的忽视，必然会削弱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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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之间的应用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的枢纽。它起着联系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价值的桥梁作用。一般说来，国际关系应用理论是与国际关系六个分支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例，霸权稳定论、复合相互依存论、贸易和平论等都是既以某一理论流派为依托，同时又着眼于实际应用价值的应用理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用理论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难点所在，它意味着基础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完美结合。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来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理论底座，尽管中国学者学以致用意识十分强烈，应用理论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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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从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研究层次的协同性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相比，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大多数是质的，而非量的，由此可见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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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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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要正确地处理好对西方理论的批评和借鉴的问题。要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对客观情况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应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理论贡献，研究哪些可以借鉴，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应看到它的局限和缺陷，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两者不可偏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批判、只借鉴，甚至全盘接受，就会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坚持批判的态度，才能正确地借鉴。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又是在特定的领域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不加以研究，不借鉴，不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也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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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这一前提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变化与实质的关系。应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的摩根索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新现实主义，变化是很大的，从原先鼓吹强权政治、武力干涉、国际冲突和霸权思想到强调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后合作、国际机制和南北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马列著作被列为禁书到如今开禁并列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参考书，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东西方关系缓和，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的理论融入了许多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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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起了根本变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前几篇文章已提及，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新强调其实践性，它与政府决策关系更趋密切。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以“美国利益全球化”为信条，坚持为美国对外战略服务。例如，新现实主义一方面强调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仍坚持强权政治，称“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但它实质上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一种“新遏制经济学”；国际机制论和世界秩序论突出国际关系原则、准则、规则和程序的重要性，但是骨子里美国仍是“老大自居”，要别人按美国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标准行事，美国政府近年来很推崇“国际关系机制化、制度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政府决策之密切可见一斑。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必须看清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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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一方面，应该看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至今的六七十年内，美国几代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该领域勤奋耕耘，使国际关系学从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使它演变成一门具有特色的十分活跃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理论。美国学者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筑造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架（包括研究对象、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更不乏可取之处，其中的历史哲学分析、层次分析、体系分析、决策分析、模式分析、博弈分析和比较研究等都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和独到的见解，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均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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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列宁曾提及旧理论的两个缺陷：一是没有摸到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本质特征；二是没能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和历史作用。这一分析也适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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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以西方大国关系为主，在大多数美国学者看来，世界政治就是大国政治，而大国政治的核心是美国，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Amerinocentric）的大国国际关系理论(24)。有一位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避免地是以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为条件的。”(25)经过二次大战后的“重心转移”和冷战后的“地位加强”，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该学科的支配地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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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找不到小国、弱国、穷国的应有地位，听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声音，强权政治不消说，就是体系理论、互相依存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暴露出这一根本问题。有的学者即使提到南北关系，也往往歪曲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和立场，对它们的“观点和看法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于“美国为中心”这一点，不仅英国学者表示不满，认为是“损害了包括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而且连美国学者也承认，这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他们“超级大国学者”已成为“批评的目标”(27)。因此，在世界范畴内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性，反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任何霸权支配地位，使国际关系理论充分地反映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呼声，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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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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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首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与改革开放同步。然而，它的研究水平与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纵观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之际；逐年扩大改革开放之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取得长足发展之际。改革开放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是国家民族走向富强昌盛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必将大有作为。但是，也必须看到，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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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既需要专题研究，也需要理论研究自身的构建。如果忽视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构建，一味地陷入具体专题研究之中，就研究目标而言，则可能骛之愈切而偏离愈远。国际关系学包括理论、历史和现状三个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论述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框架时，李石生教授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28)。梁守德教授提出基本概念、完整体系和鲜明特色(29)。陈乐民教授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在中国似乎愈加成为一门显学，它联着文史哲政经，它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是非走跨学科的道路不可的(30)。这些提法涵盖面广且深，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点，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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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并不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调意识形态概念，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应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就理论而言，从俯视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但是，具体到一国与它国间的关系时，就不难看出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本国特色。没有自己的理论，就容易跟在西方理论后面乱转。为了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我们应正确对待西方的理论。既不盲从，也不拒绝。应扬长避短，西为中用。经过比较分析和批判借鉴，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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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初创时期。我们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目标还相距甚远。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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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理论探索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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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反映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世界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关系曲折发展，新问题和新现象不断出现，要求国际关系学者进行认真研究，作出科学分析。这就必须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鼓起理论勇气，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新见解和新观点。“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通过不断地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又不断地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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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忙着介绍国外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搞“照搬加包装”，而如今，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们要独立思考，要体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性，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世界的学术舞台上争有一席之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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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国际关系的T和P（theory and practice，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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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际，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富有现实性和时代感，更好地为执行我国外交政策、发展我国对外关系服务。我们越来越感到，要使中国更了解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就必须加强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的研究，而以下五个问题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第一，世纪之交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理论问题，尤其需要从国家利益和全球安全战略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第二，和平与发展问题，包括国际冲突、国际危机、核战略、第三世界等问题的研究；第三，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特别是相互依存、国际合作等理论问题；第四，国际人权问题，这不应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我们东方无产阶级更有发言权，应该从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阐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中国应高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人权的旗帜；第五，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论问题，我国政府早已提出建立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如今西方学者也在大谈特谈世界新秩序，两者的区别何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特点、内容、性质、条件、机制、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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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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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就必须有一支掌握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功底，熟练运用外语工具，并具有良好的治学态度以及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研究队伍。而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队伍在总体素质上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相比还显薄弱。尽管目前还不宜集中太多的人到这一领域来，但根据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深入的需要，适当扩大队伍，提高队伍素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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