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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和圣战组织”的主要攻击目标自然是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但其他袭击事件则主要针对扎卡维的宿敌——约旦和什叶派,扎卡维将此二者视为伊拉克及周边地区逊尼派力量的主要威胁。这种三管齐下的战略,体现了通往扎卡维最终目标的路径:破坏占领军武装,同时在伊拉克引发教派冲突。扎卡维认为,他领导的组织可以在由此产生的混乱局面中得利,成为逊尼派群体的守卫者,并且谋求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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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提出这个目标,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伊拉克特有强权政治的影响,其中的宗派元素对扎卡维个人而言尤为重要,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书面文字当中。扎卡维在字里行间始终充斥着反什叶派的论调,内容往往取自历史上伊斯兰理论家的种种言论。比如,扎卡维经常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著名警告:“他们是敌人。提防他们。攻打他们。天哪,他们撒谎。”[8]事实上,在2006年6月7日丧生前,扎卡维在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上大声疾呼:“穆斯林绝不可能胜过或超过好斗的异教徒——比如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除非我们把低于他们的穆斯林全部消灭掉——比如拉菲达领头的叛教党徒。”拉菲达是扎卡维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蔑称。[9]扎卡维委派第二任妻子的父亲——“统一和圣战组织”在阿富汗时期的老兵——制造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炸弹袭击,此举早已显示了他个人在打击什叶派和引发宗派冲突上的承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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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06年:失之“基地”,收之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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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到2006年,“统一和圣战组织”加足马力活动,包括实施多人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大规模伤亡。自2004年5月美国商人尼古拉斯·伯格(Nicholas Berg)遇害以来,扎卡维本人也担心外国人质遭绑架和斩首的事件多到可怕的地步。因其声名在外,加之国际征募网络四通八达,“统一和圣战组织”日益发展成伊拉克圣战分子保护伞的中心,同时也在不断吸纳其他气味相投的团体。2004年9月,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谈判,扎卡维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1]。从那时起,“统一和圣战组织”更名为“美索不达米亚圣战‘基地’组织”(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TQJBR),通常简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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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扎卡维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始终剑拔弩张,特别是因为伊“基地”组织残暴无度,把矛头对准大量什叶派平民——这一点可谓是扎卡维与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上级之间的根本区别。“基地”组织一直全力对抗“叛教”的政权,并且尽可能避免玷污圣战事业的形象;相反,扎卡维认为整个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已被破坏,必须通过恐怖暴力加以清洗。这种差异可从“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和贾迈勒·易卜拉欣·阿什提维·马斯拉提[Jamal Ibrahim Ashtiwi al-Misrati,又名阿提亚·阿布德·拉赫曼·利比(Atiya Abd al-Rahman alLibi)]2005年写给扎卡维的信件中略知一二。[12]不同于伊“基地”组织大张旗鼓、残暴无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基地”组织提倡更有耐心的策略,至少在美国入侵之后便是如此。与此同时,扎瓦希里在2005年写的信中的确曾鼓励伊“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筹备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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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基地”组织的长久声望持续吸引着伊拉克当地叛乱团体的援助,既有思想上的支持,也有实际上的支持。2006年1月15日,伊“基地”组织宣布与其他五个团体[“胜利教派军”(Jaysh al-Ta’ifa alMansura)、“一神教支持者旅”(Saraya ‘Ansar alTawhid)、“伊斯兰圣战旅”(Saraya al-Jihad alIslami)、“外来人旅”(Saraya al-Ghuraba)和“精神境界旅”(Kataib al-Ahwal)]合并形成“圣战舒拉会议”(Majlis Shura al-Mujahideen,MSM),目的是团结起来,更好地协调伊拉克圣战军的反叛行动。2006年6月7日,扎卡维[连同他的精神顾问谢赫阿布德·拉赫曼(Sheikh Abd al-Rahman)一起]命赴黄泉,这对新成立的“圣战军舒拉会议”来说看似是致命打击,实际上却促进了组织的强化。五天内,伊“基地”组织任命阿布·哈姆扎·穆哈吉尔[Abu Hamza al-Muhajir,又名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新的领导人;四个月后,“圣战军舒拉会议”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al-Dawla alIslamiya fi Iraq,Islamic State in Iraq,简称ISI)成立,其内阁架构已相当完善。同年11月10日,马斯里向“伊拉克伊斯兰国”头目哈米德·达乌德·穆罕默德·哈利勒·扎维[(Hamid Dawud Muhammad Khalil al-Zawi),又名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拜阿(bay’a,效忠)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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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直到多年以后这些事件的意义才变得清晰,但马斯里向“伊拉克伊斯兰国”表达效忠承诺,而“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向“基地”组织表达效忠承诺,两大组织因此愈行愈远。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基地”组织仍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是其下级组织,还会命令后者去攻击特定目标;但到了2010年-2011年间,两者的关系已是破镜难圆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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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009年:统治不善和萨赫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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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建立意在表现一种质变:叛乱组织转变成为负责统治一片领土的军事政治参与者。截至2006年末,该组织已经实现财务自足,凭着赎金、勒索、石油走私等行径,总资产一年内从7000万美元增至2亿美元。[15]可是,“伊拉克伊斯兰国”跟伊拉克“基地”组织一样,坚持专制意识形态,寸步不让,而在其企图执政的地方,这意味着当地社区的态度往往是反对其统治的。简单地说,“伊拉克伊斯兰国”过高估计了自己获取逊尼派人士支持的能力,也过度分散了武装力量,因而难以抵御接下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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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当地部落萨赫瓦(Sahwa,觉醒)委员会开始积极反抗“伊拉克伊斯兰国”对伊拉克逊尼派地区(尤其是安巴尔省)的领土控制。在美国和当地安全部队的支持下,凭着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萨赫瓦民兵的反叛乱行动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种局势变化极大地搅动了现状,促使“伊拉克伊斯兰国”着手猛烈打击敌对的逊尼派团体以及企图摆脱逊尼派影响的少数派群体。2007年8月14日发生的事件在极大程度上证明了后者所遭受的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一处雅兹迪教徒聚居的村落制造了四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近800人死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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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13日,“伊拉克伊斯兰国”暗杀了萨赫瓦委员会领导人谢赫阿布德·萨塔尔·里沙维(Sheikh Abd al-Sattar al-Rishawi),不过,几个月内,该组织在伊拉克就遇到极大压力,主要是因为敌人层出不穷,大量增长。因此,组织里的许多外国籍战斗人员开始离开伊拉克,宗派暴力活动也明显减少。[17]事实上,“伊拉克伊斯兰国”造成的威胁已是日渐式微,美国为获取情报俘获或击毙马斯里的悬赏金额也是一降再降,从2007年的500万美元降到100万美元,后来又减少为2008年5月的10万美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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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1世纪头几年间叛乱力量的典型代表,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刚开始都运作得相当成功,领土不断扩张,本地化的统治机制也得到建立。然而,由于这些组织基本上都遭到周围民众的排斥,因此最先遇到的就是传统的反叛乱战略。各项打击行动以情报为主导,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各级领袖,并以自下而上的广泛斗争为补充,由萨赫瓦委员会领导,受美国领导的盟军支持。结果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2007年-2009年期间备受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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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01 1年:重组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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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至2010年8月,美国军队陆续从伊拉克撤离,萨赫瓦的影响也一落千丈,但“伊拉克伊斯兰国”受到的压力一直延续到2011年。美国撤军使得安全保卫职责转移到伊拉克军队身上,这极大削弱了萨赫瓦委员会的能力,也提振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信心及其在地方的募兵工作。尽管如此,“伊拉克伊斯兰国”所受的压力迫使它学习组织运作的速成之法。在更往南的地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承受萨赫瓦压力的同时,从2008年初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方法是逐渐“退化”为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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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决定尤其重要: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总部转移到北部城市摩苏尔,这里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可为他们所用。起初,“伊拉克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日常管理由巴格达迪的副手阿布·卡斯瓦拉·马格里比(Abu Qaswarah alMaghribi)主持。马格里比于2008年10月丧生以后,很可能是由“胜利阵线”(Jabhat al-Nusra,现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和现任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贾拉尼(Abu Muhammad al-Jowlani)继任。[19]迁至摩苏尔这一举措促进了“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力的再度集中,巴格达迪和两名副手包揽了大权。就这样,国家级领导层制定省级战略,并且将具体运作规划和关注创收的职责授权给各省长官。这种官僚架构需要严格的纪律,“伊拉克伊斯兰国”当时甚至在面向公众的宣传稿中大力鼓吹纪律。在这整段相当充实的学习时期里,“伊拉克伊斯兰国”也在继续利用现有的政治社会分化局面。随着美军不断撤离,什叶派领导的努里·马利基中央政府支持不足、缺钱少粮,萨赫瓦民兵因而不再全心全意为之效力。到了2010年中期,“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出的薪水高过政府的300美元月薪,因此征募到越来越多的前萨赫瓦成员前来入伍。[20]2010年初,“伊拉克伊斯兰国”还企图重新组建高层领导,因为该组织的42名最高官员中,有34人在21世纪头十年被杀或被俘,而只有部分职位填补了适当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对关押其领导人的监狱发起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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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伊斯兰国”也转变战略,发动宣传运动,重申“伊斯兰国”的合法性。该组织特别强调,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是古莱什族的一员——按照伊斯兰传统,下一任哈里发将在这个部落中产生。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阿布·阿尤布·马斯里双双身亡,继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据称也是古莱什族。此外,“伊拉克伊斯兰国”还不时将其政治和领土影响力跟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的影响力相提并论,由此申明自己的宗教合法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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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实际地说,在内部变化的同时,“伊拉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许多地区,尤其是巴格达发动的袭击事件也不断升级。2009年8月至12月,“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市中心制造了自2003年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三起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82人死亡。2010年,伊拉克这种大规模攻击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但爆炸事件的频率则开始增加,预示着“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运作结构开始自下而上地“重现生机”。或许最重要的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变得越来越“伊拉克”了。这不仅增强了组织的社会基础,也促使它开始在充分考虑本地群体情况的前提下谋划在省级和地方的运作。同时,“伊拉克伊斯兰国”也更加善于从伊拉克的安全机构中更好地获取情报来源(后来得到广泛利用)。尽管如此,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员损失惨重,意味着其架构和运作仍然仅限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水准,虽然该组织在逊尼派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广,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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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014年:叙利亚、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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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内战爆发和“伊拉克伊斯兰国”活动在该国的扩张,无疑给组织的基础注入了能量,其恢复和扩张在2011年以前显然进行得很顺利。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进行得如火如荼,“伊拉克伊斯兰国”继续推进从2009年底就开始的扩张和专业化。它大大升级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仅在地理上——延伸到南部什叶派地区和北部库尔德人地区,而且在规模上——常常于一个小时内在多个省份制造二三十起连环袭击事件。例如,2011年8月15日,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12个地方,实施了共计22起爆炸,看来是协同行动。[22]这些强烈而广泛的攻击事件不仅给政府造成物资损失,还削弱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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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伊拉克伊斯兰国”发动“破墙”运动,主要目标是解救被监禁的组织成员和高级指挥官。接下来的一年里,“伊拉克伊斯兰国”对伊拉克监狱发动了8起较大的攻击。[23]运动初期,2012年9月发动的提克里特市塔斯菲拉特(Tasfirat)监狱袭击事件,帮助被关押在死囚牢房的47名“伊拉克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越狱;[24]到运动接近尾声时,2013年7月21日发动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袭击事件,造成大约500名囚犯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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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伊斯兰国”也越发重视大量收集和利用情报,事实证明此举在与当地政府交涉时极有价值。该组织也因此扩大了在伊拉克逊尼派教徒中的影响力,到了发起第二场为期12个月的运动——“士兵收获行动”(Operation Soldier’s Harvest,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时,ISIS更是深入人心。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针对性攻击和恐吓,削弱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信心。实际上,安全人员遭受的“近距离刺杀”和针对个别指挥官、士兵和警察的威胁活动增加了150%——这些针对性攻击包括到目标人物的住所投放炸弹、驱车经过检查站或私人座驾时开枪射击,以及其他类似行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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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2011年至2013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它在这三年完成了巨大的演变和成长,成为一个有能力征服领土和统治领土的组织。最明显的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已扩张到叙利亚,并且利用了该国的革命和内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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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及其前身组织组建募兵网络,汇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协助下,经由叙利亚前往伊拉克,自此便一直同叙利亚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截至2007年,伊拉克的外国籍战斗人员中,“85%-90%”都是取道叙利亚而来的。[26]因此,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人民革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对此非常关心,他亲自派伊拉克尼尼微省作战长官阿布·穆罕默德·贾拉尼前去叙利亚,组建“伊拉克伊斯兰国”前线部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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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贾拉尼抵达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开始联络全国各地的地方圣战组织,进而组建成后来的“胜利阵线”。[28]这些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很多都是因为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颁布的一系列大赦令(特别是2011年5月31日颁布的第61号法令)而获释的。[29]2012年1月23日,“胜利阵线”公开宣告成立,并声称为2011年12月23日发生的大马士革袭击事件负责,这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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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六个月时间里,“胜利阵线”以类似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方式在叙利亚运作,但也坚称它与后者和“基地”组织没有联系。尽管“胜利阵线”的主要目标是政府相关的对象,但最先遭殃的往往是平民,因此“胜利阵线”在叙利亚反对派那里并不受欢迎。然而在2012年底,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此时的“胜利阵线”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的武装组织,成员数量可能有2 000人,在南部的大马士革、德拉和北部的伊德利卜、阿勒颇都有极为有效的部署。[31]此种扩张使“胜利阵线”从典型的恐怖组织转变成为反叛力量,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截至2013年1月中旬,“胜利阵线”已经领导夺取了叙利亚北部两大军事设施——阿勒颇的哈纳努(Hanano)兵营(2012年9月中旬)和伊德利卜的塔夫塔纳兹(Taftanaz)空军基地(2013年1月11日),并且作为反政府斗争的重要成员而声名远扬。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2012年12月11日把“胜利阵线”列为恐怖组织的那个星期,叙利亚各地的星期五抗议活动的主题就成了“我们都是‘胜利阵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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