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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伊斯兰国”开始调节自身利益的平衡点，这时它已经巩固了在代尔祖尔和拉卡的控制权，于是向阿勒颇[库韦里斯（Kweiris）空军基地]、霍姆斯[沙伊尔（al-Shaer）天然气田]、哈塞克（Hasakah,121团和市区）和拉卡（塔巴盖空军基地17师93旅）的政府军发动多次大规模攻势。简言之，“伊斯兰国”已经调整好状态，足以重新发起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从伊斯兰教神学角度，“伊斯兰国”认为叙利亚政府无异于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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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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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伊斯兰国”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者”，所有的策略做法都是为了“筹划激进的政府和社会变革目标”。[11]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伊斯兰国”的运作方式像管控严格的官僚机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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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2010年就任领导人以来，“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日益缩小，愈加排外，不过仍然保留着由多位“部长”组成的“内阁”。巴格达迪可能保留一位私人顾问或助理（原来是哈吉·贝克尔）以及两位直接副手（一人负责叙利亚，一人负责伊拉克）、八人“内阁”和至多1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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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顶层，巴格达迪树立起一个具有伊斯兰教合法性的关键形象，理由是他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拿到所谓伊斯兰教研究的博士学位，以及他过去在萨马拉担任伊玛目和宣教人员。巴格达迪虽然不是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或者穆夫提学院（Dar al-Ifta’ alMasriyyah）[1]，但曾任教职的背景使他在宗教层面的地位比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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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重要的是，巴格达迪手下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具备军事和情报经验，这为“伊斯兰国”高效得力的组织运作带来专业水准。例如，巴格达迪的两名直接副手都曾在伊拉克军中任高级军官：负责叙利亚行动的首领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曾为伊拉克陆军少将，负责伊拉克行动的首领法德勒·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哈亚里[Fadl Ahmad Abdullah al-Hiyali，又名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曾为伊拉克军事情报部门陆军中校和特种部队军官。[13]此外，根据2014年6月初从原“伊斯兰国军事委员会”头目阿德南·伊斯梅尔·纳吉姆·比拉维[Adnan Ismail Najem Bilawi，又名阿布·阿布德·拉赫曼·比拉维（Abu Abd al-Rahman al-Bilawi）]藏身处查获的资料，该组织拥有大约1000名“中级和顶级战地指挥官，每一位都具备技术、军事和安保经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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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圣战军舒拉会议”决定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并且明确视之为一个杜拉（dawla，国家），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点。“伊斯兰国”将自己看成一个国家，也表现得像一个国家，从而寻求对领土的控制和统治，维持履行诸多“部委”责任——军事、民事、政治和财政职责——的部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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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未公开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运作着一个复杂而又注重细节的官僚体系，用报告作者的话来说，该体系目前大体上仍在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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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基层组织被要求将取自当地企业的收入——比如绑架赎金和敲诈勒索——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并且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截至目前，重新分配和薪资成本——支付给成员或者补偿已故成员家属的薪金——是最大开支……一度占全部支出的56%。……随着“变节者和十字军”成功赢得部落支持来反对他们的形势逐渐明朗……“伊斯兰国”指挥官在治理架构中设立一个新机构来挽回这些领导人。新成立的“部落委员会”成员对这些人的拜访都由簿记员记录在案；簿记员一直在密切留意送给所谓“要员”的现金、《古兰经》和其他礼物，之后还会向上级报告该部落对于提议的接受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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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伊斯兰国”军队的管理方式看起来类似民族国家的军队，各支部队轮转于前线的现役执勤、“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以及“基地”的其他部署之间。正如2014年6月驻扎在代尔祖尔的英国籍战斗人员阿布·奥斯曼·布里塔尼（Abu Uthman al-Britani）所说：“老实讲，这很像是在西方国家过的日子，除了手上有把枪。……（你的职责）取决于你在哪里，但你的主要职责是里巴特（ribat，前线执勤）。……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旅游，只要能拿到假期——你只需要拿到书面批准就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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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国”扩张之际起到关键作用的内部结构和决策机制之一就是创收。至少从2005年开始，“伊斯兰国”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2005年到2010年之间流向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外部资金总额不足该组织总“收入”的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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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就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之后，巴格达迪成立了财务指挥委员会，摩苏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位得到巩固。[18]2014年，错综复杂的敲诈网络可以创造一个月12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伊斯兰国”日益受到公众注目，这可能带来私人资金支持的潜在增长，不过创收能力的同时扩大则表明，该组织已能持续实现财政上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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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所得的收入虽然已经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比起叙利亚和伊拉克石油的地下销售而言仍是相形见绌。对“伊斯兰国”来说，非法售油算不上新鲜事——到2010年，人们已认为该组织一直在“抽取伊拉克石油财富的份额，在北方开加油站，走私石油，向工业承包商勒索钱财”[19]。不过到2014年8月底，能源分析师估计，该组织每天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将多达7万桶原油（重质原油每桶26~35美元，轻质原油每桶60美元），卖给内部黑市客户和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外部买家。[20]通过这些倒买倒卖，“伊斯兰国”的每日收入为100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12月将达到3.65亿美元至11亿美元。[21]不过，国际上合作打击“伊斯兰”的联盟自2014年9月下旬开始把目标对准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设施，这将显著破坏实现此种前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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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财政虽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但也在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包括农业、棉花、水、电等。众所周知，该组织还有效地运作着绑架人质换赎金的行动，仅2014年8月就证实有四名外国籍人质（两名意大利年轻女性、一名丹麦人和一名日本人）被“伊斯兰国”绑架。[22]或许寄希望于拿到赎金或者交换俘虏，“伊斯兰国”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把这项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处决美国、英国和日本人质。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有力武器。例如，布鲁塞尔一位未具名的北约组织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国”在2014年4月收到来自法国的1800万美元赎金，不过这一说法遭到法国政府否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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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不具备全面控制权的地区，“伊斯兰国”仍然维持着敲诈勒索网络，收取保护费。“伊斯兰国”分支据称也盗窃古董，再到黑市上卖出。一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声称，该组织在2014年初将来自大马士革北部奈卜克（al-Nabk）具有8000年历史的文物出售，赚得3600万美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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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长期以来在其控制或影响的地区实行影子税收（和勒索），不过自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便开始更多地推行官方税收制度。例如，伊拉克西部主要公路上的货运业务目前实行关税制度，征收对象是经伊拉克边境瓦利德（al-Waleed）和塔尼夫（al-Tanif）交叉通道而来的叙利亚和约旦的食品和电子产品运输卡车。截至2014年9月，税费为食品类每车300美元，电子产品类每车400美元，有时普通卡车统一征税800美元。这一系统本身出奇地专业，正如记者米切尔·普罗瑟罗所观察到的：“‘伊斯兰国’不仅保护商人免遭盗匪侵扰，也向他们提供文书，证明他们已经向‘伊斯兰国’纳税，还有仿冒的政府税收凭据，卡车司机可以拿给伊拉克陆军检查站看，这样他们不用另外交钱就可以通过了。”[25]这种独立的财政能力除了保护“伊斯兰国”免于传统的经济反恐措施，还为其提供了社会影响力的源泉——无论是通过激励手段来鼓动部落效忠，还是通过提供粮食配给和燃料补贴来激起民众支持。例如，2014年5月-6月进攻代尔祖尔期间，“伊斯兰国”“花了200万美元诱使部落和领导人允许他们在该地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战略投诚和效忠宣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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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给自己树立富有和成功形象的能力，增强了其从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鲜战斗血液的效果。正如一名驻守阿勒颇的温和派指挥官在2014年6月以匿名身份透露说：“叙利亚人加入ISIS为的是钱，就是因为他们能付得起工资。”[27]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政治官员说得更是直截了当：“ISIS肯定会扩张下去的——它有的是钱，而现在叙利亚人太穷了。钱能改变一切——人绝望了，难免要去支持极端主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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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战略：玩转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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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内部运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国际媒体关注。通过省级媒体账号和若干中央媒体部门，“伊斯兰国”在Twitter上的表现远远胜过其他所有武装组织；直到2014年8月，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该组织的所有Twitter账号被关闭。[29]此后，“伊斯兰国”把账号短暂地转移到更加独立也更加注重隐私的平台——Diaspora，后来又到俄罗斯社交网站VKontakte扎根下来。好景不长，该账号在9月中旬也被封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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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的各个账号协同发布特别重要的内容，事实证明此举果真能夺人眼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伊斯兰国”的“标准媒体”（Al-Furqan Media）于2014年3月17日发布了长达一小时的《剑鸣铿锵（一）》（Salil al-Sawarim I）视频，24小时内YouTube点击率达56998次。发布两个月以后，该视频在Twitter上的转发次数达到40小时内共计32313次——平均每小时转发量为807.825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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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还运作数个安卓（Android）应用程序，其中包括“福音的黎明”（Fajr al-Basha’ir），它能读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他们的账号发布统一内容。2014年6月9日至10日攻占摩苏尔期间，“福音的黎明”尤其活跃，它集中统一发布的一则Twitter信息，排在“Baghdad”（巴格达）一词全球搜索结果的榜首。[32]2014年6月巴西世界杯期间，“伊斯兰国”相关账号甚至劫持了话题标签，给他们发布的军事媒体资料加上“#Brazil2014”（#巴西2014）或者“#WC2014”（#世界杯2014）之类的标签，这样就会出现在相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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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四五月份以来益发注重英文资料，标志着“伊斯兰国”开始转向更广大的国际宣传，宣扬在新成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生活的构想。《达比格》（Dabiq）杂志——设计无可挑剔，用英语——采用巧妙的手法扩大了“伊斯兰国”的招募基础。例如，《达比格》创刊号探讨了“易卜拉欣的道路”（Millah Ibrahim，易卜拉欣是伊斯兰教先知，也称亚伯拉罕），大概是为了提醒读者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写过一篇知名文章，攻击沙特王室的合法性。“基地”组织最强大的联盟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初衷就是反对沙特的君主制，因此这种关切很可能意在吸引该组织的支持者加入“伊斯兰国”。[34]事实上，到8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查明AQAP和驻守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都有“成群的战斗人员”叛逃到了“伊斯兰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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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不仅吸引新兵和全世界的目光，更是让潜在的加入者不约而同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并确保持有塔兹基亚。此外，“伊斯兰国”统一行动的各个社交媒体账号所组成的协调网络，使该组织得以使用多种语言发布一致信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激斗也是在网络上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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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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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和恢复哈里发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掌握了管理和统治组织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伊斯兰国”面对着圣战者的“根本困境”
:“他们要是不治理，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以往记录显示，他们再三尝试都告失败。”[36]不过，“伊斯兰国”如今已经保持领土（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控制权，其宗教和政治活动不仅维持了治理，更是有所扩大。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居民称当地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他们]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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