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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乔叟是伦敦一名葡萄酒商的儿子，还是一位皇家公爵夫人的远房亲戚。大概是出于这些原因，他能敏锐地觉察到重要人物对社会礼仪的微妙影响。他所塑造的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中有一位“来自巴斯的妻子”。这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女商人。当与邻里们一同进入教堂中殿领受圣餐时，她总要非常蛮横地抢在别人前头。那些朝圣者当中还有些卖缝纫小物件的老板、染工、木匠、织工和地毯商，这些穿着考究的手工艺能人会用银饰装饰自己的腰带、配刀和钱袋以炫耀他们的财富。这些做法，都与《反奢侈法》背道而驰。所有这些人都梦想成为一名市议员，对此他们的妻子都强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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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称为“太太”多么荣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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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去教堂时所有人都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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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女王一样被人托着你的纱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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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想入非非的女士们在教堂里就座，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时，可能会看到顶梁柱上安放的那些漆得闪闪发亮的木制天使像。这些天使像分九级，各司其职，穿着各异。不论是经过雕刻、彩绘，还是上釉的工序制成，大部分塑像都以演奏某种乐器的形象出现。这里隐含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旁观者可以借此联想到天堂生活的完美与和谐；另一方面，它提醒着世人，上帝赐予了万物等级。这支充满神性的天使乐团其实就是上帝为人类社会量身定做的模板。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基督徒都应致力于实现尊卑有序并恪守其位。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不平等是上帝赐予的天赋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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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整体形态比作是一个底部宽、顶端窄的金字塔。从它的横截面可以看出它一共分三层：位于上方的两层很窄，位于下方的一层很宽。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14世纪末期，有位名叫尼古拉斯·布罗姆亚德的多明我会修士在一次布道中对这其中蕴含的智慧作了具体解释。他用了一个很恰当的乐理来做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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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各类等级的排序应当像竖琴上的琴弦。每根琴弦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它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创造出优美的旋律……由此类推，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每个人也应该各司其职：地位低的人就应该好好工作并听从指派；而那些官员、律师和牧师就该为百姓排忧解难，替他们做祷告，给他们讲道理；而统治者负责管理各项事务和保护自己的子民，他的职责好比弹奏竖琴的琴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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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得以在大莫尔文修道院内找到一扇绘有亨利七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亚瑟王子画像的窗子。这位天生的统治者被一群来自天国的乐师簇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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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亚德对一个由基督教主导的社会如何排序以及为何如此排序的解释，其哲学根源来自《圣经》以及早期教会神父对《圣经》的解读，还有古代希腊、罗马的权威理论。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整理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封建制度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确实存在。在其最早最经典的形态中就包含了三个相互依存的阶层，或者说是社会秩序。处在顶层的是拥有土地的亲王和骑士们，他们守卫着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对抗着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处在第二层的是那些受封的教士，通过谆谆教导、执行圣礼和道德告诫，为众人和那些准备接受审判的灵魂祈祷；最下层是三个阶层中最大的一个，由劳动人民组成。这群人通过耕种、牲畜和生产工具器皿为另两个阶层提供生活必需品。人们认为某些工作是上帝为了惩罚亚当所犯的“罪”而加诸人类身上的。一位14世纪晚期的传教士声称：为了替他们共同的祖先赎罪，“所有人”都必须“在他自己的等级地位上辛勤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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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靠出卖体力挣钱的人都是农奴。他们的生活处处受到来自神和人定的律法条规的约束。人类的律法规定农奴为他们出生的庄园所有，强迫他们在固定期限内为他们的领主无偿工作，并在婚嫁、子女成年和死亡时向领主支付罚金。1世纪的法学家这样评述道：当时的农奴除了拥有填饱自己肚子的义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不过，虽然农奴没有法律权利，但这不意味着他就得一辈子一贫如洗。只要他足够勤劳或者有些运气，他还是能够积攒起不少土地、牲畜、农具，甚至钱财的。但不管他变得多么富裕，他和他子孙的未来只取决于他农奴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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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奴的“农夫”和他的兄弟“穷牧师”还有“骑士”三位人物代表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三个传统等级。乔叟将每个人物都做了理想化加工。他们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对分派给自己的社会和财政工作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所追求的寂静主义也将他们与其他25位朝圣者区分开来，后者在这个竞争激烈，而且充满了和他们一样狡诈、腐败、无情的人的世界上挣扎着生存。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还有骄奢淫逸的僧人、诡计多端的商人、高级律师以及诈骗过客户的医生、两个通过坑蒙拐骗爬上社会高层的富农——磨坊主和采邑总管。这些文学形象都是14世纪80年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对当时社会人物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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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才思敏捷的律师、医生和贪婪的农民似乎不在布罗姆亚德所描绘的这个社会框架之内。这一点，他和其他神职人员都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了。当代的传教士对那些通过使用智能和专项技能，善于抓住机遇而发家致富的商人、律师和医生们多有不满。这些人有时被描绘成一种对旧时的三方鼎立秩序的威胁，在这种秩序中，没有任何一个受土地和市场法规约束的人能占有明显的一席之位。一位牧师宣称：上帝创造了骑士、牧师和劳动者，而魔鬼创造了商人。此外，利用职务之便往上爬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这也是增添保守人士困扰的另一个因素。布罗姆亚德对于那些自认为同向自己借贷的那些贵族地位相当的“商人和一味赚钱的人”很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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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对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一夜暴富者可能积聚巨大财富的现象怨声连连。1536年，一位名叫威廉·卡尔弗利的约克郡绅士写了一部名叫《原告与被告对话录》的小说，在书中原告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这个新世界中充斥的各类暴行，尤其对“富商”封爵这一现象大加指责。小说的主人公则通过神学和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事情来反驳原告。他指出，人类在人间仕途的起落沉浮取决于个人美德、辛勤工作和上帝的意志。[9]上帝主宰的这个有序的世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变化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上帝永远经手着人类的各项事务，尽管单凭人类的智慧还无法解释他之所以会介入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上帝让人类经历成功和挫折是为了说明两个真理：一是他的权能是无穷的；二是尘世间的财富与权能是无常的，相较天堂里的幸福更是毫无价值可言。往往这个寓意会通过处在永恒运动中且漠视地位本身的命运之轮的形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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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乔治·阿什比就不幸被命运之轮拽倒了。1463年他在舰队监狱坐牢期间，面对自己遭受的不幸只能听天由命。在他得志时，他曾是亨利六世手下的一名大臣。两年前，国王被废、新王爱德华四世登基，于是他也跟着遭了殃被免了职。这种地位的剥夺对阿什比的灵魂是“有益的”，也是对身份与财富来去无常本质的善意提醒。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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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留给了我一个恰如其分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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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财富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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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在自己本已成功的职业生涯上做得有些过头，并且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是让人类安守本分”这个信条。保守人士就常常这么认为。但阿什比的经历激励着他去挑战这句话的有效性。作为玫瑰战争第一场战役期间贵族间权力斗争的见证者，他有理由相信处在阶级最高层的那帮人并没有独占智慧，也没有恪守道德规范。他在文中写道：“比这种情况更好的是，亲王们会根据道德水准而不是个人的地位来选择顾问和仆人。”骑士、乡绅、自耕农和文职人员都是值得信赖、忠诚和诚实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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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比的出身可能相对卑微。因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哈尔菲尔德教堂里找到的他的黄铜像上竟没有标出其身份、地位和职业。从他写的关于公共事务的诗篇中可以隐约看出，他相信美德和智慧并不只聚集在社会最上层这一阶层中（如果将社会划分成三个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们拥有管理权）。这种观点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广受争议。1540年，亨利八世的顾问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爵士、安东尼·圣·莱杰男爵和理查德·瑞奇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给坎特伯雷的国王中学编撰教学规范时，他们提出只有绅士的儿子才能被录取。他们这样辩解：“农夫的孩子”最适合“耕种和做技工。”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上帝赐予了所有人不同的天赋秉性”，结果就是让某些出身高贵者“非常愚蠢”。他自己和那些反对者都不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都是从低微的出身开始，通过学习知识和其他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的”。[11]这么说其实也不完全对，因为克兰默自己就是个士绅的儿子，但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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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关键问题要分析。如果黑尔斯及其盟友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由出身决定其未来职业规划和地位的小孩和那些统治者就可以被视作一个封闭的、能自我发展的精英集团。对于克兰默来说，这种限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将才能随机分配给人类。这样一来，不论以世间何种形式的美德体现，人们对务实的需求都要求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力和支配才能。克里斯托弗·圣·日尔曼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他把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类应该发掘自己的天赋为全人类造福的理念和旧时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两大观点相结合。在16世纪20年代，他用笔这样描述：人的理智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而那些物尽其用者——不管是和自己一样的法理学家还是普通的技工——都是在达成神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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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劳动不仅非常被看好，同时也已为神学所接受。这在纯理论实践上是必然的，因为教会不可能也不会愚蠢到把那些依靠聪明才智谋生的人排除在社会的罗盘之外。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资产的机构，教会必然要雇用律师。此外，自大教堂落成和修葺以后，教堂和修道院几乎完全依赖于人们自发性的捐助，教士们也需要富人的热心施舍与钱财捐献。教会非常欢迎并乐意让它的赞助者用装饰品美化他们资助过的工程。那些装饰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虔诚之心，不过，这些人的目的往往只是夸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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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克郡附近的卡沃索普市，我们找到一位名叫布赖恩·鲁克里夫的法官及其妻子的合体黄铜像（该铜像已有些毁坏）。铜像中的两个人合捧着一座鲁克里夫于15世纪70年代出资建造的教堂模型。这对夫妇送给格洛斯特郡赛伦塞斯特市和诺思奇市畜牧业主和羊毛商人的那些15、16世纪的黄铜制羊雕、羊毛袋、商家的标志和牧羊人的牧杖，以及记录他们为两处教堂扩建做出贡献的碑文，都彰显了他们财富的来源。船只、羊毛商人的剪刀、葡萄酒桶以及在蒂弗顿教堂外庭摆放的石雕中找到的商标，显示了作为商人和探险家的约翰·格伦纳威是如何挣钱和花钱的。任何地方的肖像贸易清楚地表明，不管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对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的人多么顾虑重重，教会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来自他们的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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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现象不如前面所述的这种商业化成功模式突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些现象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位于萨福克郡的拉文纳姆教堂主体是个供奉着斯普林格家族那些慷慨神祇们的纪念堂。斯普林格家族中出了很多极为精明的布商，他们的石制和黄铜制装饰品受到各个社会阶层成员的追捧。托马斯·斯普林格死于1486年，他的黄铜像上还出现了标记他布匹的商标。这尊铜像和牛津公爵戴维尔家族的武器一块摆放在塔的石雕上。商人和贵族不仅一起承担了建造教堂所需的费用，他们还乐意建立血缘关系：十五世牛津公爵的二儿子就娶了斯普林格家族的一位姑娘。这次联姻确立了斯普林格家族正式步入绅士行列。他们这一新的身份在教堂新建的南堂胸墙上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在这堵墙上斯普林格家族的徽章出现了21次，上面还刻着这样一段铭文：“让我们为绅士托马斯·斯普林格，以及他的妻子爱丽丝的灵魂祈祷。他们在1525年为我们的主建造了这个教堂。”如此这般，斯普林格家族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宣告了他们新的地位等级并且和那个阶层的成员一样享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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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兜里揣了一笔钱的人都急着要往地位等级的上层爬。1633年，古董商托马斯·杰拉德注意到在马托克的萨默塞特村有很多“虽然出身不是上佳，但还算富有且体格健壮的男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虽然出身更好的人会嘲笑他们是“乡巴佬”，但只要愿意，他们还是有足够的钱能成为绅士。这些富裕的农民最在意的是来自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的尊重；而某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早注意到了，很多“士绅”或“绅士”的头衔其实都是他的邻居们自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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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1694年施行的结婚税收和丧葬税收制度中很明确地体现了出来。当时税额是与当事人的等级地位挂钩的。相同情况下，如果一位“士绅或自封的士绅”需要缴纳5英镑的税，“一位绅士或自封的绅士”则只需缴纳1英镑。我们可以想象，当人头税税率在1641年起被设置成根据地位来计算时，会有多少人要求自愿降级。一位来自柴郡的公务员报告说：“为了避免交5英镑的税，许多知名的士绅将原有的头衔改为‘绅士’。看到曾以头衔为荣的士绅们现在非得装出一副谦卑的姿态和低调的作风，实在让人觉得好笑。”[12]毫无疑问，只要税款一交，这些小气的绅士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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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own，Popular Piety，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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