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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乔治·阿什比就不幸被命运之轮拽倒了。1463年他在舰队监狱坐牢期间，面对自己遭受的不幸只能听天由命。在他得志时，他曾是亨利六世手下的一名大臣。两年前，国王被废、新王爱德华四世登基，于是他也跟着遭了殃被免了职。这种地位的剥夺对阿什比的灵魂是“有益的”，也是对身份与财富来去无常本质的善意提醒。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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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留给了我一个恰如其分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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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财富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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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在自己本已成功的职业生涯上做得有些过头，并且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是让人类安守本分”这个信条。保守人士就常常这么认为。但阿什比的经历激励着他去挑战这句话的有效性。作为玫瑰战争第一场战役期间贵族间权力斗争的见证者，他有理由相信处在阶级最高层的那帮人并没有独占智慧，也没有恪守道德规范。他在文中写道：“比这种情况更好的是，亲王们会根据道德水准而不是个人的地位来选择顾问和仆人。”骑士、乡绅、自耕农和文职人员都是值得信赖、忠诚和诚实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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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比的出身可能相对卑微。因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哈尔菲尔德教堂里找到的他的黄铜像上竟没有标出其身份、地位和职业。从他写的关于公共事务的诗篇中可以隐约看出，他相信美德和智慧并不只聚集在社会最上层这一阶层中（如果将社会划分成三个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们拥有管理权）。这种观点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广受争议。1540年，亨利八世的顾问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爵士、安东尼·圣·莱杰男爵和理查德·瑞奇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给坎特伯雷的国王中学编撰教学规范时，他们提出只有绅士的儿子才能被录取。他们这样辩解：“农夫的孩子”最适合“耕种和做技工。”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上帝赐予了所有人不同的天赋秉性”，结果就是让某些出身高贵者“非常愚蠢”。他自己和那些反对者都不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都是从低微的出身开始，通过学习知识和其他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的”。[11]这么说其实也不完全对，因为克兰默自己就是个士绅的儿子，但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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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关键问题要分析。如果黑尔斯及其盟友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由出身决定其未来职业规划和地位的小孩和那些统治者就可以被视作一个封闭的、能自我发展的精英集团。对于克兰默来说，这种限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将才能随机分配给人类。这样一来，不论以世间何种形式的美德体现，人们对务实的需求都要求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力和支配才能。克里斯托弗·圣·日尔曼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他把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类应该发掘自己的天赋为全人类造福的理念和旧时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两大观点相结合。在16世纪20年代，他用笔这样描述：人的理智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而那些物尽其用者——不管是和自己一样的法理学家还是普通的技工——都是在达成神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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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劳动不仅非常被看好，同时也已为神学所接受。这在纯理论实践上是必然的，因为教会不可能也不会愚蠢到把那些依靠聪明才智谋生的人排除在社会的罗盘之外。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资产的机构，教会必然要雇用律师。此外，自大教堂落成和修葺以后，教堂和修道院几乎完全依赖于人们自发性的捐助，教士们也需要富人的热心施舍与钱财捐献。教会非常欢迎并乐意让它的赞助者用装饰品美化他们资助过的工程。那些装饰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虔诚之心，不过，这些人的目的往往只是夸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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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克郡附近的卡沃索普市，我们找到一位名叫布赖恩·鲁克里夫的法官及其妻子的合体黄铜像（该铜像已有些毁坏）。铜像中的两个人合捧着一座鲁克里夫于15世纪70年代出资建造的教堂模型。这对夫妇送给格洛斯特郡赛伦塞斯特市和诺思奇市畜牧业主和羊毛商人的那些15、16世纪的黄铜制羊雕、羊毛袋、商家的标志和牧羊人的牧杖，以及记录他们为两处教堂扩建做出贡献的碑文，都彰显了他们财富的来源。船只、羊毛商人的剪刀、葡萄酒桶以及在蒂弗顿教堂外庭摆放的石雕中找到的商标，显示了作为商人和探险家的约翰·格伦纳威是如何挣钱和花钱的。任何地方的肖像贸易清楚地表明，不管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对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的人多么顾虑重重，教会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来自他们的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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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现象不如前面所述的这种商业化成功模式突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些现象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位于萨福克郡的拉文纳姆教堂主体是个供奉着斯普林格家族那些慷慨神祇们的纪念堂。斯普林格家族中出了很多极为精明的布商，他们的石制和黄铜制装饰品受到各个社会阶层成员的追捧。托马斯·斯普林格死于1486年，他的黄铜像上还出现了标记他布匹的商标。这尊铜像和牛津公爵戴维尔家族的武器一块摆放在塔的石雕上。商人和贵族不仅一起承担了建造教堂所需的费用，他们还乐意建立血缘关系：十五世牛津公爵的二儿子就娶了斯普林格家族的一位姑娘。这次联姻确立了斯普林格家族正式步入绅士行列。他们这一新的身份在教堂新建的南堂胸墙上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在这堵墙上斯普林格家族的徽章出现了21次，上面还刻着这样一段铭文：“让我们为绅士托马斯·斯普林格，以及他的妻子爱丽丝的灵魂祈祷。他们在1525年为我们的主建造了这个教堂。”如此这般，斯普林格家族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宣告了他们新的地位等级并且和那个阶层的成员一样享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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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兜里揣了一笔钱的人都急着要往地位等级的上层爬。1633年，古董商托马斯·杰拉德注意到在马托克的萨默塞特村有很多“虽然出身不是上佳，但还算富有且体格健壮的男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虽然出身更好的人会嘲笑他们是“乡巴佬”，但只要愿意，他们还是有足够的钱能成为绅士。这些富裕的农民最在意的是来自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的尊重；而某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早注意到了，很多“士绅”或“绅士”的头衔其实都是他的邻居们自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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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1694年施行的结婚税收和丧葬税收制度中很明确地体现了出来。当时税额是与当事人的等级地位挂钩的。相同情况下，如果一位“士绅或自封的士绅”需要缴纳5英镑的税，“一位绅士或自封的绅士”则只需缴纳1英镑。我们可以想象，当人头税税率在1641年起被设置成根据地位来计算时，会有多少人要求自愿降级。一位来自柴郡的公务员报告说：“为了避免交5英镑的税，许多知名的士绅将原有的头衔改为‘绅士’。看到曾以头衔为荣的士绅们现在非得装出一副谦卑的姿态和低调的作风，实在让人觉得好笑。”[12]毫无疑问，只要税款一交，这些小气的绅士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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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own，Popular Piety，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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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STAC，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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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ncashirEand CheshirEWills，3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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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rrison’s Description of England in Shakespeare’s Youth，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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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ports from the Lost Notebooks of Sir James Dyer，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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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MC，12th Report ，Appendix，9，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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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wst，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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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wst，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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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iedl，59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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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shby，4，10，20，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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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ooper，Land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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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SP，Domestic，1641－16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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