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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和剧作家都能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和机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身份地位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因素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对恋爱和婚姻的影响，为情节构想和人物塑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文学作品是我们得以了解祖辈们的唯一资料来源，那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认为身份地位主导了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可以在报刊中找到大量的佐证：自17世纪末以来，这些刊物就一直充斥着各类打着上流社会喜好的品牌的商品广告，广告商会信誓旦旦地承诺这些商品将提升购买者的身份地位。对于这种推销策略，中产阶级女性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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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地位和财富是密不可分的。如托马斯·卡莱尔那般严厉苛刻的伦理学家们可能提出过“辛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嘉奖”这一论调，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说，中产阶级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得到切实的回报。中产阶级无论男女都是切实的唯物主义者，对于这一点，那些深谙如何取悦消费者之道的供货商和广告商都一清二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娱乐消遣也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并且很容易趋从每个时下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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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这个阶级的成员都沉迷于追求国内外独具特色的事物，他们感兴趣的诸如摄影、骑车兜风、驾车、邮票收藏、园艺、网球、高尔夫、观鸟、慢跑和新兴的身心疗法。中产阶级热衷于群体生活，喜欢和自己阶层的人为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股脑地簇拥进上流社会的会场，或聆听音乐会，或观看戏剧表演，更有甚者还会组建俱乐部和社团，在兴奋之余又添入几多欢声笑语和美酒佳肴。这些资本主义的奴仆是其产品最贪婪的消费者。我不会后悔对他们的消费习惯作了详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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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催生了一个持久的悖论：当中产阶级致力于打造一个较贵族阶级更有用且在道德修养上更胜一筹的自我形象时，它会向在它之上的阶级寻求相关娱乐、品位和举止方面的引导。那些最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会成群地涌入乡间，如果经济实力足够，就在那里添置房产，然后过乡绅般悠闲的生活。把中产阶级的范围缩小，我们还能发现一股类似的想要逃离城镇的强烈愿望，人们十分向往那些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无人居住的被称作“郊区”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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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郊区生活的人坚称这是理想的养儿育女之所。中产阶级长久以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家庭的热爱，通常以对子女教育资源的关注为特点。这既是为崇尚教育信仰的辩护，也表达了他们渴望攀上社会高层的迫切愿望。这种欲望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禀性，但总的来说，只要条件允许，中产阶级家庭就会成为一个孕育雄心壮志的场所。个人飞黄腾达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进入一所好的学校，这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如此受中产阶级青睐的原因。这些学校会向中产阶级中处于上流社会的男孩们灌输古代骑士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无私、领导能力与责任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00年，中产阶级中的上流社会人士在思考和行为举止方面都能谨遵道德准则，表现得像个知性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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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争上游的理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说得通，即英国的社会动脉是流畅的。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者的态度是：只要这些新来者有足够的资金且有意被同化，他们就会接受。至于这种同化过程究竟如何达成，我们可以在那些关于品位和礼节的手册上找寻答案。自15世纪以来，这些手册的发行量就一直在增长。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要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着，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诸多面向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报刊开设针对社交礼仪给出恰当建议的相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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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努力将所有这些主题汇编成一本关于中产阶级的书。至于究竟我编成的是一份讣告，还是一段仍在演变且前途殊远的历史书，就交由我的读者们来评定吧。不过中产阶级的命运看来更可能是后者，因为中产阶级的队伍从未像现在这样壮大，并且正以一种成倍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它不但填补了日益增长的官僚体制的空缺，还占据了各种服务业岗位，而这些岗位成功取代了过去作为重要财富来源的制造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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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安稳状态。20世纪80年代，过去危害这个阶级稳定的那些因素、工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被彻底终结了。可以说，这个年代是在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资本主义的完胜中落下帷幕的。那些但凡一有经济动荡就会引发的介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似乎已经停止，尽管在2004年由狩猎而引发的一场社会辩论中，这种势头曾一度死灰复燃。现代中产阶级继承了他们祖先的一些不良风气。那些“骄奢淫逸、游手好闲和我行我素”的年轻一代扰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层社会，足球流氓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彬彬有礼的形象，而居住在城内的“底层阶级”更是让今天的中产阶级噩梦频频。有趣的是，在任何时期大家都认为应对最贫穷者骚动不安现象的措施是“实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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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人们开始接受带给中产阶级财富的这一经济体制，但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值得如此庆贺。当前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指责资本主义体制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以及给全球带来了经济恐慌。还有一批人已经公开放弃了理智和科学的权威性，企图通过各种新生的信奉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邪教来追求真知和达到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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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现象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曾经略微提过，中产阶级从来都不是处在静止状态中的。通过剖析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从何而来、有何祈求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中产阶级已经展示了一种惊人的把握机遇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足以让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阶级将拥有一个灿烂光明和硕果累累的未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任意一种标准衡量都是值得敬畏的。总而言之，他们为人类的福祉添加了相当有分量的一笔。今天的中产阶级，应当对其先辈共同创造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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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一部 根源和先驱：135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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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竖琴上的琴弦：秩序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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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市中较为富有的公民都疑心深重而且脾气暴戾。他们相互谩骂，甚至和管辖着城市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们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447年，这些公民的种种中伤行为已让他人忍无可忍，最终他们不得不同意接受管教。当地议院于是颁布了一项针对挑衅言词的禁令。通过这些禁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我鄙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一样有钱，你这个恶棍！娼妓”“我的钱和你的一样多，但是我比你更受欢迎”“我的出身比你好多了，我受到的尊敬还有继承的财产没有比不过你的，而且像你一样我把这些保管得好好的”。可是尽管有这项禁令在旁，逾越身份的争吵行为依然持续着。1481年，威廉·波科特这样辱骂一名市长：“你是屎！蠢货！六个你才抵得上一个我，你这个傻瓜！”因为这一傲慢行径，他被处以了13先令4侏儒的罚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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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颇有才华的名叫罗伯特·布罗克的律师则被另一种形式的傲慢激怒过，此人曾五次当选伦敦市的国会议员并于1554年被选为下议院的发言人。他将自己的职业收益投到什罗普郡的土地上，期望这么做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被列入贵族阶层，此外，他还自诩为一名“士绅”。但他的女儿玛丽并不认同他的这种自负，背着他和理查德·默菲尔德交往。布罗克在调查了这位未来女婿的背景后，发现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能力，毫无主见，更没拥有一寸土地”。他只会“夸夸其谈”，并且“和那些自耕农还有其他穷困潦倒的下人一样声名狼藉”。对于默菲尔德自称为绅士的声明，布罗克嗤之以鼻，竟丢下这么一句话：他看不出“一个乞丐和（一个）乞丐般的绅士”能有多大的区别。对此，默菲尔德反驳说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绅士，而且在他的家乡北安普顿郡他“向来都被认为是位说话诚实的人”。此外，“他还有一笔适当比例的财产能提供与其地位相符的生活水平”。和这位恶语中伤他的人一样，他也利用聪明才智扩充自己的收入：他受雇于彼得伯勒市的主教，常常替他去伦敦办事。在那里，他几度遇到玛丽·布罗克，尽管当时她的父亲已命令仆人在外行走时随身保护她。可笑的是，那些仆人保镖中，竟有一个曾被她父亲打倒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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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英国，个人的身份地位至关重要，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及采取与之相符的对待方式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乎地位的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1528年，理查德·奈特利爵士在他的遗嘱中提出希望他的纪念碑能“依照他的地位等级”来打造。他的遗嘱执行人应该能猜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要竖一个自己身披盔甲的石制雕像或者黄铜像，环绕周身的是那些能昭显他家族血统和各路关系的盾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北安普顿郡的福斯雷教堂里，发现了一尊以他二儿子埃德蒙为原型制作的小铜像。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伦敦市的坟墓制造商们一直大批量生产骑士铜像，这些铜像在外形上如出一辙，只在大小上有差别——当然这取决于主顾们钱袋的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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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兰开夏郡的一位名叫约翰·卡德沃斯德的绅士，指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将他的收入分配给他二儿子拉尔夫供其“饮食起居之用”时，要“与他的房产和具体情况相称”。[3]虽然和之前一样，遗嘱里没有悉数说明一切，但执行者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只沿袭了父亲的地位而没有继承他遗产（大部分的遗产都会由长子继承）的年轻人需要多少。不管怎样，他都需要经常抛头露面，与同等身份的人为伍，享受来自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尊重。即便年纪尚小，他还是很可能得自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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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还规定，男性和女性不依照自己的地位等级着装的属违法行为。自1363年以来，英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某些特定的纺织品和毛皮为某类地位等级的成员专属。1465年出台的《反奢侈法》限定紫色绸缎是贵族的专用品，禁止自耕农和那些地位更低的人穿着带衬里的束身上衣，还特别规定劳工和仆人穿的衣物价格不得超过2先令一码（三英尺）。然而就在100年之后，国会开始指责过分着装是造成“行为鲁莽过激以及为人势利”的罪魁祸首。他们还担心如果不加以制止，在穿着方面的过分开支会使得“小人物”失去理智而变得倾家荡产。因为没有检举机构，没有谁真的把这些法规当一回事，人们对那些权威机构都一律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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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迥异的称谓方式中可以看出不同地位之间的差异。称呼比自己阶层低的人可以用他的教名或“你（thou）”，对方向这位阶层高于他的人回话时就要用“主人”或“夫人”，或者正式的非人称代词的“你（y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劳动者会直接拿姓氏和教名称呼富裕的农场主，或者也会用“先生”“农夫”这些称谓，但很少会叫他“主人”。因为通常这种称呼是留给绅士的。[4]书信来往过程中对于措辞的要求更是复杂。尽管是给一位友人写信，牛津伯爵还是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别。在1450年给诺福克公爵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称呼对方：“高高在上的全能的王子和我的好阁下，我将自己交托于您的统治之下。”一位名叫理查德·卡勒的管家在给他的雇主约翰·帕斯顿的信中这样开头：“值得崇拜的和我最尊敬的主人，我将自己交托于您的掌管之下。”并署名“您谦卑的仆人和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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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位的用语和对此的刻画都在设法提醒人们莫忘自己在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1567年，首席大法官詹姆斯·戴尔爵士告诉一批新晋的高级律师（相当于现代的王室法律顾问），“他们的习惯、举止和神情都要和他们的地位相当”。当他们参加省际巡审时，他敦促他们要骑马走在队伍前头，至少还要有四个骑马的仆人和一匹桑普特马搬运他的行李。[5]如此一来可能会震慑住那些庄稼汉，也会让地方上的绅士们对他们印象深刻。但是如果这名军官当选为议会成员，他和他的同僚们就得在那些领主们坐着讨论议案时，恭恭敬敬地脱帽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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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地位的场所是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里上演的一切都在不时提醒着人们社会的分配体系如何。1535年夏，亨利八世和安·博林在前往格洛斯特市的途中，受到了当地市长、郡长和议员们的夹道欢迎。这些官员都骑在马上，身着猩红色镶皮长袍，后面跟着约百十个骑马的当地最富有的公民。当马队进城时，格洛斯特市市长一行人先行进入，而那些王室成员则紧随其后。从这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王的身份和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但在格洛斯特市，该市的直接管理者——议员们此刻的地位是仅次于王权的。[6]还有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则适用于其他公共庆典，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一个人在有显贵、律师和工会成员参加的游行队伍中应该站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位已故骑士的棺木后，人们按照贵族、骑士以及士绅的顺序跟在后面，或步行或骑马；随后，与这些随行人员隔开一段距离的是他们的奴仆，而仆人在队伍中的顺序分别按照自己主人的地位决定。当诺里奇市的圣乔治工会举办庆典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会身着猩红色制服骑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去做弥撒。后面跟着身着行会制服的市政顾问。弥撒结束之后，所有人会出席年度晚宴，届时客人们根据自己的地位高低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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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乔叟是伦敦一名葡萄酒商的儿子，还是一位皇家公爵夫人的远房亲戚。大概是出于这些原因，他能敏锐地觉察到重要人物对社会礼仪的微妙影响。他所塑造的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中有一位“来自巴斯的妻子”。这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女商人。当与邻里们一同进入教堂中殿领受圣餐时，她总要非常蛮横地抢在别人前头。那些朝圣者当中还有些卖缝纫小物件的老板、染工、木匠、织工和地毯商，这些穿着考究的手工艺能人会用银饰装饰自己的腰带、配刀和钱袋以炫耀他们的财富。这些做法，都与《反奢侈法》背道而驰。所有这些人都梦想成为一名市议员，对此他们的妻子都强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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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称为“太太”多么荣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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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去教堂时所有人都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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