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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等级体系以及支撑它的相关准则是大致在1660年重新恢复的。英国国教得到了复原，其主教们也开始积极地维护和保障教会的权威。圣公会的教友身份，前所未有地成了忠于君主和安于当前社会秩序的一种声明。任何否认圣公会教义的人，都被视为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因素。英国国教的老对手们，被统一称作是非国教徒或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并被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因为法律规定任何没有公开接受圣公会教义的个人都不能进入政府机构。《宣誓法》和《社团法》将圣公会各分会与政治等级体系相结合，并把公理会教徒、贵格会教徒、浸礼会教徒以及后来的摩拉维亚教徒排除在外。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受到了法律压制，这一影响也扩大到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本科生的入学条件便是要持有圣公会信仰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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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40年代，因各个异教的传教而引发的动乱还历历在目，而对历史重演的担心更是刺激了对异教的宗教迫害。其间有很多激烈的反抗事件发生，1663年，萨里郡有人在治安法庭受到指控，因其公开发表了不当言论。他曾说“我早就盼着能踩踏上国王的还有大主教的鲜血，而且我认识的人中有6000多个都会乐意跟我一起把主教们给放倒”。[15]忠于自己清教徒根基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把个人良知看得高于传统和权威。来自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对夫妇告诫一名当地行政长官说：“你们的法律是撒旦之法，你们为恶魔服务，恶魔一定会付给你们应得的报酬！”[16]然而，他们想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政府，认定他们为刚愎自用的宗教偏执狂，因此这些非国教徒们根本无法改变任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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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年，全国共有约12万非国教徒，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下层社会。1662年在南华克被捕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中，就有不少铁匠、花匠、自耕农、染坊工人、奶酪贩子以及合金工匠等。[17]由于非国教信仰在1689年得到了允许，因此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人数开始增长。1715年，全国估计有长老会教徒18万，公理会教徒4万，贵格会教徒4万。他们在简陋的场所集会。贵格会在塞德伯附近布里格公寓的礼拜堂建于1675年，其外表像个农舍，里面也仅有一些简单的长凳。在其他地方，比如卫理公会的教堂就只在宣讲堂和礼拜室里安放一些靠背长椅，有利于让教友将注意力集中到传教者身上。这样的教堂布置比起那些圣公会的教堂少了很多等级体系之感，因为后者总是有装饰华丽的靠背长椅一直通到布道台，站在布道台上，有时能够俯瞰到全体会众。在不少教区，会友中稍贫困的人，很可能被安排在面向教堂正厅的尾部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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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镶嵌在圣坛拱门上的王室盾形纹章，也时刻提醒着圣公会的教众们，君主才是他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王室教堂是王室政权的一部分，收入颇丰的教区牧师通常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那些非官员的牧师，也同样盼着能管理自己的教区居民。萨默塞特郡南布鲁汉的爱德华·贝内特的墓志铭就体现了他任职时的巨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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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绝非假惺惺的牧师，而是一个真正的传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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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自己的言行来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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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和世俗的错误以及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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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与之抗争，永远不曾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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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与邪恶”总是很难根除，尤其是早期的时候，穷人们对于那些妨碍他们娱乐生活、试图把他们拖进教堂礼拜的人是极为厌恶的。1720年，贝德福德郡一个恼火的埃福修特区牧师向他的主教抱怨，自己的教区是“一个荒蛮渎神的教区，最勤勉的牧师能够做到把那些黑人洗白就不错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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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律上是与政治集团无缘的，但非国教的神职人员和教会也扮演了道德权威机构的角色。1745年秋，贝德福德郡一队摩拉维亚教徒“走到蒂尔布鲁克去找普雷斯兰的妻子谈话，因为她被认为是一个只会捣乱而不顺从丈夫的悍妇”。[19]普雷斯兰太太在听了圣保罗关于人妻应尽职责的说教后，宣称在这之前她对此完全闻所未闻。摩拉维亚教徒以及其他非国教徒都认为学习耐心和忍耐是抵抗他们本身罪恶倾向的关键。这些都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来检验。这一恩典就是帮助实现自我救赎，让人们懂得自足和谦卑。力图教会普雷斯兰太太基督教主妇职责的人中，有一个被称为“彻莉姐妹”。她被其他摩拉维亚教友描述为：“我们的救世主对世人的博爱让她感动至极，她一度认为自己不值得任何怜悯，她以虔诚的心灵受到了主的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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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非国教徒都期望着事业兴旺，这也是受到神之佑护的一种表征。1717年，一个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的人被殖民署官员描述为“尽管是贵格会的人，却是一个拥有良好个人能力和大量地产的人”。[20]如果这样的人因为自身的教会信条而不去享受自己巨大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那才真的会让人费解。通常由贸易而发财的非国教徒们，都住在联系紧密的社区里，以他们的教堂、礼拜堂为重心，通过个人正直感和对圣公会所谓“正统”的排斥而紧密联合在一起。然而，他们也忠实于社会中流行的商业伦理以及那些提倡社会秩序反对好吃懒做的法律。非国教徒们也对1701年的《继承法》称赞不已，因其维护了新教的最高地位，并保证了国家永远是新教国家。他们及时发展了自己的教育系统，学术研究专注于实用性和商业性的科目，比如数学和科学，而不再是曾经主导了大学课程安排的经典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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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认为受神庇护的人也会刻意地坚持简朴和诚挚的生活。贵格会教徒甚至还穿上了一种独特的暗色长袍，并和其他非国教徒一样，忍受人们说他们是“自以为是之人”或者“假冒伪劣的骗子”。一首17世纪70年代的歌谣有一个非常直白的标题“圣徒摇身变罪人；或有着贵格会外衣伪装的非国教徒牧师经文”。其影射的事件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在掀开同为贵格会教徒的布商老婆的裙子时被当地警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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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人开始羞愧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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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看清了自己的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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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暴徒也还有看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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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留意着世人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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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抓住所有下流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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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抓住所有肮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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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揭发了这个无耻之徒，司法长官将其送入了监狱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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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传讯到查理二世的行政长官们跟前的贵格会教徒，都是因为触犯了限制他们传教行为的法律法规，这些规定的出台都是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1660年，查理二世终被召回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家普遍对于社会稳定的热望。曾经关于国王和国会权力如何平衡的争论，也因人们对社会稳定的渴望而被搁置。但是在1685年查理二世的天主教弟弟詹姆斯二世登基之时，争论再次涌现。詹姆斯二世对宪法和法律的已有规定置若罔闻，并试图将天主教重新引入社会生活，使得他几乎失去了所有贵族、绅士、市政企业、律师、公务人员、陆军以及海军军官的支持。1688年11月，在失去了统治国家所赖以生存的广泛支持后，詹姆斯的统治在奥朗日的威廉亲王入侵之后不到一个月便彻底垮台。这个来自荷兰的亲王是受到了英国非国教徒的邀请，其中大多为贵族。这些贵族认为突然性的政变能为解决所有突出的体制问题提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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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1689年这两年里，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和议会之间在权力分配和体制整改上达成了共识，这被后来的人们称颂为“光荣革命”。这次和解奇迹般地终止了之前长达60年的相互冲突与不和，同时也终于让英国人能够开始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在国内以及海外大肆捞钱。从本质上来说，这次谈判和解保障了个人正当权益和个人自由，奠定了议会的长期稳定及其后来在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从那以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以国会为中心，国会的工作事务也因此戏剧性地增多。仅在1690—1714年间，国会就制定和通过了2500条法律法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光荣革命取得成果的普遍认知。英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得到上帝特许的民族，认为自己享有特权并且比其他民族——尤其是同其他那些仅仅立足于君权神授的理论进行独裁统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更加高贵。英国人对此非常引以为傲。据当时主管纽约的殖民总督说，那些被遣送到当地的人在1719年就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21]数年之后，伏尔泰也满怀艳羡与嫉妒之情把英国描述为“自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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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荒谬的是，这个“自由的国度”依然仅仅掌握在少数富有和地位显赫的人手中。他们掌控了司法公正、国会议员的选举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1700年，地方法庭被农村土地拥有者以及城市寡头执政者所占据，他们将法律强制建立在那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阶层假设之上。那些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与权力无缘的人则继续表达着他们对高层人士的不满，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并带有暴力倾向。1715年，国会不得不颁布《取缔闹事法》，规定行政长官有权命令当地士兵朝那些无法驱散的暴民团体开火。于是，之后的一百年间，军队都在忙着对付那些因为食物短缺、圈地运动、穷人管制规约以及义务兵役制而愤愤抗议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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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等级体系向世人证明了它惊人的生命力。它之所以存在的正当理由从曾经的立足于超自然力量转变为现在的实用性考虑，尽管仍有很多乡绅和牧师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是受之于上帝的。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权力的行使者如此维持这个层级体系，是出于国家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因而需要内部稳定的考虑。此外，不言自明的是，统治权和管理权一直都是那些高智商的明白人最为关注的东西。不过，这个关于阶层的假设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人们日常笑料的来源。一个流行于18世纪的颇具启发性的笑话就描述了搭载三名国会议员的四轮马车在车翻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时附近的一个乡下人正好从旁经过，却拒绝救助这几位乘客。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我的父亲常常教导我说不要掺和任何政府要事。”与之情景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笑话：两个乡下人发现自己第一次误入了一个大剧场，立马拔腿就往外走，其中一个说：“霍奇，赶紧的！咱得走快点儿！人家那些绅士们可是在进行事务讨论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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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甘心屈服。那些社会底层中顽固不化、傲慢无礼的家伙早在中世纪晚期以及都铎王朝时期就让当时的时评者们非常不齿了。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一个名叫格林霍的高利贷者就接到了英国纹章院院长的法庭传讯。因为他公然叫嚣称汉弗莱·费勒斯爵士“是一个卑鄙而毫无诚信可言的骑士……他和我的出身根本没啥区别，因为他祖先不过只是国王的蹄铁匠而已，这也是他们家族为什么姓费勒斯的原因”。[23]1647年，格林霍之类的人们又针对权利阶层本身来了一次更为严重的抨击。比如，平等主义者就抗议说权利阶层必须要扩大涵盖范围，让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独立私营的手工艺者和商人都能够进入其中。其实80年之后，这类人群便被描述为“中等阶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的平等主义者是历史上为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奔跑呼吁的第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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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来自未来的中产阶级的声音，则是由亨利·艾尔顿最先发出的。艾尔顿坚持认为拥有土地或者掌控国家经济贸易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信赖之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取得的地位使其有能力真正站在所有国民的利益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判断。他没有提及这些人所受的良好教育以及拥有的智慧和学问，不过那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事实证明了艾尔顿提议的正确性：扩展后的阶层系统运作良好，很好地支持了整个国家的运转。为此，英国社会也变得更加灵活和顺畅起来，这让由此受益的权力高层也欣然接受。这个等级体系其实从来不带有排外色彩或是能独立长存。只要不去计较出身，任何有天赋、积极进取、再有点儿运气的人都能够往高层发展，作为回报，他能参与权威统治来领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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