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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段译文和原文之间有不少出入。这里我只想指出，“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最先来到上帝圣智教堂，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译名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这句话原书中并没有，不知道中译者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而且，土耳其人使用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这个词本就来自希腊文的“Aγία Σοφία”，“Aya”就是希腊文“Αγία”，英文中常见的“Haghia”也是从“Αγία”来的，意思都是“神圣的”（holy）。而这里说的“有可能被恢复”，可能是间接地预言了人们会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再变回清真寺，而到时，人们会再次到这里“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宗教上的圣洁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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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穆罕默德二世把教堂变成清真寺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政治性操控。穆罕默德二世当然是一个胜利者，他想给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是他以及他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的延续；这就是所谓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穆斯林就有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而且历史上也曾有穆斯林军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多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是这个梦想的延续者和实现者。穆罕默德二世本可以按照伊斯兰经典的要求保护“有经人”[3]及其信仰，据说他也的确制止了进一步的杀戮和破坏。但命令将教堂变为清真寺，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宣示，表达的是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胜利，穆斯林完成了数百年来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预言和梦想。或许，再也没有比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皇家清真寺更好的象征了。在此之后，后世的记忆和诠释就会围绕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胜利甚至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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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是军事—政治领导人穆罕默德二世对战利品的处置，是他刻意制造的历史记忆/纪念，而属于基督徒和拜占庭的东西，则被刻意遮蔽或清除了。在那之后直到1935年2月，圣索菲亚一直被作为清真寺使用。这数百年时间足以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身份与记忆。但对欧洲人来说，在1453年后，他们仍然长期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而不是土耳其人的“伊斯坦布尔”。根据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1948—）的说法，对欧洲人来说，使用“君士坦丁堡”除了是一种习惯，还意味着这个地方是被占领而亟待“收复”的基督教城市，西方人的这种观念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才消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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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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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舆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到1934年11月24日的一份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Bakanlar Kurulu Kararı）——它决定把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变成一座博物馆，还会提到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意思。1934年已经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余年以后了。共和国在此时决定把使用了五个世纪的清真寺变成博物馆，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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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要是现实政治变了。一个自我标榜为现代的、世俗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当然需要新的民族历史与记忆。这是我早年研究土耳其现代史时最为关注的内容，即所谓“族史重构”问题。除了编造民族神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前朝的关系。简言之，新的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修辞上对奥斯曼帝国是疏离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是寡淡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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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国家也面临新的形势，那就是，原先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多个独立的国家，它们是土耳其的邻国，土耳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面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有一种观点笔者尚未考证，但值得参考，即1934年的《巴尔干公约》是把圣索菲亚清真寺变成博物馆的直接原因。这份公约是1934年2月9日，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四国在希腊首都雅典签订的，起因是纳粹德国正加紧毁约扩军，意大利企图称霸地中海并进而控制巴尔干，巴尔干各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说，土耳其在与希腊商谈此条约的时候，是希腊方面提出希望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希腊方面的意思是，土耳其这么做有利于其他巴尔干国家接纳其进入这个公约体系。土耳其代表回国后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同意了。之后就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的内阁会议正式宣布索菲亚成为博物馆，这个决议是总统凯末尔签署的。[5]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国父的这个签名是伪造的，理由是当时国父还没有采用“Atatürk”这个姓氏，或这个签名的笔迹跟后来的样子不同，因而有人将其归为某种“阴谋”。最近这个说法又被翻出来，用以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不过，根据已有的研究以及我本人的考证，在这之前凯末尔使用这个签名是可能的（因该问题较细碎，此处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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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的理由，最权威的解释可能还是要到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去找。经笔者查阅，在该决议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在教育部于1934年11月14日书面发布的第94041号文件中，考虑到作为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遗迹的、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之历史性地位，其被转变为博物馆一事，必将使整个东方世界（Şark alemi）欣喜，并将为人类增添一个新的科学机构（ilim müessesesi），有鉴于此，它将被转变为博物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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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简单查阅了当时土耳其国内的报道，暂时没有发现对这个事情的详细诠释。1934年12月11日《共和国报》（Cumhuriyet）的一个报道可能是最早的正式报道之一，但它主要是说这个清真寺在1934年12月10日被交给了博物馆管理部门，并将展出拜占庭时代的文物。这个报道的末尾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美国专家暂时完成了其研究工作，已经回国。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来。他的研究跟我们要建立的博物馆之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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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博物馆学家委员会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圣索菲亚，作为拜占庭的教堂和奥斯曼的清真寺，都是建筑学上的杰作……土耳其人对这座建筑的身份的打断是如此彻底和完整，以至于就像人们曾经把它视为一座教堂一样，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定义为一座清真寺。因此，土耳其共和国决定把这座建筑变成一个博物馆，目的是把它献给全人类……”这个在圣索菲亚变成博物馆近五年之后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事后赋予它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把它中立化、普世化，而前述国际政治的考量是不能被公开讲述的。今天反对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人，也还是在强调这一点，即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和平的象征。或许也可以推断，今天的世俗主义者赋予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意义，如世俗化、现代化之类的，应该是土耳其国内外的人们后续不断添加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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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共和国离奥斯曼帝国还不远，的确还要在各个方面与自身的过去进行斗争。除了向巴尔干国家做出某种政治姿态外，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改成博物馆的意义主要是一种“去奥斯曼化”。被奥斯曼征服的拜占庭时代留下来的建筑（包括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建筑）被改成博物馆的有很多，这么做跟宗教和世俗化的关系可能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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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博物馆化所代表的、被不断解释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论证也不断深化了。一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追忆也不只是关于军事的征服和胜利，或宗教的荣耀，也有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和世界主义的；二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参与欧洲文化活动的时候，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宽容和世界主义，比如，2009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发现的天使头像被打开和修复，以供游人参观，就是一个好的姿态，伊斯坦布尔也在2010年被认定为“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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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恢复清真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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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添加的多重意义，并不只是来自世俗主义者的意愿和实践，也有反对者的立场。土耳其共和国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变成博物馆，这个举动对普通的土耳其人来说也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反对者几乎在同时就出现了。因为博物馆的出现打断了近500年的历史习惯与记忆，即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打造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对异教徒和异民族的胜利的象征，而将清真寺变成博物馆，像是土耳其人自己反对自己，其功能和象征意义自然也就淡化和改变了。土耳其好在是在早期就跟希腊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留在土耳其国内的希腊正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也是土耳其一直以来还没有因为历史记忆之争而出现印度那种宗教冲突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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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斯曼帝国荣耀的记忆不会消失。自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被改成博物馆以来，呼吁将其恢复成清真寺的声音就没有断过，只不过其影响长期以来并不大。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会使得这种声音变大。比如，1953年的时候，这年是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500周年，因此各种声音都变大了。1957年5月29日，有一个青年学生因为批评阿亚索菲亚被改成博物馆而被捕。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轻微的动向。1985年，伊斯坦布尔历史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圣索菲亚博物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1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是土耳其古代著名诗人玉努斯·埃姆莱（Yunus Emre，1241—1320）诞辰750周年，圣索菲亚博物馆成为纪念性宗教剧的演出场所，选择这里的理由是圣索菲亚博物馆符合玉努斯·埃姆莱倡导的宽容精神。也正是在此期间，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圣索菲亚前面打出来要求把这儿恢复成清真寺的标语。不久后，土耳其政府即决定开放圣索菲亚的一小部分供礼拜，其宣礼塔也开始播放伊斯兰的宣礼。2012年的时候，地方保护委员会同意重建阿亚索菲亚宗教学校，其理由是为博物馆的管理提供服务，不过，据研究，这个理由其实非常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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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的行动一直在稳步推进。在土耳其，叫圣索菲亚的教堂不止一处，其他地方的几座圣索菲亚教堂原本要么也是长期作为博物馆使用，要么是已经废弃不用，但近些年来，这些圣索菲亚都已经变成了清真寺。2019年11月，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的拜占庭式建筑卡里耶博物馆（又名科拉教堂）应变成清真寺。土耳其历史遗迹与环境保护协会多次以不同形式要求把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2015年，有1 000多人在圣索菲亚博物馆前举行示威，要求将其恢复为清真寺。这次，2020年7月，也是因为土耳其历史遗迹与环境保护协会的要求，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最终的结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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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正发党的立场，虽然它被外人说成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但它自视为追求保守主义民主的政党，恢复清真寺并不是其主要的关注和议程。正发党内最突出的主张恢复清真寺者可能是布伦特·阿仁赤（Bülent Arınç），他一向以保守立场而闻名。早在2012年，在圣索菲亚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就公开表达了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主张。埃尔多安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初并未明确立场，甚至不支持这么做。但埃尔多安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做事说话都很会算计。自2019年以来，他的主张才变得明确。其原因当然主要是政治性的，本章开头已经讲过了。在实用主义的措施不够用的时候，具有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就要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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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清真寺的理由，应该主要不是来自宗教本身，因为有人计算过，伊斯坦布尔根本就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做礼拜。所以，其理由依然是政治的，或者具体说是利用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的政治操作。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恢复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个历史记忆，也就是土耳其/穆斯林相对于西方/基督徒的胜利。在当代，对这种胜利的招魂和纪念，迎合着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也被其操控。埃尔多安是最擅长把自身的政治行为嫁接到帝国记忆之中的演讲高手，他在2020年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说：“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Fatih，即穆罕默德二世）满意的土耳其。”这就是他惯常的对宗教的、帝国的历史记忆的强调、突出和利用。虽然很难说这种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操控最终能有多大效果，但它毕竟是一张可以打的牌，而且，埃尔多安手里的牌也不多了，甚至有土耳其人说，这是他能对世俗主义开的“最后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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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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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清真寺的诉求步步紧逼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凯末尔之后的历史性变化。如果说有主流民意，光看一看民调数据就能明白，据说超过70%的土耳其人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而在今天土耳其的舆论环境下，公开表达反对之声也越来越不容易，当然，外国人是例外（但外界的反对之声，或许恰恰是土耳其国内政治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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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类似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总喜欢从世俗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似乎只要是跟穆斯林的宗教符号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被任意地打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而后就被认定为“倒行逆施”。凯末尔和埃尔多安往往被放在两个极端上看待，前者是世俗的、进步的、开明的，后者是宗教化的、倒退的、反动的。殊不知，在土耳其，大部分人并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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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不是想否定凯末尔主义，更不是要赞美“埃尔多安主义”，而是希望强调相关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成问题的。阐述世俗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1929—2017）在1999年时说：“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7]对凯末尔主义及其世俗主义的批判，在今天的土耳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只是伊斯兰主义批判凯末尔主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后现代主义，而伊斯兰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往往也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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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模式是其西方化或学习法国的结果。不过，笔者认为，这可能过分强调了它的西方性或法国性；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更早的先知及四大哈里发之后的哈里发制，都是有世俗特性的体制，是世俗统治者把宗教势力纳入体制进行管理的一种安排。这正是伊斯兰激进派一直批判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哈里发国家不是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现在的这些伊斯兰国家更不是，都是世俗统治者在利用和控制伊斯兰教，为的是强化自身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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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表面上模仿了法国模式，但其实，土耳其的模式并不是简单模仿，它同时也是奥斯曼体制的延续，甚至是整个逊尼派哈里发体系的延续，所不同的，就是革了旧政权的命，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走向了共和制。同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改变了，由宗教的变成了世俗的，宗教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尽可能地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掉了，换上了共和国的那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没有变。此外，在民间，宗教沦为私人性的了，限于个人的私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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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帝国末期的西式学校尤其是军校培养出来的世俗主义少壮派夺取了权力，而这些新派人士把这个夺权过程说成是进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这就遮蔽了权力斗争和“阶级/阶层斗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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