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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被纳入高智队伍圈，伦敦的商业大亨们相当满意。那些圈内人士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他们所专攻的作为文明基石的人文学科。盈满的个人财库不该让任何人感到羞耻，相反应该引以为荣。那时的社会人们到处都能赚到钱，因为英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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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由德克尔编排的庆典活动中洋溢的自信氛围就能感受得到。尽管事先并没有做经济方面宣传的构想，活动还是指出了这个国家得以繁荣昌盛的一些途径。乡下劳动者的形象提醒了人们农业才是财富的最根本来源。人口的快速增长，需要有足够的粮食来提供保障，而作为这个国家主要出口物的纺织品也需要国内充足的羊毛供应来支撑。虽然纺织品的海外贸易极其不稳定，经常大起大落，但在当时确实也很好地撑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据估算，17世纪末期的英国大约有1100万只绵羊，这个数字是当时人口数的两倍，并且纺织物的出口额占到了国家出口贸易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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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及海外的广阔市场也给其他方面提供了发展空间。人们当时已经有很多富余的金钱可以花费在个人娱乐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饮酒钱。1577年，平均每142个人共享一间酒馆；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则变成了每100人就共享一间酒馆。另外一项新型工业——印刷业也飞速发展起来，以满足知识和娱乐的巨大市场需求。16世纪后半时期，有300万—400万张歌谣传单被印制发行。[2]另外，连托马斯·德克尔也乐于见到的是，商业剧院业开始蓬勃发展。在1600年，每周几乎有近2.4万人去市里的剧院观看演出。[3]同一时期，人们对奢侈食物的需求也有所增长。1581年，诺里奇的圣巴塞洛缪商品展销会上只有2.1万个橙子和柠檬待售，而在之后的10年间，就有超过100万磅的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无核小葡萄干进口到伦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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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动力之源。它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的贸易中心，并且逐渐显现出英国面向美洲、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远东地区的新海外贸易枢纽地位这一特征。到18世纪，它就在国际贸易上处于领军位置，进口着大量糖、烟草以及其他热带产品并再次出口给欧洲其他国家。伦敦还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它从格洛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运来羊肉，从肯特运来水果和蛇麻草，还从威尔德、诺福克和泰恩赛德分别运来谷物、大麦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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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富裕的、逐渐扩展中的城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涌入，他们涌向更高的薪水，并同那个传奇式的外来定居者迪克·惠廷顿一样，也涌向那些可能的发迹机遇。外来者快速增多，其增长速度丝毫不因住房的困难和简陋而有所减缓。1700年，伦敦市容纳了5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10。由于王室、朝臣、城市公务员、商人和会议期间在伦敦逗留的国会议员们的巨大消费力，那里成了奢侈消费的中心。逐渐增多的乡间绅士，也总是受到他们妻子的怂恿，经常跑到伦敦去度假休闲，以逃离农村生活的单调，时不时地感受一下最新的流行元素，观看最近上演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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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变化中最为瞩目的要数人们赚钱与消费的情况同往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诸多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恋爱和婚姻。这些现象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为道德所不齿的各种恶性竞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强取豪夺、坑蒙拐骗。舞台剧《伦敦三妇》就表达了对“这个城市中‘良知’和‘真爱’难以驻留”的惋惜。剧中的两个寓言形象，反映了人们对许多商业诈骗忍无可忍，因为买卖的过程中总是缺斤短两，毫无诚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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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各种游行庆典应该是颂扬诚信买卖的，但是那些靠贸易发家致富的人所使用的赚钱手段却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一个人的获利通常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但是最让社会伦理家们困扰的是后者可能到达的程度、波及的范围以及它本身的成因。在天主教会中，囤积居奇和犯贪婪罪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传教者会谴责操控标准的行为，谴责那些口口声声讲着质量和耐用性而实际上制假造假之人，以及那些通过囤积物品来人为造成物资紧缺的行为。有个小故事中的谷物商贩便是如此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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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今年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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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到来年等它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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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果腹的穷人只能空手离开，“回家去吧，玉米你可买不起”；不过当他面对最后的审判时，也被“下地狱吧，因为去天堂你也消费不起”的话语打发。如果参考当时进入法庭审理的案件数目，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中这样的黑色商业行为已经是大面积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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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也能从其他方面腐蚀一个人的灵魂。14世纪后期的一个传教者就惊异于当时雄心勃勃的年轻商人们竟然会因渴望和焦虑而消耗掉自己所有的精力。“这些年轻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人生的大冒险中，遭遇了各种各样遍及四面八方的欺诈和险境。他们白天承受着痛苦折磨，夜里也得不到休息。他们噩梦连连，甚至常常从梦中惊醒。”这些同现代的“雅皮士”们对应的中世纪年轻人，每日谈论的都是他们又赚了多少钱，或者正冒着多大的风险。[5]他们的身心为这些事情牢牢所困，完全没有时间去冥想天堂的美好，没有精力关注他们如何才能够到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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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的不稳定以及汇率的涨涨跌跌是理查德·弗默最为关注的问题。此人出生于15世纪80年代，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资产。他的父母是靠着从牛津郡倒卖羊毛聚敛财富的。理查德也进了同一行业，但做得要更高级一些。他是加来短纤纱公司的成员，该公司垄断着国内的羊毛货源供应。他迫切地想要赢利赚大钱，于是走了法院的关系，成功签署了一份向军队供应食物和器具的合同。他所供应的军队后来在1513年入侵了法国。战争通常会让那些向陆军或海军提供所需物资的企业大捞一笔，这些企业本身就资金雄厚，可以保证军需用品的充足供应。从羊毛贸易转到为步兵和装甲部队采办物资，弗默的贸易规模再次扩大，随后，他把目标聚焦内陆。1518年，他在内殿学院走动了一些时日，便寻到了一些足以支持他接管德比伯爵在北安普敦郡所有地产的法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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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默很早就开始了自己地盘上的投资，并与他身兼律师和基层公务员两职的弟弟威廉合作。他们想让投资最大程度获益，即使意味着他们需要驱赶走地区内的所有佃户，把适于农耕的土地改造成放养羊群的牧场。在当时所有踏实亲民的企业家中这对兄弟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对正统天主教的忠诚，要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正在着力削弱天主教的势力并改写其教义教条。在某种程度上，理查德·弗默确实默认了新的权力体系。1536年反对变革的“圣宠朝圣行”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还认定他是可靠之人，在给叛乱者判刑定罪的法庭上任命他担任陪审员一职。但是，那可不一定是出自他的真心。1540年，弗默便因为窝藏了一个批判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牧师而被关进了监狱，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充公。多半是出于对理查德的忠诚与献身的纪念，他的后人在其后的两百年间都一直坚定地延续了他的天主教信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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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默对古老宗教信仰的坚持使他本人备受瞩目，因为他似乎同人们对他那类人的惯有认识相矛盾。人们通常认为，他那一类的人都清楚只有新教信仰才跟赚钱更能扯上关系，都清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教信仰的传播密不可分，因而就会对新教有所偏向。但民众的这个想法有点儿过于简单。其实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者同样强烈地谴责商业欺骗行为，尤其是高利贷以及其他损害穷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就有很多无耻恶人通过这些方法发了财，不过他们也在新教教众面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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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义真正指示和保证给世人的是，只要他们能够敬神并遵守神之法律，那么他们的所有努力和付出就会沐浴神恩。出于对宿命论的笃信，清教徒尤其重视“神恩”的力量。他们坚信，上帝的选民一定是那些有着典范的忠诚、服从、正直和节欲等品质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美德会在今生和来世受到神的嘉奖。一位名叫拉尔夫·乔塞林的清教神职人员在1644年10月写道，“这一周，上帝给了我很多优待，因为我们现在享受着和平、富足、健康、朋友以及很好的土地和衣食”。但是其后不久，他就听说了当地某个肉店老板的女婿一不小心被切肉刀弄瞎了一只眼睛的事情。因为坚信上帝之手绝不会错伤无辜，乔塞林沾沾自喜地下结论说：“让类似的苦痛就降临到那些人身上好了，他们是罪有应得的。”[7]在同时代的美国东北六州，清教徒们高唱着这样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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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聚在一起祈求上帝的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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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厉声又轻言，娓娓传达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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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那些折磨和苦痛就此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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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违背自己的人都能如此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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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我主之名，因他如此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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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感在取得个人成功的其他人那里也引起了共鸣。1720年当选伦敦市市长的约翰·弗莱尔，他的父亲是奇尔特恩的农民，母亲常常在位于大马洛的自家小店里唱圣诗。从父母那里，约翰继承了他们的清教信仰。当选市长之后，他回忆起曾经做合金器批发商的日子时总结说，自己的成功只是“他所信仰的上帝给予世人照顾和佑护的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典型”。[8]与他同时代的纽卡斯尔郡企业家威廉·科茨沃斯，也同样出身于贫寒之家，同样感激着上帝，认为“上帝的神恩”让他最终获得了百万富翁的身价。但是，不如弗莱尔谦虚的是，他补充说，“聪明的头脑和天生的才能”当然也功不可没。[9]弗莱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他在宿命论的影响之下长大成人。但他以及他那一类的人，依然是全身心奉献于个人事业，因为他们相信个人的成功也是未来自我救赎的保证。求生本能和家族抱负，都是促使他们努力工作、永不停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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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的机制也是神秘莫测的。人们普遍感觉那有点儿像是个账目单，上面记录着忠诚信仰、定期礼拜以及节制生活的信用，这些项目会因为过错和恶行而被逐量抵销。这张记录收支的神恩账单，是人们希望和忧虑的源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威廉·科非常感谢神的仁慈，包括给了他从一次天花中捡回命来的恩典。同时，他也会因为早先做过的坏事而痛苦不已，比如孩童时代把盲人领到水沟之类的恶作剧，生意往来时候的耍手段耍计谋，以及在布道会上的打盹昏睡。偶尔想象一下那等待着他的宿命，就能让他好一阵不安，但这从未阻止他旧恶重演，甚至还寻其他新花样。[10]另有些人将命运的友好和偏爱解释为他们是被上帝选中来实现某种特殊却又天机不可泄露的目标的人。至少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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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存的世界，人们的自身命运仿佛就是由那晦涩却还算友好的神恩所主宰，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冒险前行的人们，有着深远、长久的影响。他们能够更加坚强地忍受和面对生活中的无数挫折，包括疾病、意外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船舶失事或者由市场动荡引发的企业危机。总的来说，神恩思想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心理慰藉。不论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只要他们的努力是诚实和有益的，那么每个人就在以一定的方式实现着上帝的意愿。所谓的有益不仅是针对个人自己，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天主教理论中曾把努力工作视为因亚当原罪而应得的惩罚，而在当时已被转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值得称颂的神之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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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会降临那些敬神的国家，就像会降临给那些敬神之人一样。这种令人欢欣雀跃甚至狂喜眩晕的理念，对英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解释了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国际贸易中惊人发展，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面积殖民地扩张，以及在同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对手作战过程中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这些证据足够清楚地表明英国这个国家，以及其自不待言的财富创造者，都受到了某种神的施予。也正因如此，英国在18世纪各个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利益资源的获得，都是伴随着教堂的声声钟响和感恩仪式公开庆祝的。虔诚敬神和爱国热情合而为一，融成了单一信念，紧紧抓住了那些投身商业的人们。一时间，这一信念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极为热情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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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应该都喜欢那本写于1450年的小手册，它给准备从商的人提供了常识性、实用性的建议。该手册首先强调了商业头脑的重要性，指出它是做市场投资、预测未来需求、鉴定市场价值的必需。而要满足市场需求，经商者还需要创新和资本。如果财力并不充裕，那么经商者可以一开始只投资一些“小额物品”，比如钱包、刀具或者梳妆镜等。这些小物品的批发价格只为8侏儒一打，然后按1侏儒一个卖出就能有50％的收益。“薄利多销可以赚大钱”，手册作者向他的读者们如此保证。同时，他也提醒这些羽翼未丰的初入市的企业家们，手头要时刻留些备用资金以便能够及时补充库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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