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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我主之名，因他如此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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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感在取得个人成功的其他人那里也引起了共鸣。1720年当选伦敦市市长的约翰·弗莱尔，他的父亲是奇尔特恩的农民，母亲常常在位于大马洛的自家小店里唱圣诗。从父母那里，约翰继承了他们的清教信仰。当选市长之后，他回忆起曾经做合金器批发商的日子时总结说，自己的成功只是“他所信仰的上帝给予世人照顾和佑护的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典型”。[8]与他同时代的纽卡斯尔郡企业家威廉·科茨沃斯，也同样出身于贫寒之家，同样感激着上帝，认为“上帝的神恩”让他最终获得了百万富翁的身价。但是，不如弗莱尔谦虚的是，他补充说，“聪明的头脑和天生的才能”当然也功不可没。[9]弗莱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他在宿命论的影响之下长大成人。但他以及他那一类的人，依然是全身心奉献于个人事业，因为他们相信个人的成功也是未来自我救赎的保证。求生本能和家族抱负，都是促使他们努力工作、永不停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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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的机制也是神秘莫测的。人们普遍感觉那有点儿像是个账目单，上面记录着忠诚信仰、定期礼拜以及节制生活的信用，这些项目会因为过错和恶行而被逐量抵销。这张记录收支的神恩账单，是人们希望和忧虑的源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威廉·科非常感谢神的仁慈，包括给了他从一次天花中捡回命来的恩典。同时，他也会因为早先做过的坏事而痛苦不已，比如孩童时代把盲人领到水沟之类的恶作剧，生意往来时候的耍手段耍计谋，以及在布道会上的打盹昏睡。偶尔想象一下那等待着他的宿命，就能让他好一阵不安，但这从未阻止他旧恶重演，甚至还寻其他新花样。[10]另有些人将命运的友好和偏爱解释为他们是被上帝选中来实现某种特殊却又天机不可泄露的目标的人。至少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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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存的世界，人们的自身命运仿佛就是由那晦涩却还算友好的神恩所主宰，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冒险前行的人们，有着深远、长久的影响。他们能够更加坚强地忍受和面对生活中的无数挫折，包括疾病、意外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船舶失事或者由市场动荡引发的企业危机。总的来说，神恩思想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心理慰藉。不论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只要他们的努力是诚实和有益的，那么每个人就在以一定的方式实现着上帝的意愿。所谓的有益不仅是针对个人自己，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天主教理论中曾把努力工作视为因亚当原罪而应得的惩罚，而在当时已被转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值得称颂的神之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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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会降临那些敬神的国家，就像会降临给那些敬神之人一样。这种令人欢欣雀跃甚至狂喜眩晕的理念，对英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解释了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国际贸易中惊人发展，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面积殖民地扩张，以及在同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对手作战过程中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这些证据足够清楚地表明英国这个国家，以及其自不待言的财富创造者，都受到了某种神的施予。也正因如此，英国在18世纪各个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利益资源的获得，都是伴随着教堂的声声钟响和感恩仪式公开庆祝的。虔诚敬神和爱国热情合而为一，融成了单一信念，紧紧抓住了那些投身商业的人们。一时间，这一信念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极为热情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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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应该都喜欢那本写于1450年的小手册，它给准备从商的人提供了常识性、实用性的建议。该手册首先强调了商业头脑的重要性，指出它是做市场投资、预测未来需求、鉴定市场价值的必需。而要满足市场需求，经商者还需要创新和资本。如果财力并不充裕，那么经商者可以一开始只投资一些“小额物品”，比如钱包、刀具或者梳妆镜等。这些小物品的批发价格只为8侏儒一打，然后按1侏儒一个卖出就能有50％的收益。“薄利多销可以赚大钱”，手册作者向他的读者们如此保证。同时，他也提醒这些羽翼未丰的初入市的企业家们，手头要时刻留些备用资金以便能够及时补充库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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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有没有读到这本册子，来自伍斯特郡哈特尔伯里的托马斯·昂德希尔倒是深谙此书中的各个要义。1479年，当他听说附近的汉普顿洛维特村因为某种小型传染病而留下了很多空置的地产之后，便举家搬到了那里。他从一个寡妇那儿以优惠的价格接手了一些空出的房屋和地产，并开了家小酒馆，也同时提供食物。能够以如此优惠的价格拿下这些地产，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的佃户和居民数量已经很少。昂德希尔出售的麦芽啤酒经过稀释，而且他还把劣等的肉按高价出售，因此其酒馆利润相当可观。到1489年，当地人都称他为“有钱人”，邻居、同乡也公认了他在社区里的杰出地位并选举他为教区委员。这让他非常满意，不仅是因其表明他的成功已经引起了别人的瞩目和嫉妒，更是因为这些对于安排好自己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更加便利。在儿子们刚入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路，一个指定了要培养成牧师，另两个确保了学徒身份，还有一个是去杜克斯伯里从事制革业，最后一个则在布里斯托做石匠的工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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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德希尔家还具备一定的掌控市场的能力，而这也和他们一直以来的顽强和坚韧分不开。这两种品质在一个叫安·奥凯利的非凡女子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名女子于1691年出生在北安普顿郡的昆顿，其父母回忆说，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学会了作为女性所必须掌握的所有技能，完全符合她中等家庭背景的要求”。她于1718年嫁给了来自贝德福德郡的男子，但是这名男子因为挥霍无度导致家庭穷困潦倒，去世时留给妻子的只有极度贫穷和5个不到11岁的孩子。她少女时期的教育应该包括女红，因为后来她完全靠着女裁缝师的工作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她靠缝制服装赚钱供孩子吃和穿，她是在用自己疲累的十指，夜以继日而又积极乐观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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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计件收费的工作不但不稳定，而且收入低。于是安决定自己创业。为了攒够创业资金，她把家里闲置的房间租了出去，从死去丈夫的债权人那里争取回一些婚姻财产，又让父亲将遗嘱中她名下的遗产提前兑现给她。包里装着50英镑的她，只身前往伦敦并购置了一批帽子，然后运回她在贝德福德郡开的女帽小店。最初的一些顾客几乎都是她的朋友，但是在之后的33年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她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当了海军军官，另一个上了剑桥大学。安·奥凯利的意志力是由她的坚韧与顽强品质来支撑的。因为在1766年死于乳腺癌之前长达40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遭受着这个病痛的折磨，在她50多岁的时候，还被一辆货车撞断了一只胳膊。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她理财的知识相当匮乏”，“她从来理不清自己的库存，从来算不清自己的利润。每周都有不少的资金在她手中周转，但她总是只取出自己认为足够补贴家用的那点钱”。[13]这多半是缘于其父母不认为算术是女性所需学习的技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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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生活迫使安·奥凯利不得不创立自己的事业，而来自其大家庭的经济支持帮助她实现了这个愿望。在一个叔叔的帮助下，约翰·弗莱尔于1685年顺利成了合金器工匠的学徒，尽管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业开端，因为他的师傅不但有个恶劣的酒鬼老婆，而且一有自己接了又担心完不成的单子就逼着学徒们像雇佣工一样干活。即便如此，在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情况下，弗莱尔仍然坚持在那儿做了8年的学徒，最终被成功地纳入了后来的合金器材公司。他的坚持不懈感动了他的另一个叔叔，叔叔贷给了他300英镑用来购置商用地宅。另外，他同白金汉郡制革商女儿的婚姻，又让他得到了500英镑的嫁妆。当他的岳父亲眼看到他如何经营事业之后，又另外多给了他500英镑。弗莱尔“呕心沥血做生意”的信条也让第一个给他投资的叔叔把他列成了遗产继承人，死后给他留下了汉普郡的一处庄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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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时机和选对地方，实实在在地明白这两点的重要性，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17世纪80年代早期，提兹塞德一个自耕农的二儿子——威廉·科茨沃斯曾是纽卡斯尔牛油杂货店老板罗伯特·萨顿的学徒。他在造访泰恩赛德时正赶上那里的经济发展高潮。为了满足伦敦消费者的需求，那里煤产量大幅增长，同时又带动了当地造船业的蓬勃生机。另外，还有两种新兴的工业，即制盐和玻璃制造，也在逐渐兴盛。萨顿一家非常看好科茨沃斯的才智和精力，便派他去当地发掘财富。从实质上看，科茨沃斯掌管了萨顿家的生意，并迎娶了师傅的女儿为妻。有了萨顿的资产作支撑，科茨沃斯首先开始了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将其在南谢尔兹买下的盐矿所产的盐出口到那里。之后，他搬到了矿区，靠着全然的胆识加上一些威胁性手段，几乎将当地煤矿运输全部垄断。到他1726年去世的时候，其煤矿产业价值6万英镑，并且他一直用利润购置的产业每年还能带来4500英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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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茨沃斯这个坚韧的精力充沛之人，让当时贵族中的煤矿拥有者一度非常沮丧。他们因他的企业而获利，但他的直言不讳又让贵族们难以忍受。鲍伊斯家族的某个成员还讥讽说，科茨沃斯的老爸以前不过是奴仆一个，他竟然敢对贵族不尊不敬。这样的言论深深刺痛了科茨沃斯。于是，在去世之前，他把儿子送到了学费昂贵的塞德伯文法中学做寄宿生，因为他希望儿子能够过上一种“更加文雅和上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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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得“绅士”称号的科茨沃斯，在政治上也同样有着他生意场上的那种精明。他在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时，开始支持辉格党，好像还受了政府之托去监视一个倾向托利党和雅各宾派的地区。他选对了支持对象，他那些当权的朋友又进一步增加了他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不过科茨沃斯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他没能够如愿使自己的家庭进入东北地区的绅士阶级前列，他的儿子们年纪轻轻就死了，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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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德希尔家族、安·奥凯利、约翰·弗莱尔和威廉·科茨沃斯都是经济大发展时期社会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他们每人都有必须具备刚毅、沉稳和机智果断等品格。他们经历的商业贸易形式，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几乎都已经被废弃，只在个别的其他地区还普遍存在着。卖东西的人把价位标得离奇的高，买东西的人又出价出得离奇的低，双方便开始讨价还价，按着商品的质量好坏、市场当前的供需情况来默算出到底以多少价格来成交才不会损害各自利益。等最终在价格上达成共识，双方才着手协商确定支付和交货的时间。尽管绅士们都觉得讨价还价是非常不合礼仪的事情，良好的礼数让他们完全将其杜绝，但讨价还价的现象几乎还是延伸到各种买卖交易中。1663年，塞缪尔·佩皮斯和他的一些朋友一致认为，在对待此种现象的态度上，他的同胞们应该学习一下法国人。法国人就从来不会“认为一个绅士或者任何享有荣誉之人在酒馆里为了一块牛肉而讲价是有失身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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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kker，3，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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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ldrew，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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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rke，Popular Culture，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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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oper，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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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wst，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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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P，Commons 1509－1558，3，124－126，127－128；VCH，Oxfordshire，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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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sseli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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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L，MS 1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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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lis，Bold Adventurer，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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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wo East Anglian Diaries ，204－20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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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anha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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