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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同样也会导致其受害者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滑落。德克尔的《咆哮女孩》（1621）一书中，有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一个切烟草叶的妇人，其中一个说：“我敢肯定，她绝对是个出身高贵的淑女，一定是命运捉弄才让她在这里切割这些印度草叶的。”他的同伴评论道：“得了吧哥们儿，好多好女人都是这样的命啊，她们的丈夫一旦破产，不都得这样。”[14]破产是可耻的，因为借款者的信誉依靠别人对他的信任和这个人本身的正直、诚实来维持。基督教倡导的美德之一就是诚实可靠，所以不仅在经济意义上，在道德和宗教上，欠债还钱都是一个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了还债的承诺，就是在上帝面前立下了誓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2年如此写道，“信仰和真理是社会的公约，尤其在考察人们是否最终能够如愿进入天堂极乐世界的时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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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当时正在从事有关利率问题的写作，那个时候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大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建立在人们互信的基础之上。经济形式的转变是商业活动日趋大宗和日益复杂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海外贸易的逐渐兴起。同时，也是1689—1697年以及1702—1714年间两次对法大战全面备战的需要。在前一次战争影响下，截至1695年，合资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100家。一些新经济领域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海运事业，人寿、火灾保险，股票买卖以及银行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伦敦，它们就是今天金融服务行业的前身。战备储资的需要促成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这个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了新政府的国库，控制着8％—14％利率的巨额社会融资。战时的国家性融资借款即是后来的“国债”，在18世纪对法国和对西班牙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后，其额度又进一步迅猛增长。国债债券面值的涨跌情况在各地的日报和周报中被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由伦敦统一印制，并由当时新兴的国家邮政服务发行到全国各地。因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亲身参与到国债市场的交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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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个人财富来源就此出现。股份的占有，不论是在国家储蓄还是贸易公司中都是一种像地产投资那样稳定有保障的投资方式。人们的金融观念开始改变。17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来自埃塞克斯郡霍尔斯特德的屠夫约翰·莫利，同约西亚·蔡尔德爵士签订了一份在附近公园内宰杀活鹿的合同。这个蔡尔德爵士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很有远见的生意人。同莫利会面时，他问及了莫利的个人现金拥有数，得知莫利有120英镑的现金后，他又问：“那你现在的生意需要多少运作资金？”“20英镑，”莫利回答。于是，蔡尔德立刻建议他把多出的100英镑用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以作为投资。这个屠夫心里暗想：“那我情愿多买几只肥羊。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不是和糊墙的破纸差不多吗？”不过莫利最终还是按照这个大人物的建议投资了那100英镑。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增值，这项在现在看来属于“内幕”交易的投资一年之内就给莫利带来了60英镑的盈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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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通常的经济投资或者土地投资，都不能如此快速地赚取这么多的利润。所以不难想象，这样的高额回报确实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不过要想真正赚到钱，也绝非易事。这些投资者们需要来自一些新兴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些专业人士得在伦敦交易所或是附近的咖啡馆里打听各种小道传闻，潜心研究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预测市场走向。171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谴责了这些“灵光人士”，并怒斥了股票投机者的“奸诈狡猾”，因为他们靠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欺骗那些不知情的无辜者。[17]1720年的夏天，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狂热追捧达到了顶峰，伦敦一家报纸将所有的股票投机者斥责为一群“一无是处的”只想毁掉整个国家的“寄生虫”。在那个“华丽泡沫”破碎，使得千万人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同一家报纸又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些经济预测人员都是自私自利的，并且对自己的卑劣行径造成的“惨剧”统统不闻不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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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严厉的道德谴责都没法遏制住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疯狂下注。就连斯威夫特本人在听说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之后，也投入了300英镑的股资，因为他预计股价很快就能飙升起来。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他在一周之内就赚到了5英镑。斯威夫特简直是在同他的对手调情卖俏。作为一名托利党人，他却以倾向于辉格党以及其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派联盟的“股份投资”来参与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活动。这份投资的收益越来越大，以至于斯威夫特自己也开始担心金融投资正在逐步取代土地投资。[19]他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1710年6月，包括东印度公司领导人在内的四个举足轻重的商业大亨联名警示安妮皇后，指出她一旦改选了内阁，那么信誉就会荡然无存，股价随之暴跌，整个英格兰银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20]金融的巨大力量逐渐盖过了土地的价值，愤怒不已的斯威夫特替农村地区的保守党乡绅宣称：“我们今后的国家法律制订是要对英格兰银行和那个东印度公司加以控制，还是干脆在他们掌权之前就自觉把他们纳入王权体系算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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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的斗争情况并不像斯威夫特预计的那么简单。商业和金融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国会，而且许多地方的大地主们都有自己的商业投资。1660—1690年间，差不多有9％的议会成员直接参与了一定的商业活动，而国会议员中53％的土地拥有者中，就有一半的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中有所投资。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来促成那些有助于国家经济繁荣的法律法规和财政政策的施行。1660—1714年间，就有超过600项的法案陆续通过，这些法案都一定程度地鼓励了财富的创造，其中的很多条都暗中助推着包括扩大港口规模，提升河运能力，改造利用湿地等“完善政策”的施行。对一项经济活动的促进也会带动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1692年促成格陵兰岛公司建立的法律宣称，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鱼油工业的巨大利益，能够给渔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为捕鲸船舰补给杂货和粮食的商人们带来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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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也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正确之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称是商业，而非传统认为的土地，构成了国家繁荣的真正来源。“一处庄园只是一个池塘，”他辩驳道，“而商业贸易则是一汪清泉，其永不枯竭的汩汩泉水，不仅能够填满池塘，保持它的充盈，还能够持续不断流溢出来，填满周围的其他池塘以及其他较低之处”。[22]他的结论也让他的演说对象，即那些“中等人士”非常满意，因为笛福指出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追求和事业是国家富强和繁荣的根基所在。这些人不但已经长时间地适应了信用体系，而且还抓住了新的财富源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安全保障。有个叫理查德·哈尔索尔的利物浦船员，在他1731年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中，就有800英镑投资了英格兰银行。他曾盼着这笔投资能在自己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出海之前，给他带来一笔不错的收益，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后嗣留下更多的储蓄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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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London Assurance，12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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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ldrew，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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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waledae Wills，114－115；Ipswich Inventories，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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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ldrew，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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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uldrew，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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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mpson，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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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foe，Tradesman，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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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sselin，51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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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orkshire Diaries and Autobiographies，36，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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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thenian Mercury，7 November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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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epys，2，61－2；4，199－200；5，174，359；7，425－426；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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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uldrew，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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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ugh，85，13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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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ekker，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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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uldrew，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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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R.，French，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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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wift，Examiner，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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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ondon Journal，13－16 July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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