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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皮斯的年度结算总是能让他引以为豪。其稳定增长的年度盈余表明他是个有着“高信誉度”和“高身价”的人，而“信誉”和“身价”在当时的世人眼中几乎就是两个同义词。1666年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清早从自己在民辛巷的私宅中踱步而出，然后和他的一个雇员一起去市里的皇家交易所清算他及其太太还未收回的账目。到了那里，他把小伙计留下来跟自己的蜡烛供应商洽谈，然后只身跑去和两个认识的女人一起喝热酒酿。回家之后，他便开始在账目簿中记录下当年的最后一笔账目，并庆祝个人的胜利。“我所拥有的资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雄厚，”他在账目簿中写道，“我有着大量的银条银器，以后我的所有餐具都要换成银盏银盘”。[11]这样的自我喝彩方式，在19、20世纪取得同样地位的人们身上都展现得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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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皮斯的那些银器十有八九是以某种信贷的方式购得的。统观他所在地区的个人财产目录，就会发现其他同样富裕的家庭都在以长期性的借债方式来购置物品，而且他们通过贷款而采购的物资价值平均占到了个人物品总价值的1/4，有些人这项比值所占的比例甚至还要高出很多。根据这些数字直观地推测，全国应该至少有1/4的中等富裕家庭都是在花着高于他们收入所得的钱。[12]因此在某人过世时对他流动资产的估算就很难做到准确，因为这样的估算难以估计此人未被偿还的借款以及应得利息，而这一项数目对于债权人来说又至关重要。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债务情况可以衡量他的个人借贷信誉，也能够衡量他在社区中所处的地位。这些数字表明了“借钱”这一行为，在当时已经成了中等及以上阶层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保持自己的信贷能力不但是他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维持自己公众形象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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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本身也存在着危机。经世未深的新手很容易就被其深奥难懂的法律专用术语所欺骗。那些术语是信贷机制的组成部分，现在也是如此。米德尔顿的《米迦勒学期》（1607）中就描述了埃塞克斯一个叫“易信”的年轻乡绅接连被人欺骗的故事。那些人先让这个年轻人签订下一个价值200英镑的契约，然后又以“当下常规”的说辞，骗他加签了700英镑。于是，他就这么不知情地被签走了自己的所有继承财产。其他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通常都是因为错误的估算或者当时常见的个人放纵行为，比如说过度饮酒。在17世纪末，一个喜欢古籍研究的叫理查德·高夫的富农就详细探究了以上两种原因导致的经济没落，他考察了自己所在的希罗普郡密德尔教区的历史，并编写了一本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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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地方志中，有个挥霍无度的名叫乔治·克莱夫的人。那人是建立东印度公司的罗伯特·克莱夫的远房亲戚，也是个“糟糕透顶的农夫”。他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土地用来还债，但还是因为实在无法还清而最终进了监狱。纳撒尼尔·利夫则是跟人借了20英镑来支付一座农场的租金，并用这个租赁契约作为还款抵押。后来因为实在还不起这笔债，被关进了监狱，他租用的农场也被移交到了债权人手中。威廉·希斯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个人经营着从妻子那里继承的农场，竭力维护这笔资产并把岳父大人当年欠下的债务抛诸脑后。他“想尽办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只为能够拖延债款”，最后还是依法缴纳了欠款和罚金，导致彻底破产；而弗朗西斯·劳埃德这个人，却是在变卖了继承所得财产来偿还父辈遗留的债务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勉，通过自己的节俭生活，不但收回了变卖的资产，还成了拥有多处地产的富翁”。其重振家业的传奇经历，比任何显贵的地位都更加让人称颂，因为“镇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节约俭省，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紧衣缩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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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同样也会导致其受害者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滑落。德克尔的《咆哮女孩》（1621）一书中，有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一个切烟草叶的妇人，其中一个说：“我敢肯定，她绝对是个出身高贵的淑女，一定是命运捉弄才让她在这里切割这些印度草叶的。”他的同伴评论道：“得了吧哥们儿，好多好女人都是这样的命啊，她们的丈夫一旦破产，不都得这样。”[14]破产是可耻的，因为借款者的信誉依靠别人对他的信任和这个人本身的正直、诚实来维持。基督教倡导的美德之一就是诚实可靠，所以不仅在经济意义上，在道德和宗教上，欠债还钱都是一个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了还债的承诺，就是在上帝面前立下了誓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2年如此写道，“信仰和真理是社会的公约，尤其在考察人们是否最终能够如愿进入天堂极乐世界的时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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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当时正在从事有关利率问题的写作，那个时候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大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建立在人们互信的基础之上。经济形式的转变是商业活动日趋大宗和日益复杂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海外贸易的逐渐兴起。同时，也是1689—1697年以及1702—1714年间两次对法大战全面备战的需要。在前一次战争影响下，截至1695年，合资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100家。一些新经济领域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海运事业，人寿、火灾保险，股票买卖以及银行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伦敦，它们就是今天金融服务行业的前身。战备储资的需要促成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这个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了新政府的国库，控制着8％—14％利率的巨额社会融资。战时的国家性融资借款即是后来的“国债”，在18世纪对法国和对西班牙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后，其额度又进一步迅猛增长。国债债券面值的涨跌情况在各地的日报和周报中被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由伦敦统一印制，并由当时新兴的国家邮政服务发行到全国各地。因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亲身参与到国债市场的交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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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个人财富来源就此出现。股份的占有，不论是在国家储蓄还是贸易公司中都是一种像地产投资那样稳定有保障的投资方式。人们的金融观念开始改变。17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来自埃塞克斯郡霍尔斯特德的屠夫约翰·莫利，同约西亚·蔡尔德爵士签订了一份在附近公园内宰杀活鹿的合同。这个蔡尔德爵士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很有远见的生意人。同莫利会面时，他问及了莫利的个人现金拥有数，得知莫利有120英镑的现金后，他又问：“那你现在的生意需要多少运作资金？”“20英镑，”莫利回答。于是，蔡尔德立刻建议他把多出的100英镑用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以作为投资。这个屠夫心里暗想：“那我情愿多买几只肥羊。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不是和糊墙的破纸差不多吗？”不过莫利最终还是按照这个大人物的建议投资了那100英镑。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增值，这项在现在看来属于“内幕”交易的投资一年之内就给莫利带来了60英镑的盈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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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通常的经济投资或者土地投资，都不能如此快速地赚取这么多的利润。所以不难想象，这样的高额回报确实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不过要想真正赚到钱，也绝非易事。这些投资者们需要来自一些新兴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些专业人士得在伦敦交易所或是附近的咖啡馆里打听各种小道传闻，潜心研究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预测市场走向。171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谴责了这些“灵光人士”，并怒斥了股票投机者的“奸诈狡猾”，因为他们靠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欺骗那些不知情的无辜者。[17]1720年的夏天，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狂热追捧达到了顶峰，伦敦一家报纸将所有的股票投机者斥责为一群“一无是处的”只想毁掉整个国家的“寄生虫”。在那个“华丽泡沫”破碎，使得千万人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同一家报纸又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些经济预测人员都是自私自利的，并且对自己的卑劣行径造成的“惨剧”统统不闻不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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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严厉的道德谴责都没法遏制住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疯狂下注。就连斯威夫特本人在听说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之后，也投入了300英镑的股资，因为他预计股价很快就能飙升起来。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他在一周之内就赚到了5英镑。斯威夫特简直是在同他的对手调情卖俏。作为一名托利党人，他却以倾向于辉格党以及其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派联盟的“股份投资”来参与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活动。这份投资的收益越来越大，以至于斯威夫特自己也开始担心金融投资正在逐步取代土地投资。[19]他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1710年6月，包括东印度公司领导人在内的四个举足轻重的商业大亨联名警示安妮皇后，指出她一旦改选了内阁，那么信誉就会荡然无存，股价随之暴跌，整个英格兰银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20]金融的巨大力量逐渐盖过了土地的价值，愤怒不已的斯威夫特替农村地区的保守党乡绅宣称：“我们今后的国家法律制订是要对英格兰银行和那个东印度公司加以控制，还是干脆在他们掌权之前就自觉把他们纳入王权体系算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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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的斗争情况并不像斯威夫特预计的那么简单。商业和金融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国会，而且许多地方的大地主们都有自己的商业投资。1660—1690年间，差不多有9％的议会成员直接参与了一定的商业活动，而国会议员中53％的土地拥有者中，就有一半的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中有所投资。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来促成那些有助于国家经济繁荣的法律法规和财政政策的施行。1660—1714年间，就有超过600项的法案陆续通过，这些法案都一定程度地鼓励了财富的创造，其中的很多条都暗中助推着包括扩大港口规模，提升河运能力，改造利用湿地等“完善政策”的施行。对一项经济活动的促进也会带动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1692年促成格陵兰岛公司建立的法律宣称，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鱼油工业的巨大利益，能够给渔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为捕鲸船舰补给杂货和粮食的商人们带来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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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也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正确之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称是商业，而非传统认为的土地，构成了国家繁荣的真正来源。“一处庄园只是一个池塘，”他辩驳道，“而商业贸易则是一汪清泉，其永不枯竭的汩汩泉水，不仅能够填满池塘，保持它的充盈，还能够持续不断流溢出来，填满周围的其他池塘以及其他较低之处”。[22]他的结论也让他的演说对象，即那些“中等人士”非常满意，因为笛福指出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追求和事业是国家富强和繁荣的根基所在。这些人不但已经长时间地适应了信用体系，而且还抓住了新的财富源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安全保障。有个叫理查德·哈尔索尔的利物浦船员，在他1731年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中，就有800英镑投资了英格兰银行。他曾盼着这笔投资能在自己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出海之前，给他带来一笔不错的收益，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后嗣留下更多的储蓄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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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London Assurance，12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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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ldrew，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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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waledae Wills，114－115；Ipswich Inventories，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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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ldrew，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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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uldrew，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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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mpson，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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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foe，Tradesman，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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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sselin，51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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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orkshire Diaries and Autobiographies，36，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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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thenian Mercury，7 November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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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epys，2，61－2；4，199－200；5，174，359；7，425－426；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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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uldrew，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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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ugh，85，13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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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ekker，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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