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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们去镇上待上一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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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零售商或者工匠，非常反对她像头“乳猪”（这个比喻被常常用在不安分的妻子身上）一样四处游逛，试图靠殴打来管束她。于是，她拿纺线杆当武器进行反抗，而丈夫也开始担心他们的争吵会降低他在邻居中的地位。因为人们将吵闹视为是下层阶级的行为。对于淫荡行为亦是如此。约翰更是被妻子的忏悔神父弄得焦头烂额，因为后者“会在床上给予信徒赦免”，有谣传称他是个“妓女贩子”和“妓院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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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的诙谐言语会引起人们捧腹大笑，但它还有更阴暗的一面。那些被带上绿帽子和无法约束自己妻子（通常都是一回事）的丈夫们都会遭人奚落，并且被认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在这个世界中神的秩序已经被颠覆。夫妻间的对抗是教堂座椅托板雕刻匠们的常用主题，很多例子显示，妇女在其中占了上风：在伍斯特郡的大莫尔文镇的一块托座上，一位妻子正用一柄纺纱杆猛击她的丈夫。厨房绝对是提供武器的好地方：在柴郡的楠特威奇镇的一块托座上，一位妻子正挥动着长柄勺（来对付她的丈夫）；而在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镇，一位妻子则挥动着木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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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斯妇人”一样，滑稽剧《约翰，身为人夫的约翰》中的妻子把自己的委屈和冒险经历秘密吐露给了她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邻居——“喜欢八卦的玛格芮”。鉴于流言蜚语的流动性很强的本质，约翰很可能因为妻子的缘故而遭受进一步的嘲讽，而他的名望也会更加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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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兰兹的喜剧《八卦共聚成欢乐》（1602）的主题是关于为男性戏迷们服务的3个喜欢八卦的女人们很私密而充满媚惑力的交谈。这三个人包括一名15岁的“少女”、一名已有小孩并偶尔帮丈夫看店的已婚妇女以及一个已经“把各路乐趣通通试遍”的寡妇。这三人都自称是“生于伦敦的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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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舒畅的她们聚在一家酒馆楼上的私人包间内“像男人一般饮酒”，一品脱接着一品脱地喝那些“令人愉悦的酒”（红葡萄酒）。入夜时，她们又点了一些腊肠当下酒菜。但当她们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受到来自楼下那些男人们制造的烟味污染时，她们被激怒了。那位有夫之妇声称，她已经在家里实行了禁烟令，而且她不在乎丈夫是否会从她的气息中闻到酒味——摆明了要让观众们明白是谁在当家。渐渐地，话题转向了男人、爱情和性爱。她们高度赞扬了婚姻，还提到了一个关于未婚女子注定要将类人猿带入地狱的寓言：布里斯托尔大教堂1520年左右制作的一块教堂座椅托板上就雕刻了这个有些残忍的故事。随后，话题又转向了性幻想。那位有夫之妇承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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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些美丽的荡妇都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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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中藏匿着一些英俊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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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少女则幻想了这样一位阿多尼斯式的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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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有一个从头到脚都俊美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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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优雅的四肢中找不到任何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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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双腿把靴袜都衬得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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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英姿飒爽地把剑贴在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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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他我会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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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会主动邀他，来我床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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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番告白一定会让年轻的观众们热血沸腾。抑或是他们希望所有年轻的淑女都抱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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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共聚成欢乐》属于那种经常以诙谐的口吻刻画某一时期当传统观念于妇女们不利而产生婚姻内部矛盾泛滥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和社会历史书的意义同等重要，因为剧中的三位主人公和“巴斯妇人”一样，身处会得到他人瞻仰的社会阶层。她们可是那些会聚集在维多利亚式会客厅和现代化茶室中品茶闲聊的受人尊敬但稍显羞怯的主妇们的开路者。《八卦共聚成欢乐》传达出的幽默之所以能被意会，部分在于观众们知道这些女性都需要维持一定的原则来辅助甚至提高自己丈夫的社会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得具备那些将言行举止作为社交爱好者首要特质的参考手册上给出的淑女必备素质：自律、端庄得体和为人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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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阅读那些关于行为举止的长篇大论，下层社会的人民则更喜欢跟着自己的直觉行事。我们并不奇怪在社会地位和两性活动中会存在一种令人不快的相互关系。下层社会的人民除了吃东西狼吞虎咽，经常发生口角、弄伤自己、在街巷制造骚乱之外，还喜欢乱搞男女关系并言语粗俗。在17世纪，旧的“淫荡”一词已成为“庸俗”和“粗鄙”的同义词，被广泛地用于形容下等阶层人民。[7]在让角色们为磨坊主和地方官的“卖淫行为”进行辩解的过程中，乔叟观察到他俩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好——因为他俩都是粗野的村民。在社会阶层中越往下，滥性现象越显著。在14世纪的赫尔佐温，最高的私生率出现在最贫穷的农民之中。[8]在阶级的最底层根本毫无约束可言。一位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犯罪人群的分析师指出，这些人都在“尽情纵欲”中长大，而且从不认为这是有罪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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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社会人士向穷人们强行推行自己推崇的“言行举止”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对他们性行为道德观的纠正上。1529年伦敦当局发动了一次对“各类下流娼妓”的驱逐活动，这些人在遭到围捕后被“蒙上红色头罩，手握白杖”送进了纽盖特监狱。这场闹剧引来了一大帮“带着锅碗瓢盆敲打”的人群。[10]临时拿来充当打击乐器的厨房用具明显表明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些受人尊重的家庭主妇。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由清教徒发起的城市肃清运动也开始逐步加强。1572年，约克郡的教会委员们几乎要被穿过“圣诞国王”和他的“皇后”之城的游行队伍给吓住了（这曾是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举止粗放、非常无礼地”穿行在街道上，为了博得围观群众欢喜，一路上上演了各式“不堪入目的恶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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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此类游行是清教徒们于16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涉及范围更广的查处运动的一部分。在1649年和1660年间的政权过渡期间，这一查处运动进行得最激烈（也最不得人心）。教会和民事法庭加大力度找寻并惩戒那些通奸者以及私生子的生父。根据法律规定，教会要承担那些私生子的抚养费。然而，一旦找出他们的亲生父亲，当地官员就会责令他们出钱抚养孩子，从而节省了地方纳税人的钱。因为穷人们经常无法保障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而使得后者要依赖于贫民救济税，为此，一些清教徒竟然钻进了牛角尖，开始质疑穷人们是否有结婚的必要。[12]1589年，曼彻斯特一些“尚无男子对其进行约束”的未婚女性接受了城市权威机构的详细审查。人们认为某些从事诸如酿造烘焙类行业的女性将那些有家室的男子拉离了传统道德，他们还怀疑这些人可能是妓女。[13]对于取缔不负责任的性行为这一政策，夹杂着伦理道德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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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传播具有敬神意义的禁欲福音的行为收效甚微。从被搬到法庭上的有关私生子和私通的案例数量可以看出，穷人们仍然草率地寻求着他们“古老”的追求乐趣的方式，和其祖先别无二致。比他们地位高些的人们也做着相同的事：关于男主人勾引女佣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充斥了肮脏故事和标榜男人们性能力的文化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阶层。1660年，塞缪尔·佩皮斯非常愉悦地聆听了泰晤士河船夫讲述的“淫猥”故事，其中包括一名女乘客要求和他发生关系并获得了“满足”。[14]和放屁行为一样，荤段子是当时笑话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一则可能把女听众逗笑而让男听众尴尬的笑话，它描述了两位年轻女士发现一位绅士对着墙撒尿的情景——这种情景很常见。在听到两人的笑声之后，该男子询问原因却被告知：“噢！先生阁下……我们看到很小的东西就想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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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艾萨克·阿切尔会觉得这种笑话很好笑。当时他是一个“粗鲁无礼而淫荡的”青年，会在果园里偷苹果还容易受那些“挑起情欲的妄念”影响。他的双亲都是清教的“忠实”信徒，想必曾对他失去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切尔被任命为了圣公会牧师（这激起了他父亲的愤慨）并在1667年结了婚。26岁时，他宣称“婚姻满足了我青春时期的全部欲望，使我那些放纵的想法都终结了”。[16]很显然，性幻想会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他所接受的清教式的养育方法使他觉得这些挥之不去的想法是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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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性犯罪妖魔化的同时，清教提出的伦理观强调人能否拥有高级地位取决于他们的自律能力。知名的伦敦药剂师托马斯·布尔沃先生是享有“诚实、忠贞和虔诚”声誉的一家之主。他觉得这一形容是个“好说法”。1622年，布尔沃无可挑剔的名望受到了他的前任女仆简·奈普的挑战。她声称他和他儿子都是喜欢召妓的浪荡子，他的三个女儿也是“喜欢涂脂抹粉”的荡妇。奈普说服了一个妓女朋友，声称小布尔沃是她私生子的生父。两人还召集了一些乌合之众在夜间袭击了这家人的住宅，往屋里投掷从街上找来的粪便和污泥。布尔沃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为此，他请求星室法庭为自己“充满爱与平和”的婚姻以及女儿们“清白”的声誉平反。因为女儿们都到了适婚年龄，如果她们被怀疑举止放荡或者是来自道德败坏的家庭，能够找到好人家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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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的另一个案例中，威斯敏斯特一名酒商的女仆情妇把他的轻率之举透露给了他未婚妻的母亲，后者随即取消了婚约。在失去了500英镑的嫁妆之后，他娶了女仆情妇。[18]葡萄酒商可以迎娶他的女仆而不必担心来自社会上的诋毁。但是，一名清教徒牧师警告说，有财产的寡妇如果嫁给她的男仆或随从，后者很容易会招致非难和奚落。[19]伦敦出身良好的学徒们觉得自己当下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未来前景可能会被一首民谣所削弱。这首民谣是城里的妓女们为了感谢他们的关注于1672年写成的。这群年轻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写诗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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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该死的轻浮本性让你们不知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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