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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四章 文雅的壁炉架：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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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和早期的19世纪，中产阶级在赚钱和花钱上支出了同样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由他们的消费情况来决定，这在英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金钱大量花在了购买能够带来个人愉悦的兴奋与刺激上，人们对自身成就感的满足成为一种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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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写于1791年引领孩童进入消费世界的儿童读物，敦促这些未成年人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品位和优雅风度，因为这是“文明化”进程的精髓之所在。书中“文明阶段的人们”一章，就详细描绘了一男一女遛着宠物狗漫步走过城市街道的景象。城市背景中还设置了一个主教堂、一座现代大桥、桥上穿行的公共马车，远处码头上矗立的各种船只的桅杆。宗教信仰、交通运输以及商业贸易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而那一对男女则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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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穿着显示出他们属于中层社会的上层阶级。那么他们又要步行去哪里呢？同行的宠物狗表明他们应该是在为了身心健康而散步。初始的浪漫主义运动还强烈建议人们去农村地区郊游漫步，因为在那里，人们的想象力会在如画的美景甚至残垣中受到激发。在那对城市男女的家中，挂着一幅描绘雄伟山脉和宁静田园风光的版画。他们家中应该还有瓷器、玻璃器皿和其他一些由女主人挑选的装饰物品。女主人的朋友会在她们相约一起聊天饮早茶的时候赞美她杰出的鉴赏力。她们相互恭维，皆大欢喜，引得其中一个业余女诗人诗兴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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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啊，溪流之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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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流水淙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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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晨苏醒的母亲送来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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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暮色渐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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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次续满流香的泉水和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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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你的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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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如何度过今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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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一生少有机会喝茶，因为它价格昂贵，并非人人都饮得起。1800年，茶叶的国民消费情况是每人两英镑，差不多是中产阶级们的另一种兴奋剂——咖啡的年消费金额的两倍。[3]咖啡应该是那位女主人的老公去咖啡馆会见朋友、谈生意以及阅读每天报纸的时候经常消费的。他多半是一个或多个男士俱乐部或者联合会的会员。这些团体的建立，旨在通过休闲聚会以及知识、意见的交流来促进会员间的友谊。不过并非所有的会员都是高尚稳重人士。1783年11月，帕森·伍德福德就因为参加了一个拇指俱乐部在诺里奇一家名叫国王之首的酒馆的聚会，度过了一个混乱的不眠之夜。“他们在当晚整夜地推攘叫喊，打碎了价值12先令的玻璃酒具和碗盘，第二天一早便草草解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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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高雅的娱乐方式可以是两人一同参与的。如果他们住在伦敦或是去伦敦参观，就可以去众多游乐园中的任意一个休闲游玩。几乎每一个省级市镇都有剧院以及各种用以举办会议、音乐会、棋牌游戏和舞会的集会场所。购物和娱乐很费钱，但这钱花得非常值当。因为那些文明生活的点缀，会给这对夫妇带来个人的满足和社会的尊重。1817年，一位音乐捍卫者申辩说，寻求快乐乃是人之本性，只要加上一定的“适当规约”，便能成为人们无尽的快乐源泉，便能满足“人类感官或想象力的需求，甚至还能两者兼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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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的感官提供满足随即成为18世纪的一项巨大产业。文学、戏剧和小众一些的绘画、雕塑的发展，开始越来越仰仗于中产阶级的赞助。剧院的数量急剧上升，省内的剧场成为公民身份的图腾，表征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以及人们老道的戏剧品位。投资新剧院是回报非常可观的投资。在1761年的谢菲尔德，如果你拥有一个新剧院及其集会厅100英镑的股份，那么一年之后就能有六个百分点的股息收入，60年内几乎能翻上一番。[6]观众席不断扩建，以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18世纪末的伦敦大剧院已经能同时容纳2000多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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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支配着舞台上的表演内容。像大卫·加里克这样的剧作家兼经理人就致力于发掘市民需求并充分给予满足。总的来说，观众们最喜闻乐见的是他们熟悉的易懂的情景情节，所以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冒险和前卫戏剧的时代。观众们也喜欢多变与新鲜，特别是莎士比亚剧的删节版，有时甚至是修改版，以及其他各种传奇故事、滑稽闹剧和时事讽刺剧。纨绔子弟、时髦人士以及在英的外国人被经常当作讽刺对象。当然，英格兰本土上演的剧目中，外国人还包括了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塞缪尔·富特的《登记办事处》（1751）就充分照顾了大众的口味和偏好。此剧把场景设置在了伦敦一个著名的劳动力交易市场，剧中人物包括一个滑稽的法国人、一个血统纯正敏感易怒的苏格兰人，以及一个向观众宣称自己是出生于“内陆海港城市”的目不识丁的爱尔兰人。18世纪的后半期，穿插了戏剧、舞蹈、人体背景及音乐的大杂烩剧目日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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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节目的内容显示了中产阶级的喜好。1787年的第一个星期，在布里斯托尔皇家剧院就相继上演了《亨利四世》，或称《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的幽默》（很明显是一个改编和加以杜撰了的版本），一部由舞蹈大师米切尔小姐主演的《意大利花瓶》的歌舞剧，以及由一个被称作“奇幻现象”的4岁小男孩儿带来的“优雅的钢琴独奏曲”。这个4岁的男孩之前曾在路易十四、玛丽皇后以及“英格兰首席音乐鉴赏家”面前演奏过钢琴。在享受了卓越的表演者带来的阳春白雪后，布里斯托尔人又观看了一部通俗的喜剧，即《考文垂的偷窥青年》。第二个星期的剧目，又增加了一些新出的喜剧，包括《谁会成为一名军人》、《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小步舞曲》以及一部因圣诞节而应景上演的哑剧——《鲁滨逊漂流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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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口味几乎是全国上下普遍一致。1817年，阿伯丁皇家剧院一月份的节目上映情况是：《麦克白》（当然也是被剪裁了的版本）、几首歌曲和闹剧——《恋人们的争吵》；次日晚上的节目是一部喜剧——《蜜月》、一部新闹剧——《雨夜十点之后》、一部歌剧——《森林弃婴》以及另一部闹剧。[8]这些剧目都有着类似的感伤、诙谐或者皆与家庭生活相关，而这些要素正是观众掏腰包上剧院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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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情操也是经营者利用的卖点之一。作为现代电影院新闻片的先驱，伦敦剧院上演的剧目成功再现了英国海外扩张的胜利。1793年9月，在斯特兰德专门用于戏剧演出的阿斯特利圆形剧场，舞台设计师便成功地将英国军队包围和占领瓦朗西安的宏大场面搬上了舞台。其后是“丑角大合演”、滑稽舞剧以及“音乐作品”——《醉汉樵夫》。不远处的萨德斯威尔斯剧院还提供战场轶事、走钢丝表演以及“最新喜剧大会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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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对手的各个剧场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演出来吸引观众，他们其实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现在在任何个人消费领域看来似乎都自然而然的东西，即“选择的权力”。这并非什么全新的事物，但市场上的商品以及服务的丰富程度发生的是质的飞跃。这得益于繁荣的海外贸易、国内制造业以及经济便捷的交通运输，能够把物资发送到全国各地每一个角落。这些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他们有了更多的闲钱，用于购买能让自己称心的服务、娱乐以及商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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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为国内货架填满了商品，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1793年，阿伯丁的一家杂货店就在大力宣传和兜售马拉加进口的葡萄、开心果、西米、木薯，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橄榄、椰子，巴巴多斯的朗姆酒以及印度的亚力酒。阿伯丁的家庭主妇有五种不同的中国茶可供选择，要是她实在很想省钱，仅花4个先令就买到一磅重的某种便宜“绿茶”。[10]家庭主妇和她的女儿们可能穿着在兰开夏郡或者苏格兰低地加工的由北美棉花制成的长裙。在正式场合，她们还可能身着印度的平纹细棉衣物。经济相对拮据一点的人们，也能参与到新的消费热潮中。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夫郡的长官便注意到在之前的30多年中，他管辖的教区居民就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三角船形帽、英式无边呢帽、格子衣料以及英式传统剪裁。雇佣工人也戴上了之前象征高贵地位的怀表。在附近的一个教区，当地牧师还为自己教区相对贫困的人竟然争相购买“与他们阶层不相适应”的时髦衣服而感到汗颜。[11]当时的消费主义热潮造就了一种平等，虽然同20世纪后期所达到程度相比还相距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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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热潮使得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更多的商店就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店主。1801年，人口数量为8000人的南安普顿就有300多个零售商、服装商和女帽制造商。30年后，拥有2.6万居民的约克郡则散布了274家裁缝店和专业制裤店、96家杂货店以及54家药品化妆品店。新型的大型零售店的出现，依赖于快速的物资周转来保持价格的相对低廉，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超市。普通零售商则力求能涵盖到每一种商品。1773年，埃尔金一位名叫威廉·罗宾逊的商人，就同时兜售着长枪、手枪、五金制品、日本茶具、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式用具（即金属器皿和餐具），以及玳瑁制品、办公用纸、奶酪、泡菜、凤尾鱼、石蜡，还有“来自斯塔福郡的各类物品和玻璃制品”。边远地区的客户还能享受到邮政订购送货上门服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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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多样性和可选性使得购物成为中场阶级广为热衷的一种消遣方式。18世纪晚期，爱丁堡“许多商人的女儿们不是在盥洗室消磨掉整个上午，就是在各个商店之间来回闲逛”。[13]橱窗式消费也随之出现，看着心仪的商品，想象着自己一旦有了钱就能立刻购入囊中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购物心得以及选择性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记和书信之中。1804年8月，杰西·哈登为了一件皮毛大衣而在一家爱丁堡的制衣店里久久徘徊。最后，她决定放弃价格为8几尼的那件，因为实在太贵，而选择了一件6几尼的带有紫色绸缎的棕色皮毛大衣，认为那样的价格才比较“说得过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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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也是购物的狂热分子，一个名叫约翰·伍德福德的传教士更是无人能出其左右。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前往诺里奇途中的每一次购物，而在他日记中占有同样比重的，则是其另外两项最爱——食物与美酒；1778年1月，他打算在“新伯明翰商店”花上半克朗购买一把剪枝刀和两把刮胡刀；1781年的几次远足他又收获颇丰，其中包括“很有格调的红酒启瓶器”、烟草、纸张、胡桃钳、能发出响声的陀螺、香水、缝衣针、烛台，以及一个可以绕丝或绕棉线的象牙制品。这些东西都购自叫贝克的商贩那里。贝克的货仓可谓一应俱全。牧师约翰买的这些东西，有的是送给朋友、神职人员和他妹妹的礼物。有次他还买了一些彩带以及“一根做工精致的鸵鸟羽毛”来给他妹妹的骑士帽做装饰物。仅这点儿东西就得花上1英镑13先令6侏儒，确实有点奢侈，但是作为生活富足的农村牧师，还是需要如此撑撑场面的。有趣的是，作为国家教会的公务人员，伍德福德竟然也会偷偷地光顾走私者生意。1777年，他从走私者那里购买了茶叶、一些印度丝绸手绢以及一安克（即8.5加仑）朗姆酒。不过他在第二年给驻扎北美的军队募捐了5英镑以求能弥补自己对国家的不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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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福德代表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冲动性买家的出现。随着零售商的货架越来越琳琅满目，充满诱惑，购物者们总会突然发现很多曾经从不察觉的各种需求。中产阶级最容易受此影响。由于他们拥有信贷的条件，那些诱惑也就更加难以抵御。曾经的奢侈品成了现在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让反对信贷消费的科贝特非常担心。19世纪20年代，科贝特在英国南部的旅行途中，充分目睹了农民的妻子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习惯和品位的跟风，这让他极度失望。他们的农舍都多出了一个“客厅”，里面摆满了“炫耀性的椅子和沙发”、“镶在镀金画框中的版画”以及“一些悬空的摆满了小说和小册子的书架”。[16]这些农舍的女主人则可能同科贝特持有不同的见地：丈夫的新农业耕种方式带来了丰厚的家庭收入，而自己对家具以及装饰品的购置则既是花去多余现金的明智选择也是家庭地位的适当反映，更重要的是，集市里的零售商还保证这些东西也是但凡绅士都会购买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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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相当反感的科贝特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新消费主义的证据。富裕的农民开始按照流行式样重建他们的住房，这一点让他大为恼火。但他的观点应该不会得到那些房主的赞同，而且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在当时的社会革命浪潮中，中层人士迎来了新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典雅大气、舒适安逸的房子。这一发展进行得如此快速，以至于爱丁堡那些“追求质量与时尚的人”在1763年还能感到舒心满意的住房，在30年之后便成了只适合“草根的寻常人”所居住的房屋。[17]与此同时，他们之中条件更好一些的人则住进了“新城镇”里的现代化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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