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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为国内货架填满了商品，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1793年，阿伯丁的一家杂货店就在大力宣传和兜售马拉加进口的葡萄、开心果、西米、木薯，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橄榄、椰子，巴巴多斯的朗姆酒以及印度的亚力酒。阿伯丁的家庭主妇有五种不同的中国茶可供选择，要是她实在很想省钱，仅花4个先令就买到一磅重的某种便宜“绿茶”。[10]家庭主妇和她的女儿们可能穿着在兰开夏郡或者苏格兰低地加工的由北美棉花制成的长裙。在正式场合，她们还可能身着印度的平纹细棉衣物。经济相对拮据一点的人们，也能参与到新的消费热潮中。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夫郡的长官便注意到在之前的30多年中，他管辖的教区居民就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三角船形帽、英式无边呢帽、格子衣料以及英式传统剪裁。雇佣工人也戴上了之前象征高贵地位的怀表。在附近的一个教区，当地牧师还为自己教区相对贫困的人竟然争相购买“与他们阶层不相适应”的时髦衣服而感到汗颜。[11]当时的消费主义热潮造就了一种平等，虽然同20世纪后期所达到程度相比还相距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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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热潮使得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更多的商店就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店主。1801年，人口数量为8000人的南安普顿就有300多个零售商、服装商和女帽制造商。30年后，拥有2.6万居民的约克郡则散布了274家裁缝店和专业制裤店、96家杂货店以及54家药品化妆品店。新型的大型零售店的出现，依赖于快速的物资周转来保持价格的相对低廉，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超市。普通零售商则力求能涵盖到每一种商品。1773年，埃尔金一位名叫威廉·罗宾逊的商人，就同时兜售着长枪、手枪、五金制品、日本茶具、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式用具（即金属器皿和餐具），以及玳瑁制品、办公用纸、奶酪、泡菜、凤尾鱼、石蜡，还有“来自斯塔福郡的各类物品和玻璃制品”。边远地区的客户还能享受到邮政订购送货上门服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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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多样性和可选性使得购物成为中场阶级广为热衷的一种消遣方式。18世纪晚期，爱丁堡“许多商人的女儿们不是在盥洗室消磨掉整个上午，就是在各个商店之间来回闲逛”。[13]橱窗式消费也随之出现，看着心仪的商品，想象着自己一旦有了钱就能立刻购入囊中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购物心得以及选择性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记和书信之中。1804年8月，杰西·哈登为了一件皮毛大衣而在一家爱丁堡的制衣店里久久徘徊。最后，她决定放弃价格为8几尼的那件，因为实在太贵，而选择了一件6几尼的带有紫色绸缎的棕色皮毛大衣，认为那样的价格才比较“说得过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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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也是购物的狂热分子，一个名叫约翰·伍德福德的传教士更是无人能出其左右。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前往诺里奇途中的每一次购物，而在他日记中占有同样比重的，则是其另外两项最爱——食物与美酒；1778年1月，他打算在“新伯明翰商店”花上半克朗购买一把剪枝刀和两把刮胡刀；1781年的几次远足他又收获颇丰，其中包括“很有格调的红酒启瓶器”、烟草、纸张、胡桃钳、能发出响声的陀螺、香水、缝衣针、烛台，以及一个可以绕丝或绕棉线的象牙制品。这些东西都购自叫贝克的商贩那里。贝克的货仓可谓一应俱全。牧师约翰买的这些东西，有的是送给朋友、神职人员和他妹妹的礼物。有次他还买了一些彩带以及“一根做工精致的鸵鸟羽毛”来给他妹妹的骑士帽做装饰物。仅这点儿东西就得花上1英镑13先令6侏儒，确实有点奢侈，但是作为生活富足的农村牧师，还是需要如此撑撑场面的。有趣的是，作为国家教会的公务人员，伍德福德竟然也会偷偷地光顾走私者生意。1777年，他从走私者那里购买了茶叶、一些印度丝绸手绢以及一安克（即8.5加仑）朗姆酒。不过他在第二年给驻扎北美的军队募捐了5英镑以求能弥补自己对国家的不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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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福德代表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冲动性买家的出现。随着零售商的货架越来越琳琅满目，充满诱惑，购物者们总会突然发现很多曾经从不察觉的各种需求。中产阶级最容易受此影响。由于他们拥有信贷的条件，那些诱惑也就更加难以抵御。曾经的奢侈品成了现在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让反对信贷消费的科贝特非常担心。19世纪20年代，科贝特在英国南部的旅行途中，充分目睹了农民的妻子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习惯和品位的跟风，这让他极度失望。他们的农舍都多出了一个“客厅”，里面摆满了“炫耀性的椅子和沙发”、“镶在镀金画框中的版画”以及“一些悬空的摆满了小说和小册子的书架”。[16]这些农舍的女主人则可能同科贝特持有不同的见地：丈夫的新农业耕种方式带来了丰厚的家庭收入，而自己对家具以及装饰品的购置则既是花去多余现金的明智选择也是家庭地位的适当反映，更重要的是，集市里的零售商还保证这些东西也是但凡绅士都会购买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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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相当反感的科贝特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新消费主义的证据。富裕的农民开始按照流行式样重建他们的住房，这一点让他大为恼火。但他的观点应该不会得到那些房主的赞同，而且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在当时的社会革命浪潮中，中层人士迎来了新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典雅大气、舒适安逸的房子。这一发展进行得如此快速，以至于爱丁堡那些“追求质量与时尚的人”在1763年还能感到舒心满意的住房，在30年之后便成了只适合“草根的寻常人”所居住的房屋。[17]与此同时，他们之中条件更好一些的人则住进了“新城镇”里的现代化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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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投资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大规模商业投机之一。全国各地都在新建各式各样的住房，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1791—1800年之间一共新建了18.8万所住房，1821—1830年之间，这个数字变成了48万；而1831—1840年之间，则涨到了惊人的58.6万。[18]这项规模巨大的产业，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像制造业一样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大批的砌砖工、石匠和木匠。在这股建筑产业发展浪潮的鼎盛时期，其雇员数量占到了全国男性劳动力总数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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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投资商和建筑商都努力去逢迎中产阶级并小心留意他们的偏爱。当时有一种崇尚“规模”的仿贵族倾向：新建的房屋大多都在各种“广场”周边，或者是“成列成排”地“沿街道或者其他区域”进行修建。新建住宅区的取名融合了忠君与爱国的气息。爱丁堡的新区就有它自己的汉诺威街，鸟瞰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区，可以看到罗德尼广场以及为纪念一位战功显赫的海军上将而命名的康沃利斯新月广场。新建房屋的外观在总体上呈现了某种明显的贵族气息。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回他位于温莎大街的家时，看到了沿街密集成排的房屋，在房屋间还不时穿插了一些高大的科林斯壁柱和低矮的护墙，用以标示贵族们各自的势力区域。住宅新区也遍布着由成片的树木和花园带来的田园般的景致。同农村的乡绅一样，城市的商人、律师们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大自然的绿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想要的，也是开发商们保证提供的。资助克里夫顿皇家公园修建的红木进口商约翰·洛基尔，就非常在意是否能从自己的住宅看到萨默塞特群山的宜人景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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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的居住环境能够远离人群的喧嚣和工业的污浊。许多新建住宅区都有相应的管理条例，例如禁止购房者或租房者销售酒类饮品，禁止把住宅改为娱乐场所、学校或者礼拜堂，禁止在住宅区进行黏合剂制造或者建立冶炼厂，等等。像利兹那样的商业中心，房屋都特意建造在远离工厂的、盛行下风向以外的地区，以保证居住者不受工厂烟雾、异味和机器轰鸣的困扰。逐渐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得以同工作完全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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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住地规划改变了社区的模样。1806年出版的一本利兹居住指南便将一幅由房屋建筑而形成的社会地理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圣彼得广场附近的房子，既不会太过奢华，也不会太过简陋”，“居民们都是社会中等阶层之人”，高街的居民大多是“劳工的儿子”，等等。一些专门为“中等阶层”建造的房子还提供了整套的室内配置。1778年的一份广告便描述了这样的一处房产，其配置包括厨具、铜制餐具、炉灶、洗涤槽以及管家和佣人的房间，房间里面配有桌子和用以放置玻璃杯以及瓷器的橱柜，客厅里还有“上等的壁炉台”恰到好处地嵌入在大理石中。外围的配置包括马厩、马鞍室、储粮室、藏酒室，当然，还有仆人们睡觉的房间。绅士商人们可以花600英镑—900英镑来买下这套房产，不过他们通常更偏向于采用租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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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繁荣的那些市镇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入住到这些成列、成排或者成片分布的居民区。他们也很高兴能彼此做伴、互为邻居，尤其享受大家在娱乐会场里的聚会。那些娱乐会场是为了给居民提供高雅的休闲和娱乐而专门修建的，纽卡斯尔于1773年建成的一个公共会场的奠基石上，就总结性地镌刻了其良好的环境和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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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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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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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雅的鼓励与竞赛的牵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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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了前所未知的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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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雄伟之物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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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向那最高尚的娱乐敬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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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用于举办舞会和音乐会，另一个小一些的则用于读书看报、喝咖啡和棋牌游戏。入场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便把庶民拒之门外，同时也保证出资人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因为他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两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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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娱乐场所自然会让一些进去消费过的人自我炫耀一番。那些人会跟与自己同级别的或者低于自己级别的人谈论起在里面碰到了谁、跟谁打过招呼之类的话题。那个虚构的小说人物史密斯先生，便是这样一号人物。他在开商店的布朗顿家寄宿，这户人家的一个女儿告诉伊芙琳娜（与范妮·伯尼笔下的女主角同名），说史密斯先生“是一位有身份的穿着讲究的人，经常参加交谊舞会，对一切事物都很有品位，还有自己的小侍从”。伊芙琳娜身为一名骑士的女儿，可没这么容易被糊弄了。她立刻将史密斯先生定位为“出身低下之人”：一张参加在公共会场举办的舞会的门票可算不上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不是去几次舞会就可以证明自己也是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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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史密斯先生在自己举办聚会的时候露出了他的伪装。他邀请了朋友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去沃克斯豪尔游乐园派对狂欢，其中包括了布朗顿一家。听完音乐又欣赏了一连串的表演之后，他们开始吃晚餐。让伊芙琳娜颇为反感的是，一同参加聚会的人们开始小声抱怨晚餐的价格太高，猜测这次晚宴的供应商能够赚到多少利润，等等。关于钱的讨论已经够粗鄙的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身为店主的布朗顿提议应该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再来游玩一次时，史密斯回答说，“为啥还要来这儿啊，阁下，今晚可是这里一年之中最好的时刻了；这里通常混乱不堪，贫民跑来跑去、尖叫嚷嚷，而且所有的路灯都是坏掉了”。这一段谈话让伊芙琳娜更加扫兴，对她而言，来这个游乐园的兴致是源于那里能有感官和想象力的满足（“露天演奏的那段双簧管可谓天籁之音”），但是这唯一的乐趣也被庸俗的谈话内容给破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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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会场或者相较之下级别低一些的游乐园，都是旨在为和谐愉快的聊天提供机会而人为创建的场所，因为那样的聊天是维持公众愉悦的必需。任何能够出得起入场费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娱乐场所，来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因此能够自由地汇聚一堂，即使并非每次都很轻松愉悦。沃克斯豪尔游乐园比较平等主义一些，只要一先令就能入场，差不多只是一个手工艺者一天的收入；拉内拉赫游乐园则更为亲民，入场只需要支付半克朗。聚会场所的环境和参加的人员同聚会的内容一样重要。1809年，一位名叫菲力帕·奈特的年轻女士在参加了剑桥郡的一次听音乐的集体活动后，感到非常满意。音乐厅里的粉色墙壁、深红色沙发以及吊灯和镜子都让她心情愉悦，另外音乐也“相当不错”。不过，最大的快乐却是来自音乐会间歇时同一位迷人的外国“骑士”之间的调情对话。[21]娱乐会场、游乐园、剧院和音乐厅都是方便幽会和调情的场所，这也就增加了它们的公众吸引力，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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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言行是有一定规范制约的，至少在社会的中上阶层是这样的。18世纪初，花花公子纳什就曾很好地规约了当时公共场合中的必要礼节，他曾经向戈德史密斯承认，自己的父亲就是社会“中等阶层”的一员。纳什对礼节的看重，首先在巴斯得到了验证。1703年安妮皇后访问巴斯并下令在那里重建温泉疗养设施之后，巴斯便成了各种财大气粗、脾气暴躁的肝病以及痛风患者争相涌入的疗养胜地。作为巴斯城的司仪，纳什竭力遏制着那些名门贵族身上被他称为“哥特式傲慢”的东西。他对浮华的穿着加以限制，坚持认为来自西部的乡绅必须好好修正自己的语言和品位。市民们也尊重秩序和惯例（交谊舞会通常都是以“当场地位最高的那对舞者”带来的小步舞曲开始），甚至希望每个来此地的游客都能遵守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说每天傍晚在公共海滨长廊集体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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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会使人们不守规矩。爱丁堡1827年的新年假面舞会上，混杂了各种哗众取宠的丑角人物，另外还有一些维斯塔贞女，她们“东张西望、乱抛媚眼、矫揉地叹气并说着与她们身份不相符合的污秽语言”。有些扮成了“爱尔兰盗贼”的客人还引发了不小的纷争。报道这次舞会的记者惊异于舞会上竟然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因为“通常情况下，查尔斯·赖特香槟里的果汁液有着催生暴力的效果”。[22]再加上中产阶级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按照公共礼仪要求来行事，因此人们很容易在酒后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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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公共的消遣娱乐可以很好地填充人们无所事事时的空虚，有助于培养和增进友谊，让那些爱显摆之人获得自我炫耀的机会。当这些消遣娱乐涉及创造性艺术的时候，那就更具备了公民自我提升的效用。比如说，沃克斯豪尔游乐园里举行的绘画展就不只是让人们饱眼福或者为人们提供社交谈资那么简单。纯粹派艺术家们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引发人们的沉思和冥想以及这两者的产物——道德上的提升。人物画家乔纳森·理查森在1719发表的《演讲两则》中，将艺术家同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神学家摆在了同一高度，因为他们都是在愉悦人的同时也教育人。这个艺术鉴赏家看待问题的广阔视角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他随之也具备了影响和改造“普通民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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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同样也有道德感化功能。1821年，一位匿名评论人就对伦敦顶级的那些音乐会的排他性而感到非常惋惜，因为音乐会只限会员参加，恳请它们对中产阶级也能敞开大门。“贸易的中坚力量们”也同贵族一样需要接受有助于“智力发展”的刺激。因为能让国家的“商人阶层”成为“在思想层面和财富创造上同样杰出的阶层”，对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实力”都非常重要。[23]而那些音乐会的排他性，对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为家人和朋友举办音乐会并亲自演唱、亲自弹奏，为画展布置绘制草图、参观画展并购买印刷制品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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