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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考古和科研吸引了很多自学成才之人，也吸引了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等接受了其他学科教育的人们。古董商托马斯·费希尔是罗切斯特一位书商的儿子，他做了近50年的文职工作后，又做起了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调查员。1786年，也就是他50岁那年，他的父亲过世。其后不久，公司的一个董事许诺了他未来董事的职位。母亲怕他结交一些行为堕落的不良朋友，于是搬到了伦敦和他一起生活。她在霍克斯顿租了寓所，费希尔后来也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先是受母亲的照顾，而后是他一直未婚的妹妹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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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有着绘图方面的天赋，对古旧之物也饱含热情。他花大量的时间来周游全国、寻访教堂，并沿路做笔记、绘制草图。从18岁起，他就开始向学术刊物投稿，后来还发表了一篇贝德福德郡教堂古迹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说明图也是由他自己绘制的。简单来看，费希尔是一位很安静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也足够幸运到能够悠闲地享受着个人爱好。他同时还尽到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人士应尽的社会责任：积极而坚决地反对奴隶制，支持教会组织，在1836年去世之前他还当选为索迪治济贫院的守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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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费希尔这样的业余学者，被认为是绅士清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选研究员之前，他的公理宗信仰和艺术家的工作，使他免于成为古物研究协会那些迂腐古板之人。[16]当选研究员的荣誉，也是非常难得，比如另外两个甚至比费希尔还要出身贫寒的学者就肯定是与之无缘。一个是五金商人亨利·欣顿，另一个是亨利的朋友、药剂师的学徒詹姆斯·亨特。1795年和1820年之间，这两人走遍了牛津郡和伯克郡，搜集了关于当地发展历史的研究资料。他们还是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式消遣——黄铜刻印的第一批实践者。两人都深深沉浸在了现在很受欢迎的哥特式艺术中，这种哥特式热潮是由当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中世纪浪漫小说首度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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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研究者的发现通常是在专业学术团体公布或者刊登在成熟的《绅士杂志》的相关专栏里。这本杂志辟有读者专栏，且广受欢迎，其他杂志于是争相效仿。1827年的《园丁杂志》就刊载了关于如何消灭害虫这一永恒问题的读者意见和建议；1828年的《自然历史杂志》11月版刊登了一些业余鸟类学家关于五子雀的“社交礼仪”以及黑背白鹡鸰的“社交礼仪和经济理念”的文章。两位投稿人都追随着杰出的自然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牧师的脚步，同怀特牧师一样在为人类对世界的更多了解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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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知识是出版业的主题。截至18世纪中叶，出版业已经奠定了其国家生活不朽的中心地位。伦敦市和其他各郡市中，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发行（1750年就有了超过50种的地方报纸）。据177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那个时期的报纸年发行量达到了1200万份，由于其中很多都是咖啡馆、阅读室、酒馆和客栈订购报纸，因此实际的读者量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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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是狂热的报纸阅读者。他们渴望对国内事务、政治、商业情报、外交、战事以及版图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的命运有很好的了解。为此，有些报纸甚至开设了“美国事务”专栏。报纸也是很好的商业市场，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广告刊登其中。不像今天的出版业，当时撰稿人的观点相对不那么突出，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空间来对时事进行评估。或是个人自主判断，或是同家人朋友商量讨论。在出版业的影响下，旅店、协会和俱乐部成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辩论舞台。结社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互为补充，使得当时的人们也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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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和读者群的扩张就像一场革命，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可以同20世纪的无线电、电视和因特网的出现相媲美。报纸打造了一种民族意识，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世界上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世界他们的国家正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信息传播得如此迅速，就连偏远地区的人也不能再为自己对国事的无知或者漠不关心而找借口。滑铁卢之战开战不到五天，战况就已经传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可以说，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比如1831—1832年间切姆斯福的改革支持者就可以同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志同道合者几乎同步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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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品位的潮流趋势以伦敦为中心辐射开来。不论身处何处，任何人如果想要切身感受这时尚浪潮，伸手即得。1773年，全国中产阶层男女都曾受邀订阅新版的《威斯敏斯特杂志》（或者也叫《品味神殿》）。该出版商承诺杂志“非常得体”，有诗文集、“纯文学”以及对那个时代整体风貌“最写实的”记录。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地朝着精致与勇气的极致前进”。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同潮流并进、对所处时代更为了解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份诱人的时尚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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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期刊迅速增多，其中刊载的大多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学、艺术、宗教、地理和科学新发现和时尚新风潮的文章。新的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登。1777年《女士杂志》的订阅者就阅读了按月连载的卢梭的《爱弥儿》，同时跟踪了乔治三世的军队在北美的动向。这种兼收并蓄的方法收效甚佳，今天报纸的副刊仍起着这样的作用。《绅士杂志》月刊创办于1731年，在10年时间内就达到了1.5万的单次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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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剧院经理一样，报社的经营者想要做好业务，也必须认清并迎合中产阶级的喜好。带有商业性的有用数据（比如弗吉尼亚烟叶的价格以及破产公司名单），可能就需要润色一些。编辑们总是挑选那些符合读者口味的稿件。他们还会拿那些关于谋杀审判、涉及婚外情的离婚诉讼、决斗事件以及社会名流丑闻的报道来满足读者的色欲以及道德义愤的表现欲。1796年刊登的一则故事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故事描述了一个年轻绅士的自杀事件。这个年轻人本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和两个女孩一起”出现在伦敦中心区的广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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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部分中产阶级报纸读者可能在读到某人身负罪恶而最终得到彻底惩罚的故事时，会心理暗自长舒一口气。在那个时代，阅读是以愉悦身心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因而有一个强大的不断增长的信念，即道德的内容是各种文学的终极尺度。自不待言，所谓的道德指的是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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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那种信念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创造力，作者和出版商都必须照顾到这样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他们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商业出版兴盛了起来：到18世纪90年代，有将近1000名书商遍布在300个城市和乡镇，而且数伦敦最为密集。除了宣传小册子、布道册、戏剧剧本和小本的诗集只按6便士或者一先令的价格出售，其他的书籍依然昂贵，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庭预算。1767年4月前两个星期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关于现代世界历史图书的最终卷——第十六卷的售价为2几尼；一本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所著的关于电的研究的书，价格为1几尼；一本建筑设计集锦，价格为12先令，以及一本意大利情歌集，价格为半几尼。小说则要便宜很多，简装书的售价一般都在3—5先令之间。1825年，斯科特十二册的畅销小说《威弗利》简装版每册只要4先令，内附版画插图的六册中世纪罗曼史部分每本也只售2几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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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昂贵对于想要读书的中产阶级来说也并非不可解决的难题。图书馆就能满足他们阅读的需求。一些书商们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贝尔在伦敦的图书馆的藏书量为8000册，西巴尔德在爱丁堡的图书馆也有6000册的藏书。1820年，富裕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城市的中产阶级们还捐助建成了两个图书馆和两间报刊阅览室。最宏伟的雅典娜神庙图书馆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古典风格建筑，其中包括一间报刊阅览室和一个藏书量为一万册的图书室，人们可以在“非常体面、令人愉悦的室内”阅读馆内的图书。五百位“业主”每年投入2.5几尼来维持这里的安逸和世外桃源般的静谧。莱锡姆文化馆中有藏书量为2.1万册的图书室，一个提供国内外报刊的报刊阅览室以及一个咖啡室，出资人每年为其投入一个几尼。[19]不过，这些图书馆的光顾者人数还占不到城市总人口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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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某个图书馆的流通部在1773—1784年间的借书数据显示出了中产阶级对事实性知识的渴望。历史性图书的借阅数为6000册，而纯文学的则为3000册，哲学、自然史、神学、法律、数学和医学类书籍，借阅量合计只有几百册。[20]人们对历史知识的专注，部分出于好奇心，部分出于爱国主义，还有则是缘于人们相信过去伟大人物所行之事能够给今人以启示。艾迪生甚至认为仅仅冥想一下杰出人物的模样便能在精神上带来很大回报。不少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因此韦奇伍德便大规模生产了很多“精准耐用”的“古董奖章”的仿真品，因为它们能够展现出那些“杰出人物”的容貌特征。古罗马的伟大人物顺理成章地在大英帝国广受欢迎。1775年，含有一套古罗马人物像的扑克牌在广告时被标榜为无价之宝，因为“它可以把最为必需的美德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21]理论上也许行得通，但实际上很难想象某个年轻的嗜赌分子在玩牌时会不时停下来仔细审视牌上所画的庞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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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尚界非常受欢迎，它以散文和诗歌选集的形式为主，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由非常具有鉴赏力的编辑选出的。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1818）很好地反映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几十行的弥尔顿、蒲柏和普赖尔的诗文摘录，一篇《旁观者》里的文章，然后是斯特恩作品中的某一章”。于是，读者得以免受长篇文字阅读的折磨。另外，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这些文字片段都是因其典雅的文风和较强的道德提升力才得以入选，绝对没有任何有损鉴赏力的粗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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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选诗集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有关道德品质的小说的关注。1796年一篇对《皆大欢喜》的评论赞扬了这部戏剧“对道德和情感的精致展现”以及作者“高贵杰出的智慧”，但评论同时补充指出，“同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作品一样，这部戏剧也因‘粗俗的争吵和低劣的乐趣’而有所掉价”。[22]关于小说，人们也开始期望它能在道德和品行的教育上发挥一定的作用。1812年，玛利亚·埃奇沃思在一篇针对三部最新小说的评论中回溯了早些时候的小说作品，并指责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斯摩莱特《佩雷格林·皮克尔传》有太多“寻欢放荡的不道德成分”，会使“青年人的想象力朝颓废的方向发展”。[23]科贝特也警告中产阶级的读者要提防《汤姆·琼斯》中的陷阱，因为此书鼓励每一个小伙子都把自己当作英雄，每个女孩都把自己想象成索菲亚·韦斯登。这样的幻想会让刚愎自用的行为以及对美德的藐视变得理所当然。[24]他还谴责说，有部分的中产阶级在购买小说的时候，也是一味追求故事情节，不管孩子会不会受到书中不良道德观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一名伦敦书商就注意到，那些曾经在炉火边阅读廉价书中鬼故事来消遣的贫穷农民们，现在都在听儿女们给他们讲《汤姆·琼斯》或者《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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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托马斯·鲍德勒（1754—1825）回忆了父亲在冬夜给全家人朗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的情景。鲍德勒自小身体孱弱，时常染疾，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行医，并认为自己有来自父亲“渴望行善”的遗传因子。这些思想既体现在他是某个提倡监狱改革和救赎伦敦妓女的协会的会员，也体现在他因对净化文学所做的努力而出名。鲍德勒为现在的人们所知晓，主要缘于他出的长达十卷的莎翁戏剧的删改版。他删掉了所有“不适宜由一位绅士当着众女士之面朗读的”段落，以及所有“会使端庄之人脸红”或让读者尴尬到站立不稳的词和短语。[26]鲍德勒去世之前，又以同样的方式审查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删去了所有他认为“反宗教的不得体的”字句。他指出吉本“语言上的失当和原则上的错误”会让这本本来还算“有用的”书为“高雅之人”所不耻，以至于其中的“有用的思想也得不到传播和交流”。可以说，鲍德勒几乎把他“净化文学”的工作做到了极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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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猜想，我们便能得出，鲍德勒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的结论。他相信不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粗鄙的遣词用句会使作品严重贬值，不论其内容多么出彩多么有深度。但他的这种想法，一定会让斯伯丁绅士协会的会员们瞠目结舌。那些深为有学识有鉴赏力的人们所欣赏的作品，鲍德勒也能对其大加修改。由此，绅士协会的会员们应该能从中察觉到他那种有些庸俗的清教徒式狂热。这种清教徒式狂热的好斗性在18世纪下半期已有所消退，但其教条依旧和之前同样死板。人们冠以其“福音主义”的称号，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受其吸引，尤其是那些感激鲍德勒让他们在阅读莎翁作品的时候免于发生心乱或不安的人。作为一名有教养、积极的福音派杰出人士汉娜·莫尔（1745—1833）也同样认为，虽然诗歌的部分天性是要引发人们的激情，但其最主要的任务却是引领读者朝基督教的“美德”前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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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姐和她的思想框架是在播撒着反智主义种子，散播着庸俗之人对所有创造性艺术的不信任。相比起直白的、发自内心的信念以及履行其要求的职责，人们的个人享受变得不再重要。许多福音派人士怀疑艺术是腐蚀人心、引人入歧途的东西，他们肯定也会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父亲的“诗歌和小说总的来说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错误甚至罪恶”的断言拍手叫好。[29]西德尼·史密斯怀疑，汉娜·莫尔的福音主义是在扼杀那种长期以来存在于中上层阶级人士眼睛和大脑中的愉悦。他的看法是对的，汉娜和她的同伴们确实是在把中产阶级拉离公共会场、美术馆、图书馆和游乐园，进而将他们引向教堂和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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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May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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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ransactions of the London Institut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15，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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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rmer’s Magazine，17，12 February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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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nute Books of the Spalding Gentleman’s Society，i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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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wcett，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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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entleman’s Magazine，94，February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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