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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凭浅见判断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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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相信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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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不悦的神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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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我主微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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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洞察到这张仁慈的面容。1819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弗里奇的南华克店主，由于他的处所被盗，在陷入“忧郁状态”的几个月后他开枪自杀了。他曾经阅读《圣经》以求找到指引，在他尸体附近找到的纸片中有这样两条笔记：“贝弗里奇，上帝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一定有一位神，在审视着所有人类的行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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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圣公会教徒可能会将贝弗里奇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宗教的狂热”——这个词在整个18世纪被用在所有让自己的内心情感超越了理性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被认为是狂热者，这就解释了他们道德上的缺憾以及为何会被限制在公众社会的边缘。英国国教徒们在开销上是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和“文雅的”，总而言之，他们更容易相处。[5]他们也拥有政治方面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望；直到1828年查理二世颁布的《宣誓法》和《社团法》被废除后，非国教徒们才享有了公共生活。随着宗派主义者仇恨的日趋加深，国教徒们也愈发激烈地进行反抗。1834年，在莫德林学院任职的约翰·格雷牧师向牛津大学的一个教会公理会发表声明说，如果非国教徒被允许进入大学，这些大学就会成为“亵渎学习的学校”。新教会遭到“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破坏，因为非国教徒会逐步推翻英国国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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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是政府的臂膀。国教神职人员都是地方政权的关键人物，有时甚至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刚好够维持有绅士风度的生活方式，他们也都被定义为绅士。最富裕的那些人借助于亲戚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得到现有的地位。要想晋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结交政治掮客，而不是虔诚的言行或熟谙圣经。圣公会的社交真理一直都是“寂静主义”。也有神职人员认为俗世的等级体系会延伸至天堂，一名教区牧师兼古文物研究者约翰·韦伯就在他1805年的墓志铭“聋耳的技工”中重述了这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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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泥土铺成的床上恬静地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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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的号声宣告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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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受神恩典）爬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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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长队中一个卑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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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芒的国度获得谦卑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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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受佑黎民仍得完整天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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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鹅在讲道台上孵蛋的故事提示我们，有很多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采用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对待他们自己的牧师职务。用戈德·史密斯的话讲就是，他们讲道的时候，总是会讲些“枯燥、过于系统和毫无感染力的”内容。他认为，“一个依靠讲道理而无法调动起听众激情的演说”并不是抑制恶习的最好方式，因为罪恶的根源来自无法控制的激情。对此，福音派的信徒们表示赞同。对于他们在英国国教内部的敌人来说，狂热意味着拒绝理智，甚至是回归清教、搞宗教分裂的疯狂。1821年，林肯郡的一个助理牧师向他的主教控诉了一些骚乱活动。这些骚乱是由在当地劳动者中间传播再生福音的一些“有组织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不虔诚的飞扬跋扈者”煽动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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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暴动通常是不会和基督教的卫理公会扯上关系的。历史古训一直都认为约翰·韦斯利和他的信徒们在田地里和菜市场进行的福音布道，把最贫穷者的思想转变成了一种本质上对寂静主义的信仰，从而避免了大众革命。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中产阶级还有那些贫困人民确实被韦斯利的讲道吸引了。转变的模式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分配状况。在基思利镇周围以纺织业为主的地区，2/3的卫理公会教徒都是织工，不到1/10的则是劳工。一般情况下，主要由那些在当地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执掌新立的卫理公会：1763年，这些人是基思利镇礼拜堂的理事人员，包括了一位客栈老板、一位钟表匠、三位自耕农和一位农民。[9]韦斯利从未倡导过平等主义。而相信自己已经获得重生的基督徒们，则通过向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看齐来对基督教习俗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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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均坚持认为服从和救赎是不可分割的。在18世纪后期，主日学校运动不仅把穷人家的孩子带进了基督教，而且还教他们认清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向那些捐助人表示感恩的必要性。1789年，在曼彻斯特主日学校的一场募捐集会中，一名小学生向在座的所有人公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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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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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善举，才使我们可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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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保佑他们充满爱心的有价值的付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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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听众来自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在不久之后的几年内，发生在法国的震惊世界的巨变会证明他们对主日学校的捐赠是一项正确的财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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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相信各式各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总的来说对穷人起到了镇静作用。但是寂静主义的信条需要被不断地重复。在19世纪20年代的伯明翰，一位牧师时常提醒他在主日学校任教班级的学生，他们长大之后要学会满足于上帝所分配给他们的身份地位。[11]另一位牧师在1835年的一次庆祝牛津主日学校建立的祷告会上做布道时，称赞他们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秩序。“较卑微阶级”的后人们，通过参加主日学校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他们未来生活要从事的服务和所处的境遇”，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主日学校会让这些年轻人武装好思想，摒弃来自那些想要破坏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依赖他人的帮助”的激进势力的“恶意”鼓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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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7年工人阶级暴动的鼎盛时期，一位激进分子曾告诉英国内政大臣西德茅斯勋爵，他“此前一直为家庭辛勤工作，参加教会，和邻居和平相处”。现在，他对自己藐视政治的行为倍感后悔（等待他的将是流放），并“向这位勋爵保证他会重新回归他的教会，而且永远不再离弃”。[13]约翰·鲍德勒和其他的福音派教徒对于这样的保证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建立更多主日学校和教堂的需求将通过拯救穷人们的灵魂进而拯救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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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就是暴动的一剂解药，但是这些教义从来都不是被系统地或广泛地规定好的。有很多无宗教信仰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那些工业区，而这些人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所有教派的福音传道者悲叹的缘由。此外，事实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紧张的时期，政府的情报工作和军事能力在镇压制止动荡局面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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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指引无神论者和放纵者走进教堂是不足以真正解救他们的。他们的嗜恶习性需要他人施以当头痛击，而于1802年成立的抑制恶行协会就自觉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协会就拥有了1200名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约翰·鲍德勒一样来自伦敦圣公会的上层中产阶级人士。在第一次会议中，他们就对不守安息日、亵渎神明和咒骂的行为、色情文艺以及酒吧、妓院、赌场这类充满诱惑、孕育罪恶的场所宣战了。协会成员们到处窥视民众，向权威机构揭发后者的违法行为，还协助调查执行，呼吁出台更加严厉的法律条款和惩罚措施。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该协会的压力下，政府在流浪罪法案中加入了针对在公共场合进行裸浴、不雅暴露和激情爱抚的情侣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严苛法律规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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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的辉格党人西德尼·史密斯察觉到了这其中的些许欺骗。他指出，虽然协会成员们是出自一片诚心，所做之事却弊大于利。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像是“富人”联合起来在对付“穷人”，因为赌徒们在酒店赌博会倍受阻挠，但富人们在私人场所玩扑克牌却不受干扰。协会进行的事业说白了就是在自我作践。“可能你是用强迫的手段把人们拖进教会，因为他们买了一瓶啤酒就处罚他们，不让他们享受美味的羊腿；这些你都可能会去做，一直做到使那些普通民众对周日、神职人员、宗教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厌恶透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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