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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nderson，Christian Philanthropy，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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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Farmer’s Magazine，17，12 February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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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Parkes，101，106，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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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Wilberforce，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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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More，Strictures，1，16－1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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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七章 家庭的幸福：婚姻、子女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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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幸福，是你唯一可享的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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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来自天堂的幸福，不受人类堕落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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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莫尔在她的《女性现代教育体系之责难》（1799）一书的开头，便赞许地引用了考珀这段诗句。图书馆关于婚姻和妇女职业的书籍日益增多，其中也包括汉娜的这本书。汉娜和诗人考珀都终身未婚，但是他们都承认婚姻的重要性，认为婚姻就像圣礼一样能够提供一种相互的满足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也为井然有序的基督教国家打下必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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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的最后一点，婚姻总是受到教会和政府的密切控制。1745年的《婚姻法》规定，只有符合圣公会仪式举办的婚礼才算是合法有效的；除贵格会教徒和犹太教教徒之外的所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这项垄断性的规定使得婚礼费用全部进入了圣公会牧师的口袋，激怒了那些一直以来崇尚非正式婚礼的贫穷的人们，也让非国教徒们愤怒至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条规定也在提醒着他们自身的信仰处于劣势地位。这项法案的一个意外后果，便是人们持续不断地穿越英格兰逃向苏格兰，因为在那里，这项婚姻法案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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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也让离婚变得困难和昂贵（苏格兰的情况要稍好一些），除了事先签订的特定合约中的烦琐规定，还给了丈夫对妻子及其所有财产的绝对控制权。丈夫一方可以按照自己喜好随意处理妻子的资产以及妻子婚后的全部收入和房产，即使是妻子的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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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甚至还能公开出售自己的老婆而不会遭到法律干预，尽管真正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1836年8月，一名40岁出头的“穷摆架子的”男子和腰上束着缰绳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艾斯林顿牲畜市场。男子以5先令为起价开始拍卖妻子。他的妻子最后被一个“外表体面”的男子以26先令的价格买走。卖方在收摊回家的时候，还说自己终于扔掉了一个“惹麻烦的喋喋不休的女人”。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来看，他和买方应该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1]一位苏格兰的法学家在1846年写到，所谓“自古就有的”丈夫惩戒妻子的权利逐渐不为男人们所行使，倒不是因为相关法律的变动，而是大众在态度上的转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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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惯例习俗则强化了法律力度。只要人们认为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所有要求和喜好的观念依然存在，她们就会被局限在自己的专属范围——家庭之内，在家料理家务并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她们在少女时代便开始为这些任务做准备，并被灌输了“婚姻才能使女人生命完整”的思想。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情况，因为女人的思维方式同男人的在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最适合她们的是实际的事务。1791年一篇写给儿童的当代世界介绍文章写道，“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则是男人们研究的内容”，上帝给了男人“更加广阔的认知和更加强大的思维能力”，因此，“女人们不需要学那么多”。[3]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几乎无人质疑或者反对。一直到其后的一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依然宣称，最理想的女性教育是“关乎感性而非理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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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生活在她们的前辈们也同样经受了的束缚之中。她们一方面充当“花瓶”，另一方面则是合作而顺从的助手。1756年出版的婚姻指导手册的作者“米拉”建议刚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要“把人生状态的改变带来的内心满足展现于两颊的光彩与双目的神韵上，但是嘴巴依然要保持谦逊和寡言”。女人天生更具有耐心（在我所参考的这本手册的书页空白处，有人写着“这是个该死的错误”），总是能够让丈夫在其传统的专属领域中随心所欲地行事。她有权讲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其观点同丈夫的相左，那就应该保持缄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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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免家庭纷争，妻子就必须在家庭开支上精打细算，也不能对宠物过分溺爱。米拉引用了一个家庭主妇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个女人的“克洛伊小姐”——一只“大丹丑角母犬”，不但“吃的是餐桌上最好的食物”，而且睡的还是主人的大床。于是她丈夫“为了一个侍女”而抛弃了她。这件事完全是妻子的错误，当时的人们会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沉溺于个人爱好的表现。另外，需要置办新衣的昂贵的温泉旅行，铺张奢华的假面舞会行头以及其他的各种宴会、集会不仅有损德行，而且更是对丈夫忍耐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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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稍微节省些的消遣方式开始受到人们欢迎。根据米拉的描述，中产阶级绅士的妻子们开始喜欢乘坐马车出门旅行（下层人士则采用步行），并且“这种消遣方式变成了各层级女人的日常事务”。另外，在家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也代替了“游荡闲逛”，代替了让男人们一度非常反感的“去酒馆喝酒”。家庭主妇们被控制在家庭的轨道之上，她们本人及其家具和财产（在她们看来，这些更重要）却受到密切的监督。这些都是显示她们时尚品位和社会地位的东西。帕克斯夫人在她1825年写的新娘手册中提到，“古旧的金银餐具可以体现血统的高贵”，应该摆在较为显眼的位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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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饰品、窗帘和壁纸是女性谈话绝不偏离的主题。当然，谈话内容也不总是限于家庭事务。1773年，一位因为生病而不得不待在家里的女士就渴望快些见到她的朋友并一起八卦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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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那些爱美人士的穿衣打扮并加以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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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我们每个访问日愉悦尽兴的极佳话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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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受欢迎，有些人的来访可能是令人厌烦的。还是在1773年，一个居住在省城的女士便抱怨说，“呆板老气的寡妇”和“迂腐落伍的处女”去她家拜访只为蹭晚饭。“她们毫不迟疑地迈进你家大门，一进门就开始运用她们说三道四的口才跟你套近乎，然后竭力把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故事拉长了说，直到你把做好的肉食装盘端上餐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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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宴请招待有赖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管理其仆人的能力。米拉认为“和蔼友善”和“一视同仁、毫无偏袒”是让仆人们顺从的法宝。而更加现实主义的帕克斯夫人则建议要对他们严密监视和严格要求，并援引了一个反例来加以证明。反例中的家庭主妇早上出门会见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当天晚餐的准备工作几乎还是一团糟，给客人的座椅差了几把，连鱼和汤也是凉的。此外，洗衣房也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那是很多打散工的闲荡之人说三道四的地方，有时候甚至还要更糟——诺森伯兰一个乡村住宅的洗衣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妓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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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女主人还要注意提防女仆模仿上等人士的穿衣打扮。你要么阻止她们穿着平纹细布或者丝绸的衣服，要么就等着她们变得放肆甚至偷偷扮演起红颜知己一样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女主人的专属女仆。在1798年一起针对一名律师妻子卡珊德拉·里基茨的离婚诉讼中，她的女仆就作证说女主人有次脱衣就寝的时候，“用了一种令人难堪难以复述的语言”讲述了自己通奸淫乱的事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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