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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女教师的授课内容中不涉及的领域之一是关于性的问题。父母和老师“假惺惺的周全考虑”挫败了孩子们在这一话题上并无半点过错的求知欲望。于是，孩子们开始从仆人或者大一些的男孩儿女孩儿那里探听只言片语，结果就是“对他们身心的难以尽述的伤害”。而一位教师则辩解说，孩子们从他们的同龄人那里了解生殖这个问题其实更好，因为他们的同龄人至少不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任何淫荡的兴奋或者想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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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当时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可供那些好奇的孩子以及打算结婚的或者已婚的人士参考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一本生育技术指南，在17世纪将尽之时出现于图书市场，并在其后的一整个世纪被不断重印。同样受欢迎的是塞缪尔·所罗门医生的《健康指南》（又叫《两性指南》）。此书于1782年出版，售价为3先令，截至1817年就已经历了66次再版。一些由自由思想家和激进派人士撰写的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也从19世纪2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发行，虽然是针对工人阶级出版的，但肯定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看了此书。[30]避孕是每个渴望“文雅生活”的人的头等大事，1826年一个激进派记者如此说。孩子一旦超过了夫妻俩所能承担的数量，那他们倾尽了“最大最值得称赞的努力才得以维持的家庭体面”很可能顷刻间就会不复存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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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婚姻自然而美好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也都同意这一观点。而另外一个鲜为现在的人们所知的观点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社会共识，即“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很享受性事带来的欢愉”。《亚里士多德著作集》和所罗门的医学手册中都承认女性的性爱自由。两本出版物都有很高的发行量，也揭示了当下人们有关那个时候女性性生活问题的猜想的错误性：人们普遍以为对于早期的维多利亚已婚女子来说，性行为是一种必须承受的义务，同时这也能让她们从家庭守护女神这一首要职责中获得暂时解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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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所罗门反复强调了性事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爱之欢愉”通过“一种想要给予并索取某种最本质的愉悦之物的热望”来将“美妙的瞬间”提供给人们。他认为高潮是一种“短暂的癫痫状态”，还补充说如果次数太多会引起虚弱乏力，但可以通过使用每瓶售价为半个几尼的基列地乳香来加以治疗。这种乳香的广告还穿插于此书之中，声称能治愈各种身心疾病，包括智力低下、青春痘以及由于手淫而造成的阴茎萎缩。所罗门同当时的其他医生都普遍认为手淫会极大地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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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节制的问题上，医生们并不十分赞成，认为那是对自然力量的干涉。另外，不像今天，当时不论任何教派的牧师们对这个问题都没什么发言权。关于避孕，那个时候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羊肠做成的避孕套，即博斯韦尔用来抵御梅毒的那种“安全铠甲”；另一种是绑在缎带上的海绵块，在性交之前放入，完成性交之后再取出，有位作家还专门向中产阶级夫妇推荐了这种避孕方法。[34]此外，还有一种“外射”的方式（被人们称作“逛咖啡馆”——“进去就出来，分文都不花”）。另外就是堕胎，这在1803年之后才被认为是犯罪。在那之前，能够提供堕胎手术的人还在媒体上公开宣传他们的堕胎服务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服务。1796年，一位住在平利可广场的药剂师灵根伯格夫人，就提供了全面的妇科疾病的治疗，包括各种“梗阻”和“便秘”，并保证会“无条件地保密”。[35]类似的有着更加周密细致的语言表述的广告，贯穿了之后的整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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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证据都显示，在当时只要你找对了地方，就一定能找到所需的避孕知识，但是究竟有多少中产阶级夫妇真正执行了那些方法却不得而知。实际比例应该很小，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橡胶避孕套出现之前。随着橡胶避孕套的出现，人口的增长开始减缓，之后更是下降得一发不可收拾。有关19世纪80年代出生率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大幅减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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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和享受性爱同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前几十年间的传统婚姻不相符合。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的婚姻已经具备了很多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的特点，丁尼生多半会将其描述为“家居幸福、儿女乖巧、家无外债、虽非大富大贵但比下有余”。这即是中产阶级们理想的基督徒的婚后生活，他们为之努力，而后乐享其中，工人阶级当然也是尽力争取这种生活。更何况，这样的生活能够提供给孩子们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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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的提升，也是更广泛的社会道德面貌改造的一部分。自18世纪末便已经开始，在福音派的推动下，其势头于19世纪第一个季度达到了顶峰。弗朗西斯·普雷斯在19世纪40年代回溯了60年前当他还是个少年时的情形，指出当时有一种贞操观的普遍缺失。他说当时的人们都期望女孩儿们“能够贞洁一些”，尤其是那些想要嫁给上等人士的伦敦商人的女儿们。那些女孩儿在酒吧里喝酒喝牛奶、抽大烟，哼唱淫荡的歌谣，观看舞台上下流的表演。[37]普雷斯认为所有这一切在60年后看来都是相当令人发指的行为。不过光是普雷斯一个人的观点不能证明整个社会的道德改善。下流的黄色笑话也许已经从1832年版的乔·米勒的《笑话全集》中删除，但是在1834年的伦敦至少还有57家书店在出售黄色书籍。[38]7年之后，尽管有来自“体面”社区人士的集体反对，纵情声色的法国康康舞还是在伦敦成功进行了首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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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呼声占了反对声音的一部分，不过以此就认为仅仅是他们在维系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道德理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福音派的贵族大多都是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那些倡导“正直与纯洁”的倡议者的中坚力量：阿盖尔公爵八世（1823—1900）是文学纯洁运动协会的会长；圣安德鲁斯的坎贝尔勋爵（1779—1861），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兼法夫郡郡长的儿子，在他79岁高龄之年还在力推国会通过一项禁止淫秽出版物的法案；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的公子——国会议员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1801—1893）是主日敬拜的极端拥护者，他为人严厉，因而非常不受欢迎；1860年，国会议员洛瓦伊内勋爵，即后来的诺森伯兰公爵六世，曾表达了对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时候直接赤裸裸地大打出手的反感。由此可见，没有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可以宣称，新的社会道德情操是为自己阶层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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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nual Register 1836（Chronicle），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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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nema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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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usler，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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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ra”，9，21－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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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rkes，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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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dy’s Magazine，4，January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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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dy’s Magazine，4，February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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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urn，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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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Oracle，or British Advertiser，2 July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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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oung，1，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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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shfor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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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shford，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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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rown，English Letter-Writer，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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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L，Ms 5762，12，11 July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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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elly ed.，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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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olomon，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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