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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八章 一个自称为邮政目录的男子：势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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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律师学院出身的英国王室顾问律师约翰·贝尔在律师界有过一段非凡的工作经历，他于1836年去世，享年71岁。他有着满嘴的龅牙，五短身材，宽厚的肩膀，而他的畸足使他走路时一瘸一拐，很是难看。听他在法庭上作诉讼发言是件痛苦的事，因为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坎伯兰”方言，还伴有严重的口吃。但他会“用清楚的方式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拥有敏锐的才智，并且他的决定力和判断力远远超过了他语言上的不足。他死后留下了价值8万英镑的房产，而他令人愉悦的和蔼形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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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同年逝世的专业人士就没那么受人深情缅怀了。佩勒姆·沃伦博士曾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成员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但他“除了发表过一篇针对头痛症状的论文外，对医疗科学几乎毫无贡献”。“他的举止古怪，常常不那么讨人喜欢，总是态度冷漠，有时会突然情绪爆发。他吸食鼻烟的数量惊人，并且穿着简陋而邋遢……”沃伦博士死时5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可能是因为他长年“不进行锻炼，下了马车就往病室走”。[2]再有，他的体格很肥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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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和沃伦拥有的地位处于中产阶级上层，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了绅士。然而，他们的个人特征使他们与传统格格不入。他们的讣告没有给出关于他们对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以及是否参加教会活动的信息。他们是否更喜欢赛马会、板球比赛、有奖品的争斗，甚至是公开参加那些推动人道主义事业或向国会请愿的集会？那时以及之后的很多中产阶级男性就喜欢这样。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爱好会在任何文雅的集会上博得他人的好感，或是让他们在行业圈外找到志趣相投者。实际上，沃伦博士的刻薄言语肯定会时常让他的朋友们感到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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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两人依然非常重要，原因有二：他们提醒我们，虽然中产阶级中有着行为和发展前景的共同模式，但这些从来都没有被统一。因此，个人的古怪行为是有价值的，它揭示了很多被认为是正常而很少提及的礼节形式；因为那些无视或忽略这些规范的人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事实上，贝尔和沃伦对于言论、形象和举止规范的违背是值得一提的，而许多读者可能会认为，沃伦的不当举止会降低他的社会地位。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1850）中，有这样一名医生：他是优秀的临床治疗师，“但作为一个人——或者，我应该说，作为一名绅士——我们在听到他的名字时只会摇头……希望他在言行举止可以易于纠正的那个年纪，读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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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人会去看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给他私生子的劝勉信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讲究礼节会感到不自在，也不愿通过着装和言行判断一个人。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一种最恶劣的偏见——势利。然而，只要人们还能清楚意识到社会是分层的以及行为和教育的差异的重要性，势利行为就依旧能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中上层阶级中大行其道。着装、措辞和举止的细微差别是检测社会地位和道德水准的试金石。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那些简·奥斯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乔叟和莎士比亚也心照不宣。虽然乐观的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宣告了一个摆脱了过往桎梏的真正现代化时代的来临，但这些变化的主要受益者——中产阶级依然满足于遵照有着中世纪渊源的社会规范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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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习俗是从那些遵照传统行事的贵族那儿借鉴过来的。然而，矛盾的是，中产阶级的保民官们却斥责贵族概念是落后且不利社会进步的。贵族这个词不仅涵盖了那些阻碍政治改革的保守党中守旧的统治者们，还包括其他单凭习俗和古老血统认为自己享有特权的精英们。1828年，一位年轻的药剂师学徒指责皇家外科学院是“贵族式的骄傲收容所和伪装纯洁德行和良好教养的庇护所”。这一祖先智慧的堡垒即将崩溃，因为不耐烦的英国大众在将“所有合作特权和垄断与全面崩溃混为一谈时”无法保持镇定。[3]沃伦博士也有着同样的感悟，因为他无法容忍“贵族式的无礼”，非常“尖酸刻薄”地对其进行了谴责。和许多中产阶级职业男性一样，他不会认可那些人享有的特权，诸如通过操纵他人取得杰出成就，或者是拥有那些排外机构如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资格，抑或经贪污受贿选举出的下议院席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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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沃伦博士在说这些贬低话时用的语调。但是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说的呢？这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因为人类最早的声音记录是在19世纪80年代，而关于个人口音传闻的凭据非常分散。不过，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19世纪30年代，言语还不像之后那样被拿来界定人的阶级属性，虽然约翰·贝尔的坎伯兰元音发音在法庭上显得很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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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立马就能识别出的中产阶级或贵族式的口音。约翰逊博士注意到，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会把“伟大”（great）与“国家”（state）放一起押韵，而一位来自北方的下议院议长，会把“伟大”和“座位”（seat）一起押韵。[4]迪斯雷利观察到他的同事德比伯爵十四世（1799—1869）说一口不带地方口音的英文，而他的儿子德比伯爵十五世（1826—1893），有一腔兰开夏郡的鼻音。[5]这位父亲曾入读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他儿子则进的是拉格比和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在《米德尔马契》（1871—1872）中，乔治·艾略特评论说，弗雷德·文西的话显示了他“一直和大学保持联系”，但她很可能是在回想30年前自己所处时代的牛津、剑桥学生们那种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国王威廉四世会使用“不再（ain’t）”和“你曾是（you was）”来表达“你们曾是（you were）”。这两个词都是18世纪创造的，它们和表示“黄色”的“yaller”、表示“黄瓜”的“cowcumber”、表示“真正”的“ra-ally”以及表示“女性”的“ooman”等都已经不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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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不正确的发音和拙劣的语法仍然是想要爬上社会高层的人的障碍。语速缓慢、磕磕绊绊、言语不合语法、使用方言词或短语、漏发或擅加“h”音以及把“g”发成了“k”（比如把nothing发成nothink）都表明说话者出生卑微或受教育程度有限，或两者兼而有之。有些词含有粗俗的意思，因而最好避而不用，例如最好用“drunk”一词而不是“inebriated”来形容一个酒鬼。委婉语的使用有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有教养的未婚女士称公鸡为“母鸡的伴侣”。[6]如果这还不够让你大跌眼镜，还有更绝的，人们会把自己的社会野心寄托在对四轮马车名字的发音上。他们把“辉腾”叫成“发一通”；而把“布洛海姆”叫成“金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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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这些细节对于那些希望给同僚和上级留下深刻印象或掩盖卑微出身的中产阶级成员非常重要。据一本1834年出版的礼仪指南称，“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入社会高层的值得嘉奖的人们”饱受“怕被人认为是庸俗”的思想折磨。[7]这类书籍在那些想要避免在社交场合举止失态的人中拥有很大的销量。语言的表达或地方口音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约翰·贝尔就凭一口坎伯兰土腔赢了他的案子。还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些，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笔下滥用“h”音的伦敦杂货店主出身的猎狐大师，在《汉德利十字街》（1843）中宣称：“我只是一个商人，是一份邮政目录，而不是一个贵族。”在拒绝饮用冰镇香槟时，他说：“我不喜欢把酒冷冻，这种修养我还无法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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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语音并非百试不爽的衡量社会地位的尺度，那么个人形象就是了。沃伦博士被鼻烟染色的衣服及衣冠不整的穿着不适合他医生身份，给他写讣告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观点没有错，因为着装和形象修饰被普遍认为是个人背景、职业甚至信誉的指标。1817年，工人阶级中激进的阴谋策划者们就轻信了一个假装同情中产阶级的内政部特工，这位间谍奥利弗拥有时尚的全套装备、“文雅的外表”和“好的头衔”。[8]几年后，乔治·霍利约克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一名每天早上都穿着裁剪精良的黑色西装来伯明翰的铸造厂上班的年轻磨工。他在到达工厂后会换上工作服，而到了晚上，会“洗浴，更衣，然后离开……俨然一副绅士派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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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一位织工在替他年迈的母亲和患癫痫病的姐姐申请教区援助时被博尔顿的长官驳回，理由是他看起来“过于干净和体面”，不像需要慈善帮助的人。[10]同时期的警方在通缉告示中尽管很少提及地方口音，但总是会在形象上把“文雅的”嫌疑犯加以区别。通过他身穿的崭新黑色大衣、背心和条纹裤，人们得以辨认出一名携带其雇主两百英镑潜逃的商务旅行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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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套装束正在成为专业人士和商人及其秘书们的普遍着装。瑟蒂斯笔下住在汉德利十字街温泉小镇的医生——身材消瘦而性格温和的梅洛相信，得体的外在形象会唤起病人的信心。他的黑色西装裁剪精良，靴子被磨得锃亮，连床单也是一尘不染。“卷起的坎布里亚织衣的袖口展示了他手肌肤的雪白，衬托出手指上那一两个古老戒指的华美。”他的衬衫正面有四个褶边，在探访病人时，他会拄一根顶端镀金的手杖。他的竞争对手——肥胖且步履蹒跚的斯威兹医生则偏好当时在中产阶级男性中依然流行的搭配颜色对比鲜明的上衣和裤子的另一种着装风格。“一件乡下制造的鼻烟色外套、黑色背心和带绿色的浅褐色短裤……是他不讨喜的五短身材的附着物。”一名男子衣橱的整体状况、服装裁制和质量都透露了他的地位和收支能力。狄更斯的那些“寒酸而文雅”的角色们穿着有光泽、有些补丁而且通常都是皱巴巴的西装，而他们的床单都是泛黄和磨损了的。即便是经过拙劣的缝补，他们色泽暗淡的西装依然昭示着这些人是理应有着认真务实形象的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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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阶级中有一些花花公子和趾高气扬者会如此这番地打扮自己，以将其地位提高一两个档次。在《索恩博士传》（1858）中，安东尼·特罗洛普将名叫盖泽比的伦敦律师描绘为“非常优雅的年轻人”。当他骑马行走在骑马道上时，“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名律师”。我们可以肯定盖泽比长得很有男子气概；因为在此前的60年中，男性时尚强调的是拥有曲线优美的小腿、细窄的腰身和宽阔的肩膀。随着阳刚的着装在时装界的推行，有炫耀性质的浮华服饰风潮开始渐退。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18世纪70年代崇尚意大利奢侈文化的马克罗尼派及其后继者们已经挑起了社会对男子女性化的指控，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意式罪恶”（即通常所谓的鸡奸行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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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性时装是时代风尚的表现，而且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相信这一点，那么一场改革就势在必行。夸张的颜色、绣花外套、花边袖口和假发的逐渐失宠是对矫揉造作和自我放纵的拒绝。根据《女士杂志》1798年11月号称，一种新兴的理想的人类已经迈上了时代的舞台，他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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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愉快而庄重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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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威严但宜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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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业余女诗人还高兴地说，他的着装不带一丝的纨绔习气。这一切，预示着一种新的真诚而严肃的风格已经开始抬头。它以不同的方式和广泛而多样化的强度渗透进了所有上层和中层社会阶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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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5，June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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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5，April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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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ncet，12 April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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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oswell，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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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hillips，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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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hillips，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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