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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萌芽期的英国汽车业错失了非常重要的机会。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在英国出现的经济萎靡的进一步症状，从那以后，英国的经济似乎再也无力复苏。此时，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推进：英国在这个无可否认的不断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萎缩；出口停滞，而进口增长；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能力赶超了英国。到此，这个1815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了1914年已退居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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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领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国内的消费水平在日益攀升。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许多英国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们已经陷入了封闭式的精神僵化，行动更为谨慎。英国的实业家们封步于自己原有的、帮助他们致富的知识与技术，使得美国和德国公司能够在新技术、材料和能源开发上自由畅行。1877年，两家敌对的美国公司——贝尔和爱迪生就在竞争在英国安装电话网络的项目权。在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的自治区市决定为其电车轨道配电时，他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向美国公司寻求机器和专业技术支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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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的是技术娴熟和全面发展的劳动力资源。而两者英国都不具备，与其新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它忽视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教育。1870年，小学教育开始在全英普及，但课程设置仅限于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市级文法学校和公立学校明显地表现出对科学的无视，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古典学上。此外，在技术工人中日益壮大的具有攻击性的工会主义正在制造出一个在生产线环节抵制机动性的难以驾驭的劳动力，而这样的问题很少会困扰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易于管制的移民的美国雇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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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行业和货物运输业的超常利润和境外投资回报为英国有效缓解了由其经济弱势带来的后果。1913年，英国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总额达37.8亿英镑。英国工程师们或许没有发明电话的才能，但投资者们却能够在智利和埃及等地区赞助建立新的电话公司。这些资本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积攒下来的储蓄和盈余。此前，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入了国内企业。来自利兹的贸易世家——乔伊特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他们持有当地的天然气公司、利兹和约克郡保险有限公司、利兹新型卫浴公司和当地铁路公司的部分股权。一代人之后，这个家族的后裔们在经伦敦经纪人指点后，将资金转投给了美国的铁路股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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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投资者和投资顾问都在服从市场的主导权。他们将资本调动到能够让它获得最大回报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商品，而其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有效应用也被中产阶级追捧为英国统治全球市场的关键。考虑到英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1880年之前还没有碰到很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追捧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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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思考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时，他们会将自由市场经济学与工作的信念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理念：竞争激烈的市场提供了机会，而辛勤工作是发掘这些机会的唯一方法。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旧衣新裁》（1834）中呐喊着：“生产！生产！”在他如锤子般掷地有声的散文中，卡莱尔反复重述这个要旨，并用他从来自艾克雷夫的石匠父亲那儿学来的古老清教徒工作理念的相关祷文将其神圣化。“找到工作的人是有福的，让他不要再祈求其他的恩典。”[13]这正是中产阶级想听到的，同时也解释了他们将卡莱尔奉为圣人和先知的原因。工作给予了中产阶级成员所珍视的财富、地位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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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于1852—1865年间绘制成的《工作》一画中，卡莱尔与支持社会主义的基督徒丹尼森·莫里斯牧师一同出现。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这对脑力工作者正在凝视着汉普斯特德的一条大街。在他们跟前的是一些体力劳动者：一群工人正在挖掘一条排水管或煤气管道。他们显得兴致高昂，因为自己的辛勤劳动会造福他们的同胞。1866年，福音派的杰出人士沙夫茨伯里勋爵宣称体力劳动是与“道德尊严”相融的。在赞美新近开设的让年轻的工人们学习知识的工业夜校时，他评述说，那些可能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的关于炊事用具的教学，其实对于知识的掌握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沙夫茨伯里总结说，工作将穷人从堕落和放荡中拯救了出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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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画作《工作》的中间位置有位骑马的先生及其夫人。他们可能是被卡莱尔唾弃为懒汉的贵族，或者就像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与他的太太；汉普斯特德已经汇集了上下班的人流。在中产阶级掌控的工作和生产场所，这些上流社会人士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多余的。1855年，名叫约翰·柯尔律治（1828—1894）的律师这样告诉他的父亲：“我可不想强迫自己去当一个懒惰成性的腐朽贵族，（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全身心地痛恨和鄙视这个阶级。”[15]这位若是生得逢时可能成为大法官和贵族一员的聪明男子说出这样的恶言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值高潮，而媒体上报道的那些贵族居多的官员兵团（大多是用金钱换来的军权）和公务员队伍（通过个人影响获得职务）造成的长期管理不善，着实让全国人民震惊不已。特权正在阻碍效率；没有哪个商人能够容忍这种超低的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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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多克斯·布朗画中的另外几人看着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画面远处，有一名士兵和两名志愿兵以及一拨拿着选举海报、身上挂着广告牌的男子。除了知道前者是在捍卫国家而后者是国家政治体制下谦卑的仆人之外，我们很难明确定义他们对工作所做的贡献。处在中间地带的两个人物是卡莱尔遐想的工作世界的自我放逐者。一位大腹便便且有可能嗜酒的懒汉正懒洋洋地靠着一棵大树，叼着烟斗吞云吐雾；一位衣衫褴褛的赤脚卖花女正匆匆地跑过。他们可能已经失业或者没有就业能力。可以看出，女孩在社会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也许偶尔会从事卖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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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和莫里斯会说些什么呢？后者可能会指出，这两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不平等以及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的证明。卡莱尔则会描述说，他们不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究其原因在于其天生的无法抹除的懒惰倾向。为了证明罪恶的遗传倾向的存在，他可能会引用他年轻有为的法学家朋友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的看法。斯蒂芬目睹了1856年5月开庭审理的鹿格勒全科医师威廉·帕尔默的案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位来自中产阶级的谋杀犯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似乎还在怀疑的事实，即所谓的残暴的邪恶是与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心智和总而言之剥夺了人类犯罪所有借口的一切是贯通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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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和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认为，通过放弃作为人生机遇的医学而选择暂时性的来自赌马的奖励，帕尔默践踏了具有生产意义的工作。这起案件的审判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案有许多可怕的细节会激起那些好色之徒的兴趣，而案件审理的重心围绕着一个关于道德的难题。帕尔默这样的人，是否像斯蒂芬建议的那样，天生就有犯罪倾向，还是像福音派教徒坚持认为的那样，会有悔改之心和重新做人的能力？每当中产阶级讨论哪种方式能扶正或改良处在他们阶级之下的人民时，这个问题都免不了被拿出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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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中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已被列为法规。《济贫法》使得那些身体强健的穷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加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往往要接受最不利于他们的条款。经办新的贫济院（穷人们诅咒它们是“巴士底狱”）的是中产阶级，而名叫乔治·瓦里的律师兼萨默塞特郡一处小型地产的所有者对贫困法的执法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行了总结。他督建了布里奇沃特的贫济院，且担任过使徒工作。他在1837年这样阐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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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向那些懒惰、放荡和毫无远见的人宣战，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要针对他们的抱怨开一剂药性强烈但有益健康的处方。这一处方令人讨厌的特性有着多重功效。它可以祛除顽疾，阻止其复发，还会刺激人们勤奋工作，提高道德修养，并为家庭增添温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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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工作非常努力，常常秉烛审查文件和书写报告。这位完全沉浸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研究之中的学者从来没有参观过他开办的贫济院，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他斯巴达式的定量配给的供应食物制度、家庭分离以及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的改良方案让他的同事詹姆斯·鲍恩大为震惊。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曾经为东印度公司在勒克瑙修建了一座桥梁，还组织了一场反对瓦里的游行示威，使用了各样中产阶级在抗议活动中常用的道具：给新闻出版物的信以及上呈国会的宣传册和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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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之间的对抗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社会政策上从未达成统一。瓦里听从的是自己的理性：他是一名辉格党人，打心底里信奉工作的信条、市场至上以及边沁主义者们信奉的关于“世界上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公众利益的试金石的秘方。而托利党出身的鲍恩被自己的感性所牵绊，认为现代化的理论不应完全取代富人们应该通过人道主义方式救济穷人的古老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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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恩和瓦里应该会在很多地方达成一致。他们都很重视个体自由，认为个人比国家更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好处。自由给予了任何人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能取得进步的权利，这也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敌视任何沾上贵族特权气息的事物的原因。他们对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也有着强烈的反感。1856年，当国会强制要求英国所有地方都部署警力时，一些区域的反应非常歇斯底里。谢菲尔德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乔治·哈德福德警告说：“如果这个国家的警力由内政部管理，如果这个国家所有的教师都在政府手中，那么就再没有比这更卑劣的专制存在了。”[18]当警察部队的实用价值在10年后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后，可能人们会嘲笑他所说的话。不管怎样，人们的疑虑依然存在。1860年，有保守倾向的《星期六评论》指责那些调查道路谋杀案的探员们擅闯并滋扰了一个有名望的家庭的生活，称他们寻求庸俗的媒体进行宣传，很轻易地假定某位嫌疑犯是有罪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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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过激的自由意志论者也被迫承认政府的重要性。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需要法院实施仲裁、维护合同、收缴债务和起诉罪犯。商业依赖于邮政系统和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个人安全需要警力而国家安全需要武装部队，尤其是保护海外英侨和赢得福音派教徒掌声对奴隶贩子开战的英国皇家海军。这一切都需要有人为其埋单，这些人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而它的代表们也充满着与制造商们同样的活力，在不停地要求各部门削减开支，避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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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放的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个人权利和政府力量间的平衡，再加上一个由拥有财产的有识之士选举产生的国会，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帕默斯顿会定期给欧洲大陆的独裁统治者们举办关于宪政的优点以及中产阶级将科苏特和加里波第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视为名人的讲座的原因。然而许多像卡莱尔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信任民主政治，因为他们担心民主将会通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谓的“多数暴政”取代开明人士的统治。在1867—1885年间，民主的通行证终于得到发放，选举权范围被扩大到大部分的工人当中，全国实行了选区平等、无记名投票，并将选举行贿和胁迫列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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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成功地让自己适应了民主政权。城市的工人阶级选民们倾向于选举出身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员，从而使得后者在众议院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1865年，有一半的国会议员来自拥有大量地产背景的家庭，而到1885年，只剩下1/4。内阁依然由贵族主导，因此保守党人要多于自由党人。在索尔兹伯里伯爵于1900年组建的11人内阁中，有6位都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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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党都在极力争取新的选民，在19世纪70年代显露出的对阶级政治的担忧被证明是言之过早的。在这个进程中，不干涉政策的教条的影响力有所削减，而自由市场受到了在30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条件的制约。在1870年和1883年，议会迫使有轨电车和铁路公司为通勤工人提供低廉票价。专门的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到了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而且进展缓慢。在1900年的大选中，新成立的工党只得到了少于2％的民众选票，在国会中仅占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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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从来没有对意识形态和覆盖式的解决方案完全满意过。准确地说，它的成员更喜欢包含道德伦理，或者最好带些宗教色彩的动机。于是乎，中产阶级的男女们开始联合起来向穷人宣扬节制的理念，派传教士去非洲和亚洲救援妓女并将儿童从堕落和无知中拯救出来。这种集体行动也得到了来自个人的支持：理想的情形是，慈善家不仅参加大众集会以图修改法律明文，而且还要走访那些嗜酒成瘾者的家庭以哄骗他签订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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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参与世事并试图改造社会的激情，完全控制了查尔斯·金斯利《酵母》（1851）中的男主角——兰斯洛特。“他依然觉得自己有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种极大的说话的欲望；不论是作为诗人、社会理论家还是传教士，他都无法左右自己该说什么该如何说。”1841年，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已步入中年的来自班伯里德的糕点商兼传教士塞缪尔·比斯利决定给班伯里监狱中关押的囚犯们提供“道德和宗教指导”。每逢周日，他都会找他们一一谈话，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遭遇，尝试着唤醒他们的良知。[20]进行类似工作的还有成千上万相信自己的信仰、有着坚韧的性格并认为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完全正确的人们。比斯利应该能读懂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奥萝拉·莉》（1856）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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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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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烧生病，如果你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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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轻轻的，用指尖的点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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