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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诺伍德保守党协会沮丧地发现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定居在拉夫堡枢纽站附近，这些潜在的自由党或工党的投票人会抵消掉近1900名曾登记为托利党的房客的选票。那些房客都是年轻的城市职员，寄宿在与他们有着类似政治倾向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中。[1]各个选区里大大小小的选举委员会都在进行社会调查性质的人数统计来估算当地的各党派支持率。这应该是一种随着职业和社会地理的巨大变化应运而生的竞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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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地图应该不算复杂。整个伦敦市区以及英格兰中部、南威尔士、北部地区和苏格兰克莱德赛地区的工业城市都可以用同一颜色标注出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大量的工人聚居在相互独立的致力于造船、纺织或者采矿行业的社区里。这些行业曾一直兴盛到20世纪下半叶。同一种颜色但密集度稍小一些的区域应该就是农村地区的工人阶级，这一部分的工人数量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在农村和城镇，除了这种主导性的颜色，还有另外一种分布不均的颜色零星地点缀在各处，而这便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呈现出不同阶级交织混杂的情况。1845年，大枢纽铁路公司把工厂新址选定在克鲁镇，就是将此默认为既定前提的。他们认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劳工们会同负责管理和文职的工作人员毗邻而居，只不过后者居住的房子会更为宽敞，因而房费也就更高一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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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60年时间，英国的社会地理分布图就起了大变化。一张1900年绘制的地图显示，中产阶级在诺伍德这样的地区成为了大多数。时尚风潮、便利生活、一场交通革命再加上白领工作的增多，使得密集的城市中产阶级住房应运而生。其实住房迁移的现象从19世纪40年代便已经开始。那个时候，“别墅热潮”紧紧扣住了富人们的心弦，将他们统统拽到了半农村的市郊地区，使得工作和家庭生活被截成两段。舒适的郊区别墅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妻子全权打理别墅并全身心地照顾自己的丈夫，让他们能在家里得到最好的放松，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除此之外，新的居住环境还另有一些好处：郊区的空气更加有益健康，郊区的生活相较以往也更加安全，毕竟之前的邻近贫民窟就等于邻近流氓和街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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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在他的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索佩·斯潘哲在19世纪50年代初前往米德尔塞克斯游览时的沿路所见，将郊区新世界的模样展现给了读者。斯潘哲先生的马车从牛津环形广场缓慢驶到了埃奇威尔大道。在那里，城市的“板砖和水泥”以及密集的排房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有花园后有围栏的一个个独立的住宅。开阔的乡村景致很快映入眼帘，在美丽景致中，错落分布着斯潘哲所称的“具有排他性的别墅”，每幢房子都修建在自己的属地之上，田野环绕在其四周。人们越是富有，就越是渴望隐私得到保护，也就越想居住在一所远离任何窥测视线的房子里。“别墅”一词在古罗马语中指的便是那些逃离了城市喧嚣的富有的人们所居住的平静安逸的乡村大庄园。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些村落里依然还有少量的宁静之地，去那里的返回车费为一个先令，但那些宁静之地不会存在太长时间，因为伦敦的板砖和水泥以及密集的连排房屋正在朝着它们延伸扩张，很快就会一个个地吞噬掉那些独立的别墅。别墅的拥有者们于是进一步向农村深处移居，而火车也成为了他们日常出行和上下班的主要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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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哲还对未来社会有过一瞥。1860年后，城市居民外流的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伦敦周边地区。投机性的扩建，价格低廉的交通和铁路网的拓展联合打造出大片的新的近郊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分布在城市外环，蜿蜒向南延伸到肯特郡和萨里郡。“我们有个漂亮的小后花园，花园后面紧临着的就是铁路”，那个喜剧性的小人物普特尔先生自豪地说道。小说中的普特尔是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市郊居民，他“漂亮的六室小楼”又叫作“桂冠屋”，坐落于霍洛威区布里克菲尔德街。这是一幢非常讲究排场（镶着有色玻璃的正门前方首先是门廊然后才是阶梯）的老旧连栋房屋，该房也是建来专门安置伦敦上班族大军的房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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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已经有2.2万名城市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定居在了伦敦的坎伯韦尔区。[3]得益于常年盛行的西向风，他们居住的地方远离工业浓烟和蒸汽；而伦敦东区则最不宜于居住，也是伦敦最贫穷的地区。1895年，居住在斯特里特姆的杂货商托马斯·林把那里描述为一个住房年租介于40—400英镑之间、居民数量超过5万人的“典型”郊区，此区还有一个由园丁、马车夫、洗衣女工等工人阶级组成的“小群落”（这个词组很有指导意义）。[4]坎伯韦尔和斯特里特姆是伦敦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18个选区的一部分，这些选区是1885年《再分配法》颁布实施后形成的。每次大选之后，在报纸公布的大选选情地图中它们绝对都是保守党的势力范围，社会地理同政治地理的密切相关性至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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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居住在同一区域的这种旧模式依然存在。有很多地方，贫民区同富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都是紧挨在一起的。就好像在今天的第三世界，高层豪华公寓旁边也有可能就是贫民窟的简陋棚屋。肯辛顿被一分为二，南边居住着文雅的中产阶级（“斯图克维亚”），北边居住着落魄的工人阶级。贫民窟遍布各地，即便是在风景如画的城镇，情况也是一样。表演艺人乔治·桑格“勋爵”在回忆自己于那个世纪中叶游历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经历时说，他所见到的社会差距最为显著的地区都是那些设有主教教堂的城市。在巴切斯特，几乎没有半点温情和阳光，有的只是上层社会的“虔诚和学识”以及“下层社会的污垢、堕落、苦难以及各种令人震惊的罪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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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决定了不同阶级最终还是会分散居住。精明的建筑商们会仔细计算其扩建成本，估算潜在租户所能负担的租金和相关费用。仅仅这样一个原因，新建的郊区就注定要保证其纯粹性和排他性。1865年，伦敦的一个工厂劳工放弃像“城市白领”那样乘火车上下班，而改为步行去工厂，说是他的叔叔们也曾经这么做过。但是这么步行了一次，便发现走上几英里去工作实在有点吃不消。但火车和公车的费用对于他来说又确实太过昂贵，而且这些公共交通的时刻表也常常让他捉摸不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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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之后，便宜的法定票价开始施行，他的想法应该会随之改变。即便如此，房价市场依然不会照顾到工人阶级的家庭预算。1865年，一项私营的贫民窟拆迁和重建项目最终夭折，因为一个房间每周4—5先令的房租（包天然气）还是超出了大多数工人的支付能力。即使将房租削减到每周半克朗确实吸引到了一些租户，但对于投资者所期待的3.5％—4％的项目回报，却还是远远不够。[7]建筑商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了利润丰厚的中产阶级市场，而这个市场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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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合出一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地理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各个阶级中又有基于不同收入、权利情况，以及个人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程度而划分出的不同层级。比方说，一个刚由杂货商人转成火车站站长的人究竟属于这个三级社会的哪个阶级，究竟属于“富人行列”还是“穷人行列”，便实在难以定夺。据他的女儿回忆，20世纪初，他在伦敦的住所跟“技工”的住所几乎没有差别，但礼拜天去教堂的时候，他穿的却是双排扣长大衣，戴的也是丝绸的帽子。他的妻子则加入了由家庭主妇们组成的礼拜队伍，同她们一起为贫困儿童缝制衣物。她的丈夫认为自己属于“上层工人阶级”。[8]而他的邻居可能又会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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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后50年来看，和妻子、10岁的女儿以及一个年轻的女房客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卢顿工人约瑟夫·巴伯的确切社会坐标又在哪里？女人们编织草帽补贴家用，家庭的总收入是每周40先令。[9]当然，这户人的家庭收入很容易受到贸易波动的影响，贸易景气的时候其家庭总收入能够达到一些小学校长、很多酒店老板，或者是个别薪水较低的助理牧师的收入水平。然而，不论那些牧师多么不济，巴伯都会向他们脱帽致敬；不论那些校长多么潦倒，巴伯都会对他们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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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统筹人员总在尝试更加合理的阶级划分，有的时候划分甚至有些不合常理。1851年，他们明确划分出了17个行业类别，但行政类竟然将高级公务员与海军船坞工人囊括在了一起。10年之后，街头手风琴师和其他街头艺人被视为专业人士，大概因为他们是通过一种非体力的专业技能来维持生计。不过律师和医生对此种分类肯定是愤怒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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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那些手摇风琴表演家们的“半路杀出”，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一类的人数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更多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医生；铁路、建筑等行业则需要法律咨询服务，需要建筑师和工程师；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国家还不能少了金融财政专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的机构也同样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私营机构和公共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新需求由统计数据很好地反映出来（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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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861年与1901年专业人士数目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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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专业人员可能会对将教师也纳入其中不甚满意。首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穷的“专业人士”。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年收入还不到一百英镑，同煤气设备安装工人和搭棚工人相比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教师并不从属于任何有权审定资格或者颁布标准的专业协会。就连成立于1870年的所谓全国小学教师联盟（1889年更名为全国教师联盟）也仅仅是个教师工会，只负责与教师聘用和就业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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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员”似乎也超出了传统的专业人士范畴。1885年，一位评论家指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是演员或艺术家。任何个人的专业人士身份，都是建立在具有同类身份的人对他的认可之上，而不是基于个人的自我评价，社会惯例和职业修养也是必须遵循的判断标准。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相应的行规，即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旨在维持高水准的职业素养，并以此为标准来招聘真正合格的雇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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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70年中，相继出现了各种自发组织的职业协会，而优秀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的为人一直是这些协会努力追求的杰出品质。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1818）、建筑师协会（1834）、机械工程师协会（1847）、测量师协会（1868）、特许会计师协会（1880）以及会计师协会（1885）将各自行业的职业素养定义为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能力及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府鼓励这些机构的成立，并授予了它们设置公共考试、评审试卷并颁发资格证书的权利。成立于1843年的律师协会自1877年开始得以全权掌控英国的律师考试，并被赋予了惩戒和处罚欺诈行为和失职行为的法律权威。1858年出台的《药品法》把监管全国医务人员的权力下放给了英国医学协会，协会的总委会还可以对出现临床失误或者道德败坏行为的成员施行停职或者开除处罚。另外一项用以监管牙科医生的法案也于1878年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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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规承载了旧的观念。因为这些法例条文在制定的时候，都是把医生和律师预先设定为了绅士之人。因此酗酒、公款私用和私生活不检点等行为才会受到同专业技能缺陷一样的监管力度。这种对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的双重强调极大地提高了行业信誉，增强了成员的自律性以及公众对这些专业人士的敬重。这一点在医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严格自律通常伴随着对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学习和钻研，而这些都能使他们的医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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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这些专业人士只是中产阶级中很小一部分的精英人士，数量上仅占整个国家劳动力大军的3％。但是，根据他们自己和社会其他人士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位置处于中产阶级的顶端，同贵族阶级只有一线之隔。经常会有杰出的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被加封为贵族的事情发生，或者就是这些人的女儿最终嫁入了贵族家庭。一些处于顶层的人们会有所嗔怒有所愤懑（这是特罗洛普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默认。当未来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执意要迎娶一个法官的女儿时，他的父亲也只能将反对意见往肚子里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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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同商品制造、资金管理、商品运输、分配和销售相关的工作。据那个时期的一位统计学家估计，1851—1881年间，与“交易”有关的从业人员——不论是何种形式何种物资的“交易”——其总人数从54.7万增加到了92.4万。银行业人士、会计师和金融顾问的人数从4.4万增至22.5万，建筑行业的管理人员也从1.52万增至5.55万。[11]实际上，1881年之后这一趋势依然没变，1911年的中产阶层人数便占到了工作人口的11％，是60年前的两倍还要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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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其整体的阶级结构也在进行着重塑。尽管依然是固有的金字塔状，但由于文职人员、教师、商务旅行者、商店主管和小型零售商队伍的不断壮大，金字塔的底层也在逐渐扩大。1911年，英国总共有60多万家商店，相当于平均每59人就拥有一家。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家庭小报摊、烟草店、理发店和持有经营许可证的杂货店。这些商店的拥有者有时并不比其顾客好过到哪里去，但他们还是被划归为了“中产阶级的下层”。正如那些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市郊新住宅一样，中产阶级的这一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人们所认识。下层中产阶级人士的意见、需求和消费能力迅速成为了政治家、报业经营者、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零售商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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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队伍在逐渐壮大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富有。从1886年基于所得税申报表所做的两个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中产阶级所占国家财富的份额（见表2 和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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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843年财富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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