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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专业人员可能会对将教师也纳入其中不甚满意。首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穷的“专业人士”。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年收入还不到一百英镑，同煤气设备安装工人和搭棚工人相比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教师并不从属于任何有权审定资格或者颁布标准的专业协会。就连成立于1870年的所谓全国小学教师联盟（1889年更名为全国教师联盟）也仅仅是个教师工会，只负责与教师聘用和就业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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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员”似乎也超出了传统的专业人士范畴。1885年，一位评论家指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是演员或艺术家。任何个人的专业人士身份，都是建立在具有同类身份的人对他的认可之上，而不是基于个人的自我评价，社会惯例和职业修养也是必须遵循的判断标准。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相应的行规，即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旨在维持高水准的职业素养，并以此为标准来招聘真正合格的雇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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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70年中，相继出现了各种自发组织的职业协会，而优秀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的为人一直是这些协会努力追求的杰出品质。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1818）、建筑师协会（1834）、机械工程师协会（1847）、测量师协会（1868）、特许会计师协会（1880）以及会计师协会（1885）将各自行业的职业素养定义为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能力及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府鼓励这些机构的成立，并授予了它们设置公共考试、评审试卷并颁发资格证书的权利。成立于1843年的律师协会自1877年开始得以全权掌控英国的律师考试，并被赋予了惩戒和处罚欺诈行为和失职行为的法律权威。1858年出台的《药品法》把监管全国医务人员的权力下放给了英国医学协会，协会的总委会还可以对出现临床失误或者道德败坏行为的成员施行停职或者开除处罚。另外一项用以监管牙科医生的法案也于1878年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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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规承载了旧的观念。因为这些法例条文在制定的时候，都是把医生和律师预先设定为了绅士之人。因此酗酒、公款私用和私生活不检点等行为才会受到同专业技能缺陷一样的监管力度。这种对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的双重强调极大地提高了行业信誉，增强了成员的自律性以及公众对这些专业人士的敬重。这一点在医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严格自律通常伴随着对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学习和钻研，而这些都能使他们的医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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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这些专业人士只是中产阶级中很小一部分的精英人士，数量上仅占整个国家劳动力大军的3％。但是，根据他们自己和社会其他人士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位置处于中产阶级的顶端，同贵族阶级只有一线之隔。经常会有杰出的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被加封为贵族的事情发生，或者就是这些人的女儿最终嫁入了贵族家庭。一些处于顶层的人们会有所嗔怒有所愤懑（这是特罗洛普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默认。当未来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执意要迎娶一个法官的女儿时，他的父亲也只能将反对意见往肚子里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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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同商品制造、资金管理、商品运输、分配和销售相关的工作。据那个时期的一位统计学家估计，1851—1881年间，与“交易”有关的从业人员——不论是何种形式何种物资的“交易”——其总人数从54.7万增加到了92.4万。银行业人士、会计师和金融顾问的人数从4.4万增至22.5万，建筑行业的管理人员也从1.52万增至5.55万。[11]实际上，1881年之后这一趋势依然没变，1911年的中产阶层人数便占到了工作人口的11％，是60年前的两倍还要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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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其整体的阶级结构也在进行着重塑。尽管依然是固有的金字塔状，但由于文职人员、教师、商务旅行者、商店主管和小型零售商队伍的不断壮大，金字塔的底层也在逐渐扩大。1911年，英国总共有60多万家商店，相当于平均每59人就拥有一家。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家庭小报摊、烟草店、理发店和持有经营许可证的杂货店。这些商店的拥有者有时并不比其顾客好过到哪里去，但他们还是被划归为了“中产阶级的下层”。正如那些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市郊新住宅一样，中产阶级的这一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人们所认识。下层中产阶级人士的意见、需求和消费能力迅速成为了政治家、报业经营者、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零售商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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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队伍在逐渐壮大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富有。从1886年基于所得税申报表所做的两个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中产阶级所占国家财富的份额（见表2 和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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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843年财富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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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883年财富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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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一次仅限于中产阶级收入情况且分类更加细致的统计分析中，一些新的趋势显露了出来，尤为明显的是土地收入的降低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固定工资收入的上升（见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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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891—1892年和1904—1905年应纳税收入比较 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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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统计对象限于年收入超过150英镑，即超过个人所得税征税点的中产阶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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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谨慎地来看待这些数据。维多利亚时期的纳税人都是自己估定应征税财产的价值，对于个人收入也总是习惯性地过低估计，一些雇主还会刻意将工资缩减到一年149英镑，刚好低于起征点1英镑。欺骗财政部、偷税漏税的金额在中产阶级这个层次还相对较低。伦敦一位很有名的律师曾建议一个客户把本应向税务局缴纳税款的2000英镑支票给撕毁，理由是税务局对这笔欠款并不知晓，而且拖欠税款的事情一旦败露会引来非常大的麻烦。[15]良心有时候会让人内疚不已，因此报刊的个人专栏部分常常会对某位匿名补交了税款的良心发现的纳税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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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个人诚信问题不谈，上述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了不同社会地位间个人收入的明显差异。我们从另外一份（难得幸存下来的）迪韦齐斯区19世纪中叶的所得税申报表资料中，便能看出差异形成的具体情况：被免税的人中有托马斯·摩尔（1779—1852）。这位“绅士”兼拜伦传记的作者还称自己为“诗人”。他的年收入一栏显示为100英镑，与普通律师的书记员收入相当；此外，还有一名外科医生也称自己的年收入从未超过125英镑；其他被免税的还有年收入介于50英镑—100英镑的各类教师和一位副牧师。比较来看，啤酒屋业主的年收入为40英镑—90英镑，铁匠为40英镑—80英镑，屠夫为120英镑—160英镑；而稳居中产阶级之列的，包括一名银行经理、一名律师、一名土木工程师、一名报纸经营者、一名啤酒酿造商以及几个建筑商和收入在150英镑—600英镑的不同行业的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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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经济收入，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那些收入情况依赖商业大环境和完全靠固定工资过活的人之间，虽然后者也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而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过，文职公务员以及在邮局、铁路公司、银行、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当局就职的白领工作者却是有固定工资保障的，而且还有固定的晋升机制，以保证工作勤奋者能够不断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从商者能有机会赚得更多，但即使是再兢兢业业的人也总免不了被经济浪潮所席卷——迪韦齐斯的一个丝绸制造商在10年内的收入情况便经受了介于169英镑和400英镑之间的大涨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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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永久性的稳定收入绝非易事，米考伯先生就深知其中的艰难。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以及应对市场波动保持收入平稳的能力是生存的关键。这两点都在一个叫纳撒尼尔·尼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此人在1852—1855年间从事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年收入为87英镑；1855—1857年间从事文职工作，年收入为73英镑；1857—1860年间做起了旅游推销以及婴儿用品的经销和批发，年平均收入于是变成了140英镑。[16]很大一部分的中产阶级都会经历职业的变动和收入情况的变化，但这些改变并不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论处于何种阶层，那些不可控制不可预见的诸如经济衰退、疾病、受伤、被解雇之类的突发状况都会让人们难以招架。公司削减薪水或者工厂解雇人手，很快便让当地的商店店主叫苦连天。劳动力冗余和裁员危机也是一直困扰中产阶级的问题。在苏格兰的各家银行开始裁减过度招入的员工后，许许多多的失业员工只好被迫移民到加拿大，而培训学校对教师岗位需求的过高估计也导致了1910年和1911年小学教师过剩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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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信特罗洛普的读者们应该比较熟知，有的人注定会被他们性格中的一些致命缺陷所压垮。埃德温·詹姆斯是一名律师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堂堂的皇室法律顾问（他是帕尔默案的检察官）以及马里波恩的下院议员，而挥霍无度的性格最终将他彻底毁掉。作为伦敦中产阶层专业人士的中坚分子，他在蓓尔美尔街有自己的住所，旁边就是他创办的俱乐部“布鲁克族”。但他虚荣的“大手笔”却胜过了他的赚钱能力。1861年，背负10万英镑债务的他逃离了英国。后来在纽约他拿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认证，然而在1872年回到英国时，却发现由于曾经的负债潜逃，自己已经被永远地排除在了律师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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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尼和詹姆斯代表了中产阶级的两个极端，但他们都同样地依赖于市场力量。如果前者无法卖出足够多的货物，或者当詹姆斯的收入跟不上他支出的步伐，他们便会陷入困境。勤俭节约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人们带来一些希望，但货币市场的反复无常甚至冷酷无情，却是超过了人们所能招架的范围。1835年和1845—1846年间的铁路股票泡沫危机（1998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此如出一辙）开始让中产阶级投资者认识到货币市场的巨大风险。1866年，一系列企业、商家的连续倒闭，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奥弗伦格尼银行负债1000万英镑，皮托贝茨铁路承包商负债400万英镑，英国联合股份银行负债80万英镑，并相继宣布破产。英国联合股份银行是由英格兰东南部一些较小银行合并而来，其伯恩默斯市的储户中有不少都是投机性的建筑商。[18]货币市场稍有变故，其企业运转便会陷入危境，他们和他们的下级承建商自然就会面临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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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到前一代人，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克兰福德》（1863）中所描绘的悲惨境况肯定也只是银行倒闭所酿成的成千上万的个人悲剧中的一例。詹金斯·玛蒂尔达小姐（“玛蒂”）是一位慷慨善良的姑娘，在“城郡银行”拥有一些股份。但她在一夜之间便一贫如洗，如她所说，那些同样攥着银行票据的人都一样，手中的票据已经一文不值。先前还算体面的贫穷生活已经被极度的赤贫所取代，好在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可以靠卖茶叶为生。若不是朋友的帮助，她肯定会更惨：“她家中的饭厅不得不被改造成一间商店，任何可能让人觉得有失体面的东西都会被处理掉……”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政府对于这种不幸事件完全不管不顾。奥弗伦格尼银行在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英国央行坚决拒绝对其进行扶持。如果那样做的话，银行就得挽救其他管理不善或者遭遇不幸的银行。像玛蒂这样的储户和投资者也必须打理好自己的事情；储蓄有风险，即便在鼓励节俭的时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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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韦齐斯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比他们的邻居在食物上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因此也变得更为强壮和健康。1864年，英国医学协会会长在讲到“营养情况良好的中高阶级以及营养情况欠佳甚至糟糕的劳工阶级”时，其实也就是再次提出了那个众所周知的低层人口的健康问题。“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他指出说，“因为还存在着地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劳动者收入甚微，他们平均一周只能吃到一磅肉；而收入较高的约克郡纺织工人一周能吃到七磅肉。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所吃的远远低于必需食物摄入量的普遍原则，而该原则坚称，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需要最多的营养摄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