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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物法》被废除一年之后，《十小时工时法》获得通过。科布登和布赖特对这一违背无干涉主义信条的法案愤怒不已。科布登讽刺说，工人们谁要是觉得车间里的条件不让人愉悦，那就移民好了。卡尔·马克思则挖苦地指出，对工作时长的限制，是贵族们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对制造商们采取的报复性举措。这样针锋相对的评论似乎支持了他“阶级注定对立”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会逐渐让位于中产阶级，当后者愈加富裕之时，他们便会揽获权力。反过来，中产阶级也会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消亡，这由其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工人阶级将最终掌权，并建立一个能够带来永久性繁荣与满足的公正的社会体系。这个预测同时指出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的一切还会在其他发展中的工业社会中发生。这10年在英国历史上是一次畸变，但是马克思从中推导的理论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有长远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相继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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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迪斯雷利和盖斯凯尔夫人一样，马克思也对19世纪40年代人们所提出的议题和所发生的事件有所曲解。他们各自都假想了一个决然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三股势力为了生存与霸权而相互厮杀。这只是一个融合了刻板印象的朴素的观点，是个人经历和阅历的泛化。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只关心利益得失，只一味地剥削压榨那些在地狱式的工厂里勤苦劳作却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的工人——如此这般的刻板印象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里。那样的制造商确实存在，但是还有很多如同父母一样的雇主，他们为雇员提供各种便利设施，比如职工的公共浴室和操作员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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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平均雇用10—20名员工。老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一样的威严人物。乔治·霍利约克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伯明翰铸造厂工作，他是这样回忆厂里的三位合资老板的：三人之中，塞缪尔·史密斯是一位论派教徒，也是“爱好和平的绅士”，他亲切地同工人们说话并在贸易疲软时期工人工资下滑的时候偷偷预支他们一些薪水。蒂莫西·霍克斯是卫理公会教徒，同样也是一位慷慨善良的老板。他还曾经每天去探望一位在生产事故中严重受伤的工人，而且经常都是带着礼物去的。相比之下，威廉·霍克斯就非常专横、吝啬，同工人说话时严厉刺耳。[17]作为出口需求量很大的蒸汽发动机的零件制造商，他们肯定是非常赞成贸易自由的，而作为人道的基督徒，前两人也会对一些贫济院中的残酷压榨而深感厌恶，并支持当时许多人提出的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要求。这两人应该还会对改善工人阶级道德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议案表示支持，兴许还会为其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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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会在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消除，而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也是如此。那些在霍利约克手下工作的技艺娴熟的技术工人所拿到的工资要比普通劳工的多很多。在矿区工作的监工、工程师和技工能拿到20—30先令的周薪，是普通劳工周薪的两倍，妇女和儿童的三倍。在1860年的兰开夏郡，铸造工人和制作模具的工人甚至一周能拿到30—40先令，矿工是一周18—25先令，而非技术性的普通劳工只有14—18先令。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人还需要依靠妻子和孩子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以达到当时30先令的最低家庭支出标准（以一对夫妻和三个小孩的家庭来计算）。[18]收入上的差别将工人阶级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就像其给中产阶级做出的划分一样。如果按比例来看，火车司机同清洁工收入的差别与皇室法律顾问和省级律师的书记员之间工资的差别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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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并不是迪斯雷利“两种国民”中所描述的完全均匀的贫穷，也不是紧凑密集的三个层次的贫穷，它有着自身清晰的分层，就像中产阶级的等级体系一样，包含了不同的世界观、抱负、性格、消费方式和道德准则。洛锡安哈丁顿一个名叫凯瑟琳·巴克斯特的寡妇，在1858年遭到了指控，因其朝一家酒馆猛扔石头并砸了人家的大门，还当街叫骂，并挑起了一家烟草店内部的争执。法官发现她在过去的9年中多次因类似情况而被定罪。[19]这是迪斯雷利定义的“穷人”和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某个工会的领导人乔治·里克斯也同样是其中的一员。1880年，里克斯还督促他的工会成员们要“团结一致，互利互助，听从工会指挥，关注最新资讯，知识就是力量”，“远离烟草和酒精，投身阅读、思考和求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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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情貌最精确的描绘要数漫画家乔治·克鲁克尚克用锥形的蜂窝来表现英国社会的一幅漫画作品。[21]这幅创作于1840年的作品，描绘了一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景象：每一层的男男女女都在辛勤地工作，通过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来创造共同的繁荣。这幅作品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它不仅给出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更显示了工会成员们真实的心态，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工会也选择以“蜂巢”来命名他们自己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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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0年的间歇性骚乱和轰轰烈烈阶级政治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末结束。查尔斯·金斯利长舒了一口气，作为对工人阶级抱有同情的国教牧师，他很高兴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热潮开始涌现。在1858年的《奥尔顿·洛克》一书的序言中，他注意到了中上阶层年轻人对旧时道德责任感意识的重新回归。他们开明、谦恭，显示了对其下阶层的“人文关怀”，在总体上和那些“同为上帝子民”的工人们融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情绪能够在英国占据上风，那么“阶级偏见和阶级恩怨的最后残余”在下一代人之间就会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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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辉格党贵族帕默斯顿勋爵对此也很赞同。1859年，他告诉下议院说现在全国上下一派祥和，“社会中的每个阶层都欣于接受上帝对他们的赐予，同时个人也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通过保持良好的品行，稳定而充满活力地去运用上帝赋予的道德和智慧的机能”。而这也正是克鲁克尚克所描绘的忙碌高产的“蜂巢”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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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催生了这一坚定意志的正是经济的繁荣。从1850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大飞跃。它以自我庆贺式的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开始，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应邀前来参观英国工业的辉煌成绩，来见证自由贸易的成果和在选举出来的政府领导下的自由民族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水晶宫内涌动的人潮也展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和谐。《潘趣》杂志中的一幅漫画以“任何你想要在此见到的人”为题，描绘了这样的画面：一群手工业者和劳工带着他们的家人，遇见了一位身着华服的年长绅士和其优雅的女儿和孙女。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小个子男孩正在向其中一个女孩儿献上美丽的花束，而穿着时髦又显眼的象征中产阶级的潘趣先生微笑着正从画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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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利用了那段时间铁路公司提供的当日返程特价票的优惠，同时展览会的门票也从1英镑降到了1先令。展览会的日期是维多利亚女王自己挑选的，为的是“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在这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智慧宫殿相遇之时”，女王也能趁参观水晶宫的契机同自己的臣民们打成一片。[22]1856年，另外一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重要的班布里花展，被当地报纸描述为“一场富人和穷人得以欢聚一堂，年轻和年长者都能从一汪清泉中同饮欢乐的盛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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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另一场公众娱乐事件则唤起的是不同的情感。伦敦成千上万“最恶劣的暴徒”同正经体面的人们一起坐上了通往汉普郡的火车，准备去观看塞耶斯对希南的职业拳击赛。品德高尚的人们对此抗议，而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则激烈地辩护说，“这是一场彰显男子汉勇气，即这个国家气质的展示会”。国家的子民们应该以此为傲，因为就连法国的媒体也将这场比赛描述为“显示民族特征中顽强与坚毅的盛会”。[24]这是典型的帕默斯顿思想，其选民们也对此感到满意。中产阶级中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好战爱国主义倾向，帕默斯顿思想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和派兵镇压印度兵变时期更是愈加盛行。不消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思想便将发展成为武力外交主义，每当英国军队展开行动或者大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在英国社会的每个阶级中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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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爱好和平的布赖特听说他的曼彻斯特同胞们在各个剧院中听到沙皇尼古拉斯一世逝世消息时发出阵阵欢呼，对此他感到悲哀。对于布赖特来说，这样的欢呼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非常可耻，尽管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信徒都认为英国在俄国和印度的军队都受到了上帝保佑。在如此一个认为武力外交是实现神之旨意的国家，上帝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核心。圣经中的字句成为了判断政策公正与否的标准，政党同各种各样的教派相联合，神职人员也常常对政治讨论横加干预。更为出格的是，1882年的《反腐败法》还认定对选民精神上的劝诱也算是贿赂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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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客会祈求神灵的指引，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布赖顿在1858年告知他的伯明翰听众：“多亏得到了‘至高无上的主的偏爱’，才让我最终摆脱了持续整整3年的顽疾。”一名公理会牧师听闻此话，认定他多半是“见到了那位永恒之神的显灵”。布赖特于是借机透露说上帝对他指派了任务，并突然转向对贵族“特权”的谴责，还特别讲了圣公会主教的一些坏话。[25]由身份继承或者社会惯例而定的特权是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和自由党的共同敌人。历史的原因使他们成为了天然的战友，因为他们都曾经同世代沿袭的政治和宗教体制抗争过。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提醒全英自由党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发动了所有那些伟大的运动，削弱了关于特权的主张，摧毁了独裁者的暴力，将整个国家和各个阶层的人民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取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那些什么都不做的教会机构，却横空跳出来说自己享有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这两者，差别有如天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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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间反感的情绪容易造成教派偏见。同宗教信仰一样，宗派偏见也能够穿越社会的屏障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1868年，当自由党人特罗洛普在贝弗利开展竞选活动的时候，被告知镇里的两处国教教堂会怎么欢迎他。1877年，在特伦河畔斯托克学校的校董事会上，绝大多数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拒绝聘用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为小学教师，就因为她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1881年，在谢菲尔德一所学校的校董事会上，卫理公会教徒们也同样拒绝了一个前去应聘类似职位的姑娘，只因为她是一个酒馆老板的女儿。为了显示其决策的正当性，奥尔德曼·克莱格声称，所有的酒馆酒楼都是让人不悦的“不良之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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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就需要像克莱格这样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中产阶级人士。在过去的20年中，该党也为所有非国教徒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理想和事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比如说他们倡导的节制和禁酒，他们同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圣公会的关系脱离以及对后者财产的部分没收。这就是解放协会的目标，它拉拢了卫斯理宗、浸礼会和公理会的教徒，由一些富有的企业家做后盾，帮助自由党在大选中更好地竞争。1872年，张伯伦告诉他的伯明翰选民：“多年来我们为自由党而服务，我们是伐木工和挑水工。”[28]这些卖力的工作最终得到了回报：爱尔兰圣公会被解散；圣公会在牛津和剑桥的控制力被破坏；禁酒的法案也被采纳。自由党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让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人士无须审核就可谋到公务员的职位（对其后代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取消了军队佣金的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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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的自我保护，使其能够一直稳稳地走在保守派的轨道之上。在农村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圣公会享有巨大的社会名望，因而也吸引了中产阶级中不支持教会平等且颇具雄心抱负的人士。其麾下的福音派教徒则继续传承着威尔伯福斯的精神。安东尼·威尔逊·索罗尔德牧师（后来的温切斯特主教）在1868年讲道，福音派教友们一如既往地积极、严格，他们投身于各种运动之中，“反对粗鄙和无知，反对自我放纵，反对任何形式的荒淫和邪恶，反对理性主义和罗马教派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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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整个圣公会都在抵抗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围攻。1886年6月，托利党竞选胜出后，教会防卫机构宽慰地表示这标志了那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失败——他们还想要推翻我们“脆弱的古董机构”，认为这对于“巩固英国社会框架”和“促进各个阶级之间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29]圣公会的保守分子们则将托利党描述为尊重旧时智慧、促进民族团结的党派。这些说法，都能将保守党塑造成一个“全民族”的政党，并吸引那些追求稳定、想要保持既有社会结构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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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托利党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道路。他们在政治荒野中孤独徘徊的这段时期后来被迪斯雷利称作是“残酷的寡头政治时期”。1874年的大选获胜是他们32年来的首次胜利，而最终获胜原因是他们守住了中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选民。这些选民投票给托利党，有的是因为家人的意见，有的是因为自己同教会的关系，其他的则是出于对皇室的忠诚（罗奇代尔的文法学校的学生们就一直支持托利党）或者对皇室的服从。保守主义对一些抱有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来说，就像一块磁石。这些人做着大生意，而生意的好坏在于他们同掌控此党的农业巨头之间的关系。这块磁石吸引了铁路承建商罗伯特·斯蒂芬森和托马斯·布拉西，以及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1810—1900）。爵士是纽卡斯尔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制造大炮的埃尔斯维克军械公司的创始人和工程师。另外，正如迪斯雷利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由主义中有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那是同中产阶级中大部分人的气质不相符合的。那些人以大英帝国为傲，并且希望它能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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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几乎让每个人都与酒饮贸易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同托利党相交甚密。那是托利党同自由党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相抗衡的唯一武器。礼拜堂成为了自由党的堡垒，而保守党则是酒馆酒庄。这对于保守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许多的城市选区，酒馆老板、酒商、酿酒商、酒桶商、麦芽制造商以及啤酒花商贩大致占到了选民的10％—15％，足以在一个势均力敌的竞选中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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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的范围在1867年和1885年迅速扩展，几乎覆盖了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工人阶级，于是酒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随之飙升。由于经济繁荣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跨越了“10英镑”的门槛，选民数量从1832年开始就一直在稳步增长，增长的部分大多数都是技艺娴熟的技术工人。于是，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降低资产门槛，使得工人阶级中的整个上层，乃至中层甚至一些下层人士都能够进入选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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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在辉格党贵族约翰·罗素勋爵和格拉德斯通（他认为抛开地产来看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指引下，自由党也赞成扩大选举权范围。不过，疑虑开始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中蔓延，一种旧时的恐惧死灰复燃：人们担心一个由工人阶级参与选出的国会，会制定出掠夺性的法律法规。1873年的《星期六评论》如此写道，“泛滥的选举权”会使“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农场主和地主们”的集体影响力（和智慧）受到损害，“工人会受到‘煽动家和批发商’的蛊惑，而大家的财产、资产都会受到危害”。[30]其他人则争辩说工人阶级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具有准确判断的能力。1866年，利兹的一位议员提醒说，中产阶级对“那些组成了同他们相互合作的团体和机构的人，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产阶级的主日学校的25万—30万人”应该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31]不过，不论这些人有多么理智和虔诚，给予他们选举权还是让很多自由党人非常紧张。有人将其描述为“黑暗中的起跳”。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又同说话人的原意有别，因为格拉德斯通大大低估了因此而增长的选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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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民们的表现是很负责任的。在1884年关于选举权的辩论中，一位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赞扬了工人阶级选民的“难得的抉择”。他们没有“让下议院被机械师和工人们所充斥”，而是从一个“比他们高出很多的”阶层中选出了国会代表。另一个发言者也说道，只要中产阶级能够保持住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赖，国家事宜就会顺顺利利。[32]在40年之前，估计只有最乐观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想象得出走向民主的道路会如此的顺利，而且没几个人敢预言说中产阶级也会成为它的受益者之一。另外一个受益者则是改造后的托利党。不过要是有人在19世纪40年代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当时一定会被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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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ollope，Dr Thorne，chapter 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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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inburgh Review，98，No.200（October 1853），573，578，58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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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rime，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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