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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四章 私有财产是一种公然抢劫：新政治与旧矛盾（1886—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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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活动是从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它们迅速地进化，是民主和科技的产物。现代政治的发展契合了人类活动在每一个领域内快节奏的变化，对于那些经历过更温和优雅的生活节奏的人而言，生活越来越复杂、变得让人既兴奋又忧虑。1910年，79岁的老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他也确实觉得被现代化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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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汽车、相机、电报、电话以及有轨电车、出租车、自行车、手推车、黄磷火柴、打字机和廉价邮政相继出现，人们的困扰和困惑也随之而来。我们就好似邮包一般被派往各地，像售票员一般忍受各种轰鸣喧闹，或是像办公室勤务员一样不断接听电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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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新闻记者，哈里森却对那些新兴的拥有很大发行量的新闻机构不屑一顾，这应该是人们日益熟悉的繁杂的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不同寻常的事情了。蒸汽印刷机、电报和铁路为政治注入了全新的高效性和即时性。报纸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宣传途径，他们可以直接与公众面对面地交流，省级公开会议于是转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1880年，格拉德斯通对中洛锡安听众的演说在第二天早晨就能同全国人民“见面”。政党领导人将整个国家都视为他们的选区，在各省份间游走演说，每一次的听众都多达数千人。迪斯雷迪、格拉德斯通、张伯伦、索尔兹伯里爵士以及后来的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相较于皮特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就自然更为大众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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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革命恰好符合了人们识字水平不断提高后的需求。1899年，以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民众为主的新兵中，97％的人具备读写能力，1％的人只能读不会写，而仅有2％的人完全不识字。大众阅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报纸和杂志市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拓展：1861—1900年间，出版物的数量由1583份增至近5000份。发行量更是飙升。[2]1870年，《泰晤士报》的日印刷量达到了6.3万份，而这还仅是以中产阶级为目标市场、价格也更为低廉的竞争对手的《每日邮报》的1/3。而售价1便士的日销量为50万份的《雷诺兹周报》，则揭开了其后新闻出版大发展的序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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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目标市场的日报的大量发行，出版物戏剧化的增长在世纪之交到达了顶峰。受众人群几乎是一个永不饱和的大市场。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每日邮报》拥有了90万名读者，而《每日快报》、《每日纪事报》和《每日新闻》也分别有42.5万、40万和32万名读者。与此相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早报》三者的读者之和却仅有29万，且多为上层中产阶级人士。[4]这些读者对新兴出版物的哗众取宠、粗俗语言和近乎歇斯底里的风格多有鄙视。然而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每日邮报》是办公室勤杂工写给自己那帮人阅读的报纸的同时，要想让自己的“别墅保守主义”观点继续在下层中产阶级的市郊居民中仍有一定影响力，他也不得不多多留心这些报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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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类繁多的新兴杂志周刊中，那些刊登了集政治、时评于一身的故事连载和配有插图的短篇小说以满足中等品位读者的杂志也有不少住别墅的保守主义者读者。1891年首刊的《黑与白》，每份售价为6便士，内容包括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詹姆斯·马修·巴里的小说以及国内国际新闻、访谈、体育报道（划船比赛以及每年一次的伊顿对哈罗公学的板球赛）、诗歌和艺术评论。针对女性读者，此刊还设有由伦敦大型百货公司为春季时尚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一篇行文严肃的关于由救世军所建立的妓女收容所的评论文章。几乎每一个板块都配有照片或手绘插图。《黑与白》的政治立场较为保守。1900年，该杂志声称“倒向社会主义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野蛮的和肮脏的，并且对周围的人不怀好意，社会主义同犯罪行为简直形影不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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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英国延承了一种党派色彩浓重的出版业模式。出版公司的所有者或编辑们可以随意表达个人的政治喜好，很多人也确实这么做了，只会在读者忠诚度和广告利润的压力下稍加收敛。大众观点是可塑性极强且非常不稳定的，容易受到那些有失公允的媒体竞争的影响。世纪交叠之际，《每日邮报》已经成功地在每个警察局安装了电话。出版物常常肆无忌惮地宣扬着它们的政治偏好。1910年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早报》、《每日快讯》、《每日画报》和《每日邮报》总共拥有176万读者，并公开支持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自由党则稍逊一筹，仅有读者总量为132万的《每日纪事报》、《每日新闻》、《早间导读报》和《星报》的支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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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纸展示的政治局面在今天依然依稀可见。政党分为两派，即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联盟以及自由党，每个党派都拥有自己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各个协会和机构。地方性协会负责整理合适的选举人名单，确保他们参与选举并到达各个投票站点。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妇女的协助：她们是政党机器的步行军，负责整理名单还有填写信封地址。1894年出版的政党机构指南确定政府党派需要以机构模式运行。[7]作者还建议与其以乡绅和农民作为信息源，还不如利用酒馆老板、学校老师和铁匠等来收集全国各地区选民信息。对大众选民的统计和管理让妇女和下层中产阶级也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去，即使这样的参与是非常有限、非常浅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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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治要求国会议员多同选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常常在例会上发表演说，并由当地媒体详尽地报道出来以让公众时刻记住自己的政治立场。1886年，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指控自由党“减少酒吧营业时间”的提案是对“当地自由的破坏”。1911年，在诺伍德召开一系列会议期间，保守党人士谴责了《爱尔兰自治条例》以及《国家保险法案》，并预言对上议院的调整将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引发不安和动荡。[8]议员们同时强调了政党的纪律性，对出勤率低的议员不再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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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党组织通常能够反映当地的等级体系。19世纪80年代，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领导人多为职业男性，其中包括一名皇室法律顾问（给党内基金捐了5个几尼）、两名建筑师和一名土木工程师。通常，协会还会给酒馆老板留一席之地，以显示持照经营者和保守党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政党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这一道理。为了吸纳更多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将每年的党费从五先令降为了一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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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通过娱乐活动来巩固党内团结。19世纪末，350名格洛斯特自由党协会成员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允许吸烟的音乐会、一次冬季舞会和一场夏季晚宴。女性党员则组织市集会，提供茶饮并举行一年一度的花园派对。[9]最善于将社交融入政治的非保守党人莫属。政党的社会声望和贵族氛围继续吸引着企图进入上层社会的人，为党内人员提供不少机会去熟悉那些构建了省城和村镇社会上层圈子的郡县巨头、商人和专业人士。普特尔先生可能会这么告诉别人，这些同政党贵族打交道的事情对于一般或高级一些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而言非常重要。当他自己（作为伦敦贸易和商业的代表）偕同妻子一起受市长大人之邀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时，夫妇俩都感到心花怒放；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当地报纸的相关报道中出现在客人名单里头时，又有些怫然不悦。而那些来自苏格兰的“普特尔”们则要幸运多了。他们和妻子的名字在1880年2月关于爱丁堡西区保守党会议的报道中出现。那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有关勃朗峰登顶的讲座；而两周后，他们又高兴地出席了一个“垃圾的化学效应”的演说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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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一些的省级城市，人们对保守党依然非常支持，这对保守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威尔特郡的富裕人士（主要是农民）仍对乡绅和牧师的派对非常憧憬，那些“文雅人士”亦是如此。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每一个酒吧间”都在卖力地为托利党做宣传。[11]1887年，饮酒人的政党为其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150名会员创造了一个欢乐之夜，给会员们提供了在斯坦利爵士酒吧举行的不禁烟售票音乐会。[12]托利党人巧妙地通过有营业执照的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的俱乐部将政治与深入人心的男性联谊传统娱乐联系起来，以实现争取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目的。这些选民也颇为党派的阳刚、男性气质所吸引，这些都是根植于酒馆文化的东西并总与赛车和足球紧密相关。[13]尽管有罗斯伯里勋爵在跑马场的成功，自由党人还是被普遍认为与体育绝缘、对体育有着清教徒式的厌恶情绪。[14]托利党时常提醒自己的选民，他们的党派在捍卫着他们的生活乐趣，保证其不被自由党的条条框框以及他们喊着“喝一口就将入地狱”的禁酒主义同盟所侵害。1905年关于工人对酒馆的幻想的虚构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切：“我会坐下来喝我的啤酒抽我的烟斗，谈天说地习笑风生，就像国王那般高兴。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权利来干涉我……”[15]店主和那些店员也会对此非常赞同；普特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也应该会非常享受地在周末漫步后来杯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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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工人阶级则更关心工作而不是酒杯，因为国家正从经济衰退中复苏。此前的30年中，经济断断续续地增长，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对进口食品的限制曾一度影响本国农业；土地产出的税收收入从1881年的6900万英镑跌至1899年的5300万英镑。卡迪根郡人口因不断有全家人移民到工业化的南威尔士或者美国而不断减少，这一情形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好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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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需求和激烈的外国竞争导致厂商开始靠裁员减薪来削减生产成本。旧时的紧张局面再度出现，1878年兰开夏郡纺织工人的工资被下调5％后，戏剧化的情节再度上演。一场持续了8周的罢工演变为暴力：暴徒全副武装，拿着锄头、锉刀、棍子、斧子和辣椒袋来殴打雇主、对抗警察。有一个暴徒冲进一个磨坊主家中，因其全家负隅抵抗并企图逃跑，暴徒性侵犯了女仆并将房子付之一炬。直到一队轻骑兵赶到驱散了人群骚乱才得以平息。社会底层（普通的工人以及社会无赖）被指应该为此次暴力负责，而其来年的工资再度遭到削减。1880年大选，他们还按照要求将票投给了雇主出身的候选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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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还是说一场重新开始的阶级战争的前奏？假如是后者，那么工人阶级已做好了前所未有的准备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过去的30年他们一直以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实践着集体主义。合作化运动是由工薪阶层发起的，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力更生和节俭节约的一贯作风。工会制度则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工人协会的成员们技术精湛，并且以良好的自制力和对知识的不断追求等崇高的道德准则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工会以团结一致为信条，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工厂只能雇用工会会员，这使得雇主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传统权利遭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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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义是在一个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盛行和蔓延开来的。1880年，工会成员人数为75万，而到了1914年则激增至410万，不过其中多是技术欠缺的男女工人。罢工成倍增加且通常伴随着暴力威胁，一些神经紧张的地方治安官因此不断加派武装警察。1896年由砖瓦匠小规模罢工引发了暴乱之后，100名军人被从布里奇沃特调遣至普利茅斯。[18]1910—1913年间，政府甚至需要更多的部队来对付煤矿和铁道工人的全国性罢工。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工业区住户也因此小心翼翼地购买了左轮手枪（用于自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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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以量取胜的绝对实力、管理成员的能力、不断增加的罢工次数以及时不时造成的骚乱让他们同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的各等级人士对立起来。不再仅仅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了，尽管这样的对抗已经够让人担忧。更让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推行的个人主义与工会作为核心思想的集体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工会要运作，成员的个人意志就要服从于公共利益。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更糟的是工人联合会正在自然地同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羽翼渐丰的社会党进行联合。两者重建社会秩序的严正声明，引发了一些地方性的失控局面。1895年，保守党的一份期刊惊呼道，社会党激进分子正在“用迷惑性的政策引诱着无产者，并用那些从富人腰包里掏出的腐败款作为经济支持”。[20]一种全新且尚未成形的针对个人财产的危险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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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信念并没有顽固到阻止雇主们组建自己的保护组织。他们将工会描绘成一个无组织性且又十分专横的团体，认为工会因为提出了不实际的工资要求，从而引发了社会不和并损害了其成员和国家的利益。1894年的第二届雇主联盟年会中，一个雇主团体——全国自由劳工协会，公开谴责工会无事生非、专横跋扈并且煽动“阶级仇恨”。“真正优秀的雇员永远有权要求高回报”，他们可以按照传统方式与雇主直接面对面地讨价还价，而无须依赖工会去谈判。代表们聆听了保守党领袖索利兹伯利勋爵一封对派遣罢工纠察力度不够表示遗憾的饱含同情的来信。而来自自由党内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口信，不过就是托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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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的部长们迫于压力，无法公开支持有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19世纪之末，自由主义进退两难：如何在满足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那些非国教徒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同时又尽可能争取新生的工人阶级选票？格拉德斯通在推介《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中的大获全胜使得平衡二者更加困难。英国选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充满敌意；格拉德斯通在1886年首次为通过《地方自治条例》作的努力，已经将国会闹得四分五裂，并促使由张伯伦领导的联合主义者们变节投靠到了保守党旗下。其结果就是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他们在伦敦以及自治省中由中产阶级选出的席位比自由党足足多出了7—13个百分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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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让自由党和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组成的联盟颇为紧张。苏格兰教会因北爱尔兰长老会有可能归属天主教政府而倍感焦虑，卫理公会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原先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联盟喊出的战斗口号在大众选民中并未获得多少共鸣。尽管英国的城市选民们会关注在威尔士北部一个埃比尼泽的小教堂举行的集会活动，但他们对威尔士教会脱离国教一事却毫不关心。让这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开始心灰意冷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党的禁酒令，这让自由党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讨厌鬼”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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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讽刺自由党的机会，并称其为多管闲事的“追赶时髦者”，只知道拼命去满足那些只关注单一问题的狂热分子。在1892年的大选上，一个托利党辩论家提醒说“那群禁酒的人有可能会重整旗鼓”。“要是他们支持《地方自治条例》，则他们可能会转败为胜，威尔士和苏格兰脱离国教的教派也是如此。”[23]自由党对凯尔特外围社会的农村席位愈发依赖，这一点也为托利党所不齿。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一名托利党新闻人员如此嘲讽道，“布莱格拉齐、朗格丁盎格林－恩格温法、本贝库拉、帕贝”等地方已成为了自由党争取选民的主要地区。这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有什么权利来“践踏我们伟大的、繁荣的、文明和熟悉的那些选区”？我们的选民经验丰富，清楚“帝国到底该怎样运行”。他所指的这些选民是伦敦以及东南部的中产阶级保守党的选民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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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借助凯尔特人的投票赢得了1892年的大选，但第二次提交的《地方自治条例》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贵族的这一行为将自由党推向了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平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拥有的是面向工人阶级的投票平台。这无疑是一次赌博，因为这个新的激进主义势必会疏远中产阶级这个察觉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势头的传统支持群体。前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将改革视为“对信仰、家庭、私有财产、君主制和大英帝国的否定”。[25]自由党与资本主义长期你情我愿的恋爱似乎要走到尽头了；1914年，超过30名自由党商人抗议说他们的党派已经背离了科布登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考虑不周并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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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当格拉德斯通准备动员大众时，开始走上了“左”倾的道路。他预见了一个由人民大众参与的新政治舞台。对于他和他的精神继承者大卫·劳埃德·乔治而言，自由党是大众的领袖，一直在努力去推翻贵族以及极端富有的富豪、金融家和企业家，结束他们强大、冷酷又狡猾的财阀政治。这些人的原型是特罗洛普《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4—1875）中的角色梅尔莫特，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后继者包括了像塞西尔·罗兹这类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百万富豪。这些守财奴贪婪奢侈，通过上议院来嘲讽大众意愿，更有激进的自由党人猜测说，他们还在幕后操纵着政府以使自己的钱袋子变得更鼓、更大。《潘趣》的漫画家将他们塑造为头戴礼帽、抽着雪茄的大胖子，并带有几分犹太人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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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超级富豪和日益独断的工人阶级中间，中产阶级需要一个避难的容身之所。保守党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利兹伯里勋爵是一名老牌贵族，曾一度致力于建立一个长久的有良好组织和等级体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要由血统和秉性同他相当的人来统治。他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是有限的，据说他是依靠维多利亚女王的个人“判断和情感”才对中产阶级的思想有所了解。这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女王接触的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自己的仆人，根本和中产阶级少有交道。不过也许索利兹伯里的猜想可能是，女王的忠于职守以及她的宗教信仰、勤勉努力、深厚的家庭情感以及集威严外表与朴素本质于一身的能力几乎就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品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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