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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票模式是一场激烈的态势紧张的较量。在下层中产阶级中，情况最糟糕。“人们成群结队从郊区涌入投票点，去投票反对野蛮的无产者”，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格尼·马斯特曼在其190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爱德华时代社会的分析文章中如是描述。失业者和穷人强烈要求救济，坚持这些救济必须由中产阶级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埋单，这让社会各界普遍觉得精疲力竭。这些人仿佛已经幻化成了一个可怕的妖怪，“大声喊叫、独立自负、贪好杯中物、礼数不成体统并执意要让别人来养着自己”，一旦得不到想要之物，就开始强取豪夺，让郊区住户们噩梦连连。“住户们对如下情景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群危险的家伙们会躲在红旗的背后，涌入住户家的幽径，损毁栏杆，践踏花园；用‘野蛮的杂乱’侵袭他们由荒野改造而来的肥沃土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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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太过夸大其词。不过在1911年，克莱塞德有大约20所社会主义主日学校都宣讲着“私有财产即是公开的盗窃”，并定义“阶级”为“一群有钱有闲的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应归他们所有的人”。[30]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工党，在1906年的大选中同自由党结成了联盟，并赢得了30个席位，比他们在1900年的28个席位有所增加。1906—1910年间发生了近5000次罢工，经济损失相当于2650万个工作日的产值。当斯特里特姆的一名办事员寻求保护时，保守党为其提供了庇护并让他享受到了一种优越感。“当他确定自己的利益与肯辛顿区那些王公贵族们的一致时，他觉得很自豪，但如果是与波普拉区的平民们一致他便觉得这是一种羞辱，”马斯特曼如此评论。在1908年的伦敦市政议会选举中，下层中产阶级赢得了一次表达愤怒的机会。在执政了20年后，激进党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而政权也被保守党再次纳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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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中产阶级三次在立法公投中投票，前两次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1月，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10年12月关于宪法问题的公投。在1902—1903年的大萧条即将结束之时，张伯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案，旨在重振制造业、加强帝国凝聚力并为一个基础福利项目筹措资金。方案提出国外进口商品（包括食品）都应征税，大不列颠成为帝国自由贸易区的枢纽。这是一个大胆的倡议，却使保守党出现进一步分歧，当时的保守党已经在因内部争斗而饱受煎熬（正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所经历的那样）。商人大都不同意，中产阶级和工人们更是担心太高的食品价格会让家庭收支更加入不敷出。社会的焦虑在不断累积，自由党人因此在1906年的大选中又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再次肯定了当时英国人民对自由贸易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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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袋里的便宜食品是一回事，而支持自由党的新的激进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他们提出要提高中产阶级纳税额度的税收法案的时候。劳埃德·乔治公布1909年的财政预算时，他强调说要先从最富有的人开刀，事实上他确实也这么做了：让收入超过5000英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款，开征地价税，提高汽油增值税，就连汽车牌照费也从2几尼提高到了40英镑。中下层中产阶级人群也要支付比过去更多的赋税。他们成为了100万所得税纳税大军中的核心力量，不得不面对每英镑从1先令到1先令2便士的税收增长以及烟草和酒类的额外税款。这就意味着，一个年收入为160英镑的白领所要缴纳的税款从8英镑涨到了9英镑4先令（不考虑其烟和酒的消费）。这对于那些年度预算余额只有5—10英镑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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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税收一部分用于海军开支，不过劳埃德·乔治强调说大部分税收都会用在同“贫困与肮脏”的战斗之中。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1910年1月，自由党要求国家同意将财富再分配的原则融入国家预算之内。伦敦和自治省的席位情况素来是中产阶级支持度的晴雨表，自由党和工党在提出这项要求之后失去了103个席位，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此要求的敌对性。[31]不过，自由党依然继续执政，而这多亏了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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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自由党要求废除上议院的否决权。“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选举是一种恶性竞争，这样的竞争充斥着阶级仇恨的语言。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如此定下基调后，被指控为将贵族诋毁为魔鬼而使得阶级仇恨加剧。[32]为了团结在安斯特拉瑟的法夫郡托利党，塔利巴丁侯爵宣称自己是“一名托利党人，同时也是一名领主，由于父亲是位公爵，自己也是满口脏话”而赢得了不少欢呼和笑声。[33]其他人则对这种刻薄的阶级政治的复燃非常不悦。霸权帝国主义的游吟诗人亨利·纽波特则公开谴责了他所谓的“特定阶级的迫害”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同情心的覆灭”。[34]右翼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提醒中产阶级，贵族才是他们的同盟。上议院的否决权是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仅有的屏障，而“社会主义是一场洪流，我们的政治制度连同个人自由都将葬身其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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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的统计结果再一次对自由党不利，尽管要比当年的早些时候稍好一点。票源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同样也是中产阶级为主的东南部选区。一些对贵族阶级持反感态度的中产阶级人士帮助自由党保住了北方地区、城市地区的部分席位，此外还有一些区域也因为保守党对自由贸易摇摆不定的态度转而支持自由党。[36]不过，自由党倒是在1906年获得了反转性胜利，恢复了活力，重新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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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上最荒谬的政治矛盾之一，要数北部牛津郡农村地区的老年男子和妇女因为得到了每周5先令的养老金补贴而为“贵族乔治”大加祈福。他们声称只有真正的贵族才会如此慷慨。女作家弗洛拉·汤普森的文字便记录了这些养老金领养者对乔治的无上感激。弗洛拉出生于工匠家庭，后来当上了乡村邮政分局的局长，她有很强的求知欲和独立意识。有位乡绅的妻子曾经邀请她参加保守党的樱草花联盟，她拒绝了对方并解释说自己的父亲是自由党人。弗洛拉礼貌的托词却没能得到对方客气的回应，那位妇人回答说如果她真想参加联盟，是不是还得“先征求父母的同意”。后来，弗洛拉投身到工党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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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弗洛拉·汤普森一样，还有许多下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人士被拉入了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从全国来看，目前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和商业人士主宰，但在1910年只有超过2/3的自由党国会议员有制造业、商业、专业技术或者服务行业的背景。1911年，保守党用苏格兰籍加拿大商人阿瑟·波纳·劳取代了同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的领导人亚瑟·巴尔福。1912年，作为对工党的照顾，国会议员的年薪定到了400英镑，大致相当于农村地区一个执业律师的收入，两倍于城市高级职员的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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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薪酬很受国会新成员们的欢迎，这些新成员也就是在过去20年间进入国会的工党和“左”倾的自由党人。他们大多来自工人阶级或者下层中产阶级（有很多是地方或国家政府服务机构的办事员）。他们的学识主要是通过寄宿制学校的学习，自己挑灯夜战、熬更苦读，以及参加一些学会机构为拓展穷人视野而举办的讲座而获得的。威廉·鲍耶是巴特西五金店职员的儿子，在邮局工作。他通读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乔治·萧伯纳的作品，并称这些书是自己“解放思想”的指南。[37]严肃认真的年轻自学者们积极讨论着各种新发现新思想。埃里克·梅卡姆曾是巴特西一所文法学校的学生，后来是伦敦市政议会的工作人员。埃里克面对辩论协会的同事们做了题为“我们该如何拯救家庭”的演讲，并指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他于1908年加入了费边主义者行列。伦敦市政议会另一位职员威廉·肯特，不但积极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讨论活动，还参加了各种讲座（比如“基督徒是否可以吸烟”），阅读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刊物。1914年后，他开始转向和平主义和唯灵论。[38]还有很多人同上述两位职员一样最后选择了与父辈的传统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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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国国教新教信仰的成长环境，良好的学校教育（其中很多年轻人都在学校待到了15岁或16岁），加上对自己和对同胞们自我提升能力的坚定信念，对当前社会和政治成见的关注以及想要成为改革力量的热切愿望，这些青年男女们逐渐有了“左”倾倾向。中小学教师也是其中的一支队伍。1911年，教师联盟对政府提出的将教师纳入公务员系统的方案表示抗议，认为政府是想阻止他们进行政治活动。[39]这应该是一种过度反应，因为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对在政治上活跃的雇员其实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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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初级公务员的菲利普·斯诺登（1864—1937）自然也是活跃分子中的一员。斯诺登的父亲是个工匠，也是一名非神职的布道者，因此没有能力供自己聪明的儿子跟随当地某个律师做法律实习生。不过相信斯诺登也不可能在某个律师事务所里有什么好的发展，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实在非常激进，对兰开夏郡的传统势力持有敌对态度。他年轻的时候便投身于禁酒运动，四处奔走呼吁，有时还会对人宣讲从一位彼得卢惨案的目击者那里所听来的当时的惨状——“当我看到那些骑兵将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打倒在地的时候，我发誓从此永远与托利党为敌。”[40]斯诺登的政治命运让他最后走向了新诞生的工党，并于1906年当选为布莱克本的国会议员。他三度任职为工党政府财政大臣，还被授予了子爵爵位。那位彼得卢惨案的经历者如果泉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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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的保守主义促成了一股新的托利党势力，即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且在地方政府谋得一席之地的一群人（他们白手起家，获得成功）。亨利·威尔逊（1859—1930）原是伊辛瓦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利兹从一个铁路职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通过夜间的学习拿到了会计师资格证，后来他还成为了当地会计师协会分会的主席。威尔逊滴酒不沾，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他把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无偿的公共服务。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所在社区的普遍信任和尊重。他在主日学校和青年人圣经课堂讲学，还加入了志愿者协会，积极参与福雷斯特兄弟会和秘密共济会这两个互助团体的活动，后三个组织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商业人脉。无偿的公共服务也为威尔逊打开了走上政治道路的大门，使他在1890年成功当选为当地的托利党议员。5年之后，他又在议会被选举为托利党领导人。自由党同激进派的旧组合正逐渐失去公众的信任，托利党于是在1907年取得了利兹地方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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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是新一代平民主义保守党中的一位实干派护民官。中产阶级纳税人希望缴纳的税款能够物有所值，威尔逊于是通过从紧控制工人薪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的严厉手段导致了1913年燃气工人和电车工人的罢工示威。有名罢工工人试图趁乱谋杀另一名议员，还朝电站扔了一枚炸弹，威尔逊因此不得不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展开活动。最终，他击败了工会组织，并在1922年当选为利兹的国会议员。威尔逊代表了新保守主义真实的声音，提倡个人的自立自强，保护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他于1928年主张利兹施行居民住宅私有化，并在利兹的地方议会上宣称：“买房对于公众来说是件好事，而且他们立刻就会转向保守党。我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托利党支持者，而你们（工党）则将被彻底清除出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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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会有中产阶级有房者支持工党，而政府公屋住户却支持保守党的情况。但这些例外还不至于让威尔逊的理论站不稳脚跟。阶级政治卷土重来且愈加深入骨髓。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公民的政治倾向几乎无一例外都能通过他的社会背景来推断出来。中产阶级对保守党的一贯支持，部分原因是自由党内部的巨大变化，另外则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一旦工党和它的工会联盟取得了政权，等待自己的定会是物质上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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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rison，Memoir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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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ictorian City，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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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ctorian City，2，57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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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lewett，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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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lack and White，11 August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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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lewett，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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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ichards，Candidates，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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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Norwood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 IV/16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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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owe ，Liberal Party Organisation，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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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dinburgh Courant，11 February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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