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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旅程的纪念品将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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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往神游于其间的风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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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片，当然还有各种旅游纪念品。在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尤其是海边胜地，会出售刻有该景点名称的小装饰品和纪念物，以供游客购买回家置于桌子或壁炉台之上赏玩。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诺福克湖区旅游度假的中产阶级游客获准在区域内进行绘画、拓印、观鸟、压花、采集蝴蝶等活动。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条件下，鳞翅目昆虫学家们可能会心满意足地在冬季整夜地观察自己在芦苇地里捕来的昆虫标本。[15]这对化石、贝壳、奇石、鸟蛋、植物等各种收藏爱好者们来说，就像是场集体的狂欢。之后，他们会将标本带回家中进行分类，贴上标签，然后规整地存入陈列柜和盒子里。对于中产阶级的旅行者来说，大自然就如同一个永不枯竭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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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使人类能够不分地域深入偏远的美景和悠远的古刹，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掠夺自然资源的能力。铁路、轮船乃至随后的自行车、汽车、公共汽车繁衍出了大众旅游业。但对中产阶级来说，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是火车，不论前往何方，乘坐它出行既经济又迅捷而且有不同的档次可供选择。铁路公司深谙中产阶级群体对其运输业务如饥似渴的需求，于是乎，不惜一切代价地从中牟取利润。据估计，1893年发生于沃辛的一场流行伤寒导致了伦敦、布赖顿和南部海岸铁路公司约1.5万英镑的车票损失。[16]许多原本只是作为当日往返票被发售的车票，有时候会包含一些当地的文娱康乐场所的入场费用。铁路公司还发售特许车票，允许度假者乘坐当地的支线列车探访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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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车旅行非常耗时且令人烦躁不安。1874年，从英国伦敦到意大利米兰（头等车厢收费7个几尼，二等车厢5个几尼）需耗时54个小时。1895年，前往康沃尔郡度假的一户来自伦敦的家庭从滑铁卢出发，早晨6点以前就登上了火车，在经历了14个小时的颠簸后才抵达该郡的彭赞斯城。从伦敦的维多利亚出发搭乘联运列车，经英吉利海峡到达巴黎共需9个小时，但购买往返的三等车厢票价总共只需33先令3便士，连普通公司职员周薪的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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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铁路公司的运输服务效率差异巨大。1866年，一家铁路公司的倒闭引起了业内广泛的焦虑，其他公司开始担心自己的企业负荷过重，被迫采取了削减开支的举措。[17]和现在的情形一样，这一举措导致了铁路职员疲劳过度，车厢拥挤不堪，火车经常晚点而车祸频发。1870年7月的一个下午，人满为患的通勤者和短途游客充斥的交通运行在锡德纳姆引发了一起铁路事故。就在此前不久，曾有目击者描述，那群结束埃普索姆和水晶宫一日游归来的“举止优雅的旅客们”都面露“难以遏制的烦躁”。[18]对中产阶级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站在月台前无可奈何磕着脚跟等待迟迟不到的火车更令人光火的事了，而对于身着华美撑裙的女性来说，被夹塞着挤进车厢也着实是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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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泰晤士报》收到了一捆又一捆针对类似情形的抱怨信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搭乘伦敦至朴次茅斯这一繁忙线路的出行者们。他们抱怨列车信号误报，机械故障频繁，而吊儿郎当的列车司机则会因为和车站员工逗笑而延误了列车运行。[19]不过，至少有一位经常搭乘火车上下班的人选择了屈从这一无奈的现实，他诙谐地随口说道，“下了这条线路，你就等于彻底摆脱了这个年代的焦躁”。然而痛苦和折磨依旧在蔓延。1892年，伦敦的通勤者们成立了铁路乘客协会，以对抗过度拥挤的车厢、季度票的种种限制和铁路公司及其雇员的“专横和不公”。[20]但胜利对于他们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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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抱怨的背后，令人们烦扰的还有因管理不善和机械故障引发的铁路事故。仅1872年一年之间，铁路事故就导致了1100人死亡，3000人受伤。[21]因为事故太过频发，《年度纪事》只勉强给出几笔关于重大撞车和出轨事故的记载：“1876年共发生10起重大铁路事故，共计26人死亡，50人受伤。”所有的游客都容易受伤：在巴斯附近发生的一起撞车事故中，伤亡者多为一日短途旅行归来的游客。如火车这样的灾祸，还有游艇的沉没事故，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写照：1878年，“艾丽斯公主号”明轮艇在伍尔维奇与一艘运煤船发生碰撞后沉没，船上乘客加上全体船员共640人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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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故遇难者大多是从格雷夫森德归来的短程游客。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和紧随其后的下一个世纪，海滨一直是所有社会阶层都十分衷情出行的目的地。无怪乎铁路公司会联合私人投资者以及地方当局极力推广度假胜地，加大当地基础设施的开发。在铁轨铺通位于沃辛具有乔治风格的海浴圣地不到40年的1845年，这个端庄典雅的景区就新添了许多酒店、游憩场、舞池和一个码头。1867年火车的开通也给阿伯里斯特威斯市带来了同样的发展：温泉、新潮酒店和寄宿公寓遍地开花，马拉车和后来的公共汽车行业也纷纷兴起，方便旅客前往附近的优美景致。到1900年，新市场演艺中心开始定期播放电影。旅行中最为优越的膳宿居所一定最接近海滩，因此价格也最为昂贵。阿伯里斯特威斯市的莫里斯圣殿大酒店会为女性宾客提供“加里波第”和“土耳其”式的便装，使其在进入更衣车前的短短几步距离中也能维持端庄的形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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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身处海边景象的最为著名的代表画作或许就是佛力兹的《拉姆斯盖特沙滩》（1854），画中的沙滩上到处都是穿着考究的家庭，还有那些哄骗神情紧张的幼儿学习划水的母亲们。这样的画面最能触动中产阶级的心弦——1859年，伦敦艺术联盟买下了此画的印刷版权，影印了1.5万个副本。[23]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收藏了原作。依据当时的一份旅游指南，拉姆斯盖特与毗邻的闹城马尔盖特相比，要“多一分贵族气质”，这便吸引了众多来自伦敦的中层阶级下层和工人阶层的一日游旅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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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他们自身一贯的阶级格调。1891年，意欲前往斯卡伯勒的游客们被告知，他们在那边的平静观光不会遭到来自约克郡一些工业城镇“粗鄙的”短程旅客的打扰；而在大雅茅斯，只有“来自上流阶层的游客”才被允许在公共散步场所漫步。[25]装束自然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大标识：妇女们往往撑着花伞，男士们则头戴平边草帽身着轻便夏装（也包括带条纹的运动夹克），而他们的儿子们就是一身水手服。即便是宠物犬也能表明社会出身。1896年，一位纯种犬的饲养者如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有名头的人会愿意身后跟着一只血统不纯的狗。”观赏性犬如斗牛犬和柯利牧羊犬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宠物品种，有的价格高达两千英镑甚至更多。[26]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犬的等级体系就是“社会地位永远决定消费观念”的一个最显著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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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度假时膳宿的选择。酒店经营者们可谓是充分发挥了其中的生财之机，其广告所宣扬的奢华享受，即便是中产阶级主顾也极少有谁能通常在家中拥有——比如说用电照明。度假为人们打开了步入更高层社会生活的大门，哪怕时间非常短暂。布赖顿的大都会酒店就是一个纯粹的圆梦乌托邦：入住此地的宾客如临法式古堡，幻想自己就是那位一夜暴富的古堡堡主，尽管坐拥格调高雅却不过只在卖弄财富。这座五层的酒店于1890年开张，室内装潢从路易十四风格至摩尔风格不一而足，处处透着富贵派场。此处大理石雕和石膏像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一方意式花园可任游客们畅游。枝形大吊灯照耀着气势宏伟的安有集中供热系统的大堂各室，宾客们还可乘坐电梯抵达他们通电后辉煌明亮的卧室。酒店所有的房间都可远眺大海，并有冷热自来水和海水供应。[27]如此一来，布赖顿大都会酒店就为中产阶级打造了一个梦想的乌托邦，这一成功的经营模式也令其他景区纷纷效仿。无数装修豪华的酒店拔地而起，隔着海滨广场，眺望远处的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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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假日出游已成为所有地区中产阶级人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887年，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迫切希望花上十天半月享受海滨生活或者徒步乡野，感受空气的清新，享受健康的天然美食。这样一周下来，开销仅在18先令左右。[28]1901年，一个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四口之家前往海滨度假旅行，如果住在寄宿公寓，逗留两周的话，那么花销在5英镑左右。[29]1900年，英国人花费在酒店、招待所和饭店的开销共计3890万英镑，而这一数据到1914年则上窜至6470万英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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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消遣有时也会引起社会摩擦。中产阶级在捍卫享受生活的权利时，常显示出令人诧异的争强好胜。1884年，萨克维尔勋爵一世给自家位于诺尔的花园装上了围栏以阻止骑乘之人和散步者入内，随后，来自附近塞文奥克斯的中产阶级抗议者们拆毁了那些栅栏，接连数夜在其门外制造骚乱，其中一次还挑衅地高唱大不列颠颂歌。一位法官书记员甚至骑在马背上指挥了一场示威游行。他声称这是在捍卫自古以来人们的道路权利，而萨克维尔说他只是在保护自家的隐私使其不受来自伦敦的短途游客的侵扰。[31]1890年，爱丁堡地方政府在试图将部分城市的露天场所建设成高尔夫球场时也遭到了来自工会成员的反对。一位抗议者说“高尔夫只适合那些［中产］阶级人士”；而高尔夫爱好者则辩称，“这项运动是对各个阶层都开放的”。然而此话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因为高尔夫俱乐部的年会费需要半个基尼，若参加比赛还要缴纳额外费用，甚至连最便宜的高尔夫球杆都要花费五至七个先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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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更是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1905年，一位女性驾驶员因轻微超出20英里每小时的限速而被里士满地方法官判罚5英镑，在法庭上，她的丈夫对此大加挖苦嘲讽，称之为“最为不公的判罚”。[33]中产阶级的乡区法官则鼓动工人阶级出身的警察们躲藏在草丛中设陷监视开快车的驾驶员，以期掌握他们超速的确凿证据。游击战般的对抗超速驾驶也是对频繁车祸做出的回应：1911年，与汽车和公共汽车相关的事故共导致了184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34]同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000名汽车司机被处以超速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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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激化了人们对汽车的敌视情绪，他们认为，汽车是富人放纵自己无知和傲慢的玩物。而肯尼斯·格雷厄姆的小说《柳林风声》中托德先生的形象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他对速度的痴迷也是所有机车驾驶者共有的恶癖，这在一位乡民眼中是极为庸俗和市侩的，因为前者会在急行时全然忽视身旁的美景。[35]但最让人介怀的是这些豪绅的骄奢形象。一位发言人在1902年汽车协会的年度晚宴上如是辩称，只有当汽车驾驶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项娱乐消遣时，这些针对“托德先生”所谓的“汽车驾驶”的敌意才会消失殆尽。[36]其实他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只是他得等到20年后中产阶级开始沉迷于汽车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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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汽车发烧友们已经开始举行一些如续航试验的集会活动。爱德华汽车集会就是深入人心的共享激情与欢乐的英国传统文化的新兴体现。这种文化广泛存在于各个阶层，并适用于各类兴趣爱好。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古文物研究者、戏剧爱好者和音乐团体）到以中产阶级下层为主的古德鲁伊教、共济会、福雷斯特兄弟会、水牛共济会的成员们都会定期聚会，相互沟通与帮助。乘火车出行也为这些社团协会增添了些许乐趣，成员们有机会得以乘坐火车参加通常是在夏天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集体旅行。主日学校的参与者们会组队来到海边，享受海滨野餐；古文物研究家会深入农家，进行古文物的探寻之旅，一边享受农家主人送上的茶水；水牛共济会的会员们则常常相互探访，进行板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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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志趣相投的人为伴进行快乐的集体火车旅行，成为了假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人们对此也非常热切期盼。固定的社交盛会亦是如此，比如说，由社区和自发团体举办的嘉年华、游园会、节日庆典、花展和茶话会等。所有这些集会狂欢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民对传统的各个圣徒节的复兴，但与后者相比，这些狂欢有着更为周密的准备，因此也更适宜当下的社会。中产阶级人士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组织筹划了所有节庆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在其中，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自身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如嘉年华一般的盛会能够吸引来自各种背景出身的人们，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也是地方要员在活动之前的开幕演讲中时常提及的现象。他们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进行道德教化的机会。1881年，在安多弗当地水牛共济会举办的游园会上，当地市长在发表讲话致谢过主办方后补充说，这样的团体是为大众谋福祉的，通过他们的帮助，给社会带来了“更为优秀的丈夫、父母和社会成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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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游园会通常在农场主的庄园和当地名流的宅邸举办。这些庆祝丰收的活动多少显示了当时的乡绅、牧师和富裕农场主们企图更改以醉酒和乱伦收场的过分放纵的庆祝传统。[38]如今，人们通过燃放礼花和高唱国歌的形式来庆祝丰收的季节以及其他各类年度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同其他与此类似的城市盛会一样都被当成了“可爱的古英格兰”的正宗遗留受到了后人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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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域性的节宴盛会外，英国的节假日程同样少不了全国性的庆典，一般按照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方式进行。处在社会上层的人们有着比其阶层独有的伦敦“赛季”，其间会举行一系列的运动竞赛，比如亨利赛舟会、皇家艺术学院的开放展览、各种舞会以及接待活动。这些活动总体上都带有鲜明的贵族基调，尤其是那些贵妇及其女儿们，常常通过这些活动找寻合适的另一半。不过那些对社会地位有强烈渴望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足够有钱，也可以挤进前者的交际圈。社会关系也是可以被搬上市场进行交易的（昂贵）商品。在1892年打出的一则广告中，两位匿名的贵族妇女就承诺她们可以将非贵族的女孩接到她们的家中进行调教，培养她们的社交能力，而她们所收的费用高达一千至两千英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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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坎特伯雷板球周则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1881年8月，一位记者注意到了“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在赛会期间相处融洽，在其报道的附图中就描绘了两名坐在轻便双轮马车上的牧师，一户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和一群向正路过的少女抛媚眼的士兵。赛会上还有许多精彩纷呈的节目，午间有军乐队的演奏，夜间还有当地戏剧爱好者协会奉上的戏剧表演。[40]而在1893年举行的德比赛马日，另一位记者口中的“伟大的民主”在此得到了体现：会场上会集了各路小贩，来自极易犯罪的社会底层的各式角色以及那些显示了“态度大为不敬”的各类人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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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场合也会让各个阶层会聚一堂，使得平民也有幸目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了参加1852年11月进行的威灵顿公爵的葬前公瞻，托马斯·罗杰斯不得不忍受在异常“拥挤的人群”中排队守候了4个小时之久。之后，他这样写道：“场面是很壮观，可是这么折腾却有些不值。”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情绪，并且元气满满地观看了两天后进行的公爵送葬仪式。[42]作为一项为了让民众更为信服君主专制的更具广泛意义的政策的一部分，皇室贵族将他们的庆典活动举办得愈加华丽而隆重。1863年威尔士亲王结婚庆典之夜燃放礼花这一“震慑人心的壮景”，就让伦敦的钟表匠塞缪尔·艾略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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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和1897年的皇室周年庆典以及1902年和1911年的国王加冕仪式都尽显隆重与奢华，各大都市、城镇和乡村都洋溢着节庆气氛。在这些盛典上，聚集到一起的人们会观看达官政要的游行（这会提醒他们社会等级划分的存在）并听取爱国主义演讲。之后，人们会聆听乐队演奏、品食饮酒、燃烧篝火以及观看烟花表演。为了表达对其国家的忠心、履行公民职责，中产阶级人士会资助这些庆典的举办，有时他们还出资为贫困儿童购买礼物，让他们也能为大英帝国感到骄傲。带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一日出行的庆幸，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朴次茅斯，以参观海军舰队的阅兵式这一或许是该时期最为壮观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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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延长假期一样，休一天假去观赏军舰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番消遣，而不是一种自我放纵（一定有人会如此争辩）。因为这无非在单调而繁重的工作间隙，于一个新的环境中进行的合情合理的放松（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事事）。要完全弃绝这样的休息放松也是不利健康的。单凭保健品和滋补药品的广告数目，我们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人士体弱多病的情况甚为严重。诚然，即便旅行景区没有他们吹嘘的那般能让人“脱胎换骨”，至少度假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投资和对辛勤工作的一种回报。再没有什么能比“漫步码头，身沐微风，同时沉醉其中”这般场景能够象征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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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笔下泛舟泰晤士河的三人发现的那样，度假旅行犹如一场未知的探险，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乘船旅行，比方说出行参观伦敦博览会或者参与樱草花协会的茶话会一样，都是对单调生活的一种放松。单调的工作和公式般的生活并非工业时代的首创，但后者确实使得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日子过得更为紧张。假期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将自己的闲置收入大量投入其中的原因。然而具讽刺意义的是，奉行工作理念拼命挣钱的人们发现，他们在缓解自己的疲劳和倦怠上的开销已经越来越大。努力提高收入然后补偿性地大肆消遣，这种循环过程已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模式，这也是19世纪馈赠给20世纪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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