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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一样，文学也是根据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行情出售的商品。在吉辛《新格拉布街》（1882）一书的开头，贾斯珀·密尔范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如是说，“当下，文学成了一场买卖”。只有能够投顾客所好的“商人”才能获得名望。例如，能赢得主日学校重视的宗教故事“卖得跟薄煎饼一样快”。密尔范还提议他的某个姐妹也可以尝试写写这样的文学作品，“好在最拙劣的题材中找出点废话”。而他自己百试不爽的写作方案是，表达“上层中产阶级的智慧”。这样的作品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小说“有一种特有的巧妙机智”，会在“严肃”和“艳俗”间取得精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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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特罗洛普死后出版的自传声援了吉辛对于文学愤世嫉俗的观点。自传中包含一篇对写作工效学的详细叙述（关于每天需完成的字数目标），以及一张显示特罗洛普在其30年的职业生涯中共赚了7万英镑的结算账单。在他最后的10年里，特罗洛普写出了16本小说，并坦率承认其中的某些质量低劣。即便如此，中产阶级人士依然照买不误。对于乔治·梅森爵士（1818—1901）的作品，他们也是这样。和特罗洛普一样，乔治·梅森非常了解市场并知道如何发挥其优势。梅森以雕刻师的身份起家，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为那些铁路公司撰写并绘制面向旅行者发行的廉价官方指南。他共写出了十本并赚得盆满钵满，使他能够在1870年舒舒服服地退休。他将余生贡献给了包括伦敦流浪饿狗之家在内的动物慈善事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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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自有黄金屋。中产阶级读者对知识和娱乐如饥似渴。针对年轻人的，有令父母皱眉反对的廉价的血腥惊险小说，也有为责任心强的父母所推崇的关于冒险和基督徒献身的益智故事。市面上还有涵盖了人类各个领域知识的简化版手册，也有面向任何关注方向和智力层次的人提供的严肃小说、避世小说和浪漫小说。经典作品依然非常流行；1914年，11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傲慢与偏见》。大部分当代小说都是昙花一现；扫一眼出版社在媒体上做的广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作者和书名已被现代人彻底遗忘。1914年夏天出版的小说有出自乔治·弗雷德里克·特纳之手的《真正的处女》——有时被誉为是一部关于“理想王国”的浪漫小说，还有“关于北威尔士及其人民和传说的无聊但讨喜的故事”——《黑暗岛上的梅根》。[20]有些畅销书风靡一时，接着就销声匿迹了。就像《英戈尔兹比传说故事集》，该书于1840年首次出版，在之后的55年里共卖出了42.5万本，其中1/4是以1881年首次出现的6便士廉价“大众”版售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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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风格是变化无常的。要概括中产阶级对小说的品位很困难，尽管舆论普遍认为，其道德内涵应该起到强化普遍准则的作用。坏男人和坏女人的真面目会被揭穿，并承担其罪行和缺点带来的恶果。在小说中有很强的说教成分，目标对象是那些沉迷于“上流社会”的惺惺作态，被一位评论员称作“高雅别墅”的居住者的人。[21]在《甜蜜之家》1898年发行的系列作品中，好奇、避世和色情主题被放到了一起。《男人的复仇》、《玛格丽特的求婚》、《被嘲笑的女人》和《绯红丝带》（“一个关于神秘、爱和情感的故事”），将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们带入了一个有着乡村屋舍和绚丽舞会还有放荡不羁的高级职员和其他浪荡子们流连其中的浪漫世界。而道德准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贞洁和婚姻中的忠诚得到了维护，无耻之徒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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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流动图书馆是文学道德的守护者。1909年，势力强大的主力流动图书馆实施了一次对新书的志愿审查制度。中产阶级的识别力成为了其判断“可疑”或“有害”与否并最终实施禁令的唯一标准。[22]在那些受到打压的书籍中，有乔治·坎农1913年出版的小说《拐角处》，而一位评论家曾大赞其书之率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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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说纵观那些信奉高教会派的拘泥仪式、子女以逆反而著称、精于世故而贪图安逸的圣公会牧师的历史，对中产阶级的伪善特质进行了一次近乎刻薄的审视。绝大部分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以追溯的方式控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其价值观，可以说是约翰·奥斯本《在愤怒中回顾》的爱德华时代的原型。小说揭露那些最好置之不理的丑恶现象，尤其是警政腐败以及反对天主教的顽固分子们很容易遭受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鞭挞的那些极恶劣行径。教区牧师的不肖子弗雷德让一位公寓管理员的女儿怀了孕，但是为了能和有助于他前途发展的女孩结婚，打算将管理员的女儿打发走。儿子出生后，他给了孩子的母亲50英镑作为他的教育经费，并告诫她：“别让他成为绅士。让他去经商。如果他足够好，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如果他混得一般，也会安安稳稳地做下去，然后结婚，最后有尊严地死去。”作为一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弗雷德对于那些压垮了“施展才华时体会到的单纯快感”的商业压力总是怒不可遏。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知道《拐角处》从图书馆借阅室下架的原因了。基于这个原因，该书对“有名望的人士”和由于盲从社会与道德习俗而带来的挫折感的剖析，可能会激怒到来自肯辛顿或坎伯韦尔的订阅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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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确实喜欢阅读境遇与自己一样或比自己优越的人相关的一切，但是内容不可以有对其集体性特征的冒犯。金钱、婚姻以及地位和礼节的细微差别，是家庭小说最突出的主题。小说会鼓励读者通过角色及其境遇来完成自我识别。还有一种选择则是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冒险，像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是多萝西·塞耶斯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童年的最爱）、莱德·哈格德、吉卜林和安东尼·霍普的小说。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寄宿之所，浪漫与郊野在一种看似不能而又貌似真实的情境中同时出现。柯南·道尔笔下的这位侦探，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家中维护着欧洲王室的尊严，另一半时间则在诺伍德或哈罗调查犯罪案件。他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专业人士，信奉智力、科学和理智（在他对事物的认知中，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时也是一位替天行道者，保护社会免遭潜伏在周边或有时隐藏其间的掠食者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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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的那些案件还被搬上了舞台，轻而易举地被改编成了时下流行的情景剧。自1850年以来，各大剧院都在企图摆脱其粗俗和吵闹的名声，想重新获得中产阶级观众的垂青。他们虽然做到了这一点，却使那些工人阶级弃之而去，转而投向了音乐厅。要引诱中产阶级进入剧场，要做的事包括设计出一些符合礼数、愉悦眼球且无须费脑的节目。和艺术与文学一样，戏剧也是一面道德之镜。一位评论家评述说，演员是“人性的伟大老师”，他们有责任发扬“一种道德标准……而且这道德标准应该是每位有着良好意图的男女渴望在家庭中维护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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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直都是有票房保证的，只要改编时小心谨慎，能够提供机会展现精美的服饰和宛如剧院版的流行历史画卷般壮观的布景。而这样的大场面，在与阿斯特利的圆形剧场及其模仿者竞争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剧院会重现帝国时代的战争，台上会有英国士兵、机关枪以及必不可少的一帮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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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么做可能出于道德需求，但是将舞台改造成布道坛也不是件好事。剧团制作人和剧院经理都知道，演出盈利与否有赖于取悦和吸引观众，而不是耗费他们的智力、激起他们的愤懑或者向他们展示令人不悦的现实。1893年，有位评论家发出这样的哀叹，“杜绝外界的肮脏空气”已成了剧院里的潜规则。[25]1909年，演员经纪人赫伯特·特里爵士，告诉负责审查的国会考察团，剧作家们不敢在剧本中谈论严肃话题。他如是补充说，“饱含激情的悲剧被禁止，而法国轻喜剧却大受欢迎”。他们不仅仅是在担心官方审查员会拿蓝笔修正这些内容。一位搞剧本投资的金融家观察到，剧院的常客们偏爱“快乐而无伤大雅的戏剧”。[26]这就使得中产阶级在入夜享用晚餐前还得吞下一堆精神食粮：情景剧、浪漫剧、家庭喜剧、哑剧，当然，还有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温文尔雅的音乐讽刺剧。这些都孕育了更多的有着浪漫无忧的主题和热情洋溢的歌词的音乐喜剧，例如爱德华时代风格的以“女孩”为主题的系列剧本，其中包括《柜台后的女孩》和《出租车里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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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剧本都能够保持观众的兴趣。根据剧作家亚瑟·皮尼罗爵士（1855—1934）所言，中产阶级进入厌倦状态的阈值较低，因此，要用穿插着机智应答和妙语名言的轻松对话来驱赶他们的倦意。而只有发生在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身上的情节才能够为这些对话素材提供合适的载体。皮尼罗深信，“英国下层中产阶级和更底阶层的人民不善言辞的特点，即他们不愿意分析、概括、生动表达对自身的想法或情绪”，将他们逐出了剧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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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的现实是不受欢迎的。易卜生对于社会和婚姻所处的紧张局势的剖析招致了敌对的反响（因为反映了遗传性梅毒带来的后果，《群鬼》在1891年被禁），尽管一处法律上的漏洞允许他的戏剧在加入独立戏剧协会的观众面前演出。这一协会的成员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善于接受新观念，尤其是质疑社会的正统。在中产阶级对所有形式的新鲜事物开始持怀疑态度之时，先锋派和保守派间的持久战打响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怀疑，惠斯勒的作品《切尔西古桥》、《海达·加布乐》和哈代的《绿林荫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将创新等同于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一曾经对新思想敞开心胸的社会中坚，现在却怀疑它们是“对社会道德和安全的颠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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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见证了戏剧开始慢慢转为关注当代问题的历程。于1910年初首次出现在伦敦西区剧院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剧作——《正义》，就是对刑事系统的一次晦涩的曝光。一位评论家认为该剧可能标志着戏剧艺术的分水岭。今后人们去剧院观剧将会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追求享乐。[29]《潘趣》维护了那些追求享乐者，并用一则名为《阴郁：一部现代生活的戏剧》的故事对《正义》加以嘲讽。故事中有位角色宣称救济院是“这个系统的符号，体现了生活中所有令人恼火的伪善存在”。为了公平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一周，《潘趣》对读者喜爱的剧作《大杂烩的婚姻》做了一番戏谑。随意间的插科打诨包括这句：“没结婚的男人不算是个男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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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剧院还一直在跟影院竞争。影院首次出现在1896年，毫无疑问，它成为了英国所有工业中成长最瞩目的企业。1914年，有超过一千家电影院每周接待700万—800万名观众。这些电影院都汇集在城镇之中（曼彻斯特有超过100家而格拉斯哥和伯明翰有超过40家），它们面向广大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需3便士就可买一张座席票。“碧琼斯”和“奥林匹亚”因其给观众营造的氛围得以异军突起，影院里的红绒布、大理石、电光照明和接待室里的镜子营造出一位经营者口中的“舒适文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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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更大的影响在于对大众娱乐的冷漠，后者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用来曲意逢迎工人阶级。影院观众们通常观看的是两个小时的新闻影片（最早的有关于1897年大赦游行的精彩镜头以及1900年的斯皮恩山战役）以及15分钟的加映短片。而短片的故事情节很幼稚，且只为满足小范围内的基本情绪波动：爱德华时代的影院观众们时泣时笑，或吓至发抖，或惊得直喘粗气。制片人和影院经营者相信这就是工人阶级想要的，尽管哈默史密斯电影院的所有者对自己的顾客里有乘汽车和马车而至的“肯辛顿精英”感到非常自豪。[31]在1911年至1913年期间，英国导演开始制作长篇电影，并选取那些在舞台上已经证明了其市场号召力的脚本：《大卫·科波菲尔》、音乐剧《东方琳妮》和《理查德三世》。这些也许能够吸引一些地位更高的观众，但直到现在，在电影院越来越多上演的仍然是非常迎合工人阶级口味的美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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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来说，家庭生活的题材是棵摇钱树。只要这个主题被善意地对待（温和地对其进行调侃而非嘲弄），中产阶级就会感到高兴。家庭隐私理应被谨慎地对待，因为这是中产阶级世界关注的焦点。它同时还是一段道德壁垒，是远离永不止歇的苦力世界的避难所，是孩子们学会他们最早和最持久的课程的学院，是其所有者骄傲的来源。1900年，来自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律师之子——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将影院描述为“这个星球上组织最完美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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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外观高雅而能抚慰人心的喷泉，是滋生情感的温床。它有着哺育自我的独特能力，因为它会含蓄地否认任何超越其门阶之物的存在，包括宪法、主教、教区牧师、海滨、瑞士和可敬的穷人。而它的武断教条丝毫不逊于它的排他性……这些都是真理：那些谬论——向来都是并且将来也是错误的。这些是美好的：那些不美好的——向来都是并且将来也不会美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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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经济因素导致了大批量建造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千篇一律，虽然其布置对于广大的建筑商、购房者和租户都还算差强人意。19世纪80年代，一个安装了彩色玻璃门道、红木楼梯扶手、棋盘格式走廊、煤气炉和浴室的六居室的售价在350英镑到450英镑之间。1906年，房产商们开始向“城里人”推销一些位于距伦敦25英里的“迷人乡镇”、离车站10分钟路程的布局相仿的六居室。这些房屋每处售价都在285英镑，或者买主也可选择首付百分之十，余下的分21年还清。买主到手的，房子有6个房间、一间浴室、一面仿都铎式的三角墙、一条宽敞的门廊和一个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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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职工所拥有的带露天阳台的住宅或是其老板名下更为豪华府邸的室内都是其女主人的天地。在规模较大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住宅里，女主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画室、更衣室和闺房）；而她的丈夫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吸烟室和桌球室。她还会负责家具的采购。因此，制造商和百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以换取她们的光顾：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提供了无息贷款服务。1895年，伦敦具有竞争压力的公司为价值20英镑的家具支付款提供了每月11—15先令的按揭付款服务。当时，一个橡木或红木制的餐具柜售价为26英镑10先令，一套沙发9英镑，一张餐桌6英镑15先令，一把安乐椅5英镑，而一个厨椅2英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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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象征着其主人欲望的物品，为后者举办女主人和来宾必须穿戴“茶会礼服”谈天说地的正式社交活动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她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完全是些空洞的闲聊；1898年，“专业人士或商人的妻子们”被建议扩大她们的谈话范围，除时尚内容外，还应包含“各种日常话题”。这么做，可能会为那些将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并进行家庭游戏或打牌的普特尔先生口中的“开心”派对，增添一些活跃的气氛。在那些拥有一架象征文雅、为人珍视的钢琴（1894年，其售价在10—100英镑，而钢琴大师帕德雷夫斯基推崇的埃拉尔钢琴的售价则为每架20英镑）的家庭中，还常有一些音乐娱乐活动。没有什么能比那一张张生动而色彩鲜明的歌谱封皮和那些滑稽而感性的歌词更能唤起人们对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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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交往为主旨的男性文化日见昌盛。那些志愿者（在19世纪下半叶，有将近100万人逾越了他们的等级地位）以及效仿了共济会的组会主旨和运行方式的机构，尤其受到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追捧。秘密共济会、古德鲁伊教、福雷斯特兄弟会和水牛共济会都沿袭了等级体系、头衔和徽章制度，以寻求一段快乐的时光和相互间的帮助。聚会也成为了一个将庄严仪式和纵情欢乐融为一体的场合。1882年在施鲁斯伯里举办的一场水牛共济会的聚会期间，“调制果汁酒的宾治盆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现场还有源源不断的香槟供应”。水牛共济会的会员们还喜欢短途旅行和联社板球比赛。他们为自己的社团所取的名称——“赤色将军”（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战士和克里米亚半岛战争的英雄）以及“印度皇后”——和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流行的爱国主义风尚相呼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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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下层中产阶级人士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独特人群——商务旅行者。后者同样借用了共济会的组会模式，建立了一些保护性质的协会。这些协会与酒店经营者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确保会员们（须随身携带附照片的身份证）能够享受一些优惠条款。[34]这种互利互惠的联系方式更是拓展到了娱乐行业。在1907—1908年，名列四百强的爱丁堡和利思商务旅客协会举办了多场演唱会（其中一场专为协会“发烧友”而开）、惠斯特纸牌会、女士之夜、讲座（“苏格兰歌曲和故事”）以及音乐会。1913年的一场女士之夜的派对上，莫扎特、肖邦、古诺和德沃扎克的歌曲和器乐作品成为了其一大特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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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作品的业余钢琴演奏者们为商务旅行者及其妻子进行表演，只是庞大而内涵各异的中产阶级文化构架的一角。这一文化的绝对多样性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对填补空闲时间的渴望和对艺术能改善个人与社会这一理念的坚信。市场力量和个人选择决定了几乎所有艺术作品的记录、制作和展示。这一生活中的不争事实激怒了那些坚持认为作家和艺术家理应通过作品表达个人激情，而不是迎合公共道德和商业口味的反对派的美学家们。不过许多艺术家都乐意接受这些条件，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薄利。肖像画家休伯特·冯·赫科默爵士（1849—1914）会接受贵族和中产阶级商人的委托，还会为书籍绘制插图，在其暮年时还参与了戏剧和电影的制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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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界限有时候是与文化相对应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家庭会参观画廊、出席学术性的公共演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沉迷于宴会戏剧和维多利亚时代在中产阶级中最为长盛不衰的节庆仪式——圣诞节的哑剧表演。然而，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倾向于拒绝甚至嘲笑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艺术与文学，这一呼声在20世纪中愈喊愈高。据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称，《潘趣》引领了新的庸俗文化的大合唱，而在场的总是那些“对于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任何事物都缺乏理解能力的郊区屋主的窃笑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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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的欧米茄工作室成立于1913年。它曾提出将伦敦的公寓装修成后印象派的风格，而中产阶级对此的回应却令其大失所望。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间工作室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将军贵族出身的妻子——汉密尔顿夫人。同具启发性的是来自《每日镜报》的嘲讽，后者称这样的装修风格将会是“来世的噩梦”。[38]与其如此，还不如追寻希尔兹在1912年宣扬的“审美转变”，其当年的广告中还附带了一张装修效果图：一个仿18世纪“殖民地亚当”风格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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