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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职工所拥有的带露天阳台的住宅或是其老板名下更为豪华府邸的室内都是其女主人的天地。在规模较大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住宅里，女主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画室、更衣室和闺房）；而她的丈夫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吸烟室和桌球室。她还会负责家具的采购。因此，制造商和百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以换取她们的光顾：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提供了无息贷款服务。1895年，伦敦具有竞争压力的公司为价值20英镑的家具支付款提供了每月11—15先令的按揭付款服务。当时，一个橡木或红木制的餐具柜售价为26英镑10先令，一套沙发9英镑，一张餐桌6英镑15先令，一把安乐椅5英镑，而一个厨椅2英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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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象征着其主人欲望的物品，为后者举办女主人和来宾必须穿戴“茶会礼服”谈天说地的正式社交活动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她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完全是些空洞的闲聊；1898年，“专业人士或商人的妻子们”被建议扩大她们的谈话范围，除时尚内容外，还应包含“各种日常话题”。这么做，可能会为那些将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并进行家庭游戏或打牌的普特尔先生口中的“开心”派对，增添一些活跃的气氛。在那些拥有一架象征文雅、为人珍视的钢琴（1894年，其售价在10—100英镑，而钢琴大师帕德雷夫斯基推崇的埃拉尔钢琴的售价则为每架20英镑）的家庭中，还常有一些音乐娱乐活动。没有什么能比那一张张生动而色彩鲜明的歌谱封皮和那些滑稽而感性的歌词更能唤起人们对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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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交往为主旨的男性文化日见昌盛。那些志愿者（在19世纪下半叶，有将近100万人逾越了他们的等级地位）以及效仿了共济会的组会主旨和运行方式的机构，尤其受到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追捧。秘密共济会、古德鲁伊教、福雷斯特兄弟会和水牛共济会都沿袭了等级体系、头衔和徽章制度，以寻求一段快乐的时光和相互间的帮助。聚会也成为了一个将庄严仪式和纵情欢乐融为一体的场合。1882年在施鲁斯伯里举办的一场水牛共济会的聚会期间，“调制果汁酒的宾治盆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现场还有源源不断的香槟供应”。水牛共济会的会员们还喜欢短途旅行和联社板球比赛。他们为自己的社团所取的名称——“赤色将军”（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战士和克里米亚半岛战争的英雄）以及“印度皇后”——和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流行的爱国主义风尚相呼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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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下层中产阶级人士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独特人群——商务旅行者。后者同样借用了共济会的组会模式，建立了一些保护性质的协会。这些协会与酒店经营者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确保会员们（须随身携带附照片的身份证）能够享受一些优惠条款。[34]这种互利互惠的联系方式更是拓展到了娱乐行业。在1907—1908年，名列四百强的爱丁堡和利思商务旅客协会举办了多场演唱会（其中一场专为协会“发烧友”而开）、惠斯特纸牌会、女士之夜、讲座（“苏格兰歌曲和故事”）以及音乐会。1913年的一场女士之夜的派对上，莫扎特、肖邦、古诺和德沃扎克的歌曲和器乐作品成为了其一大特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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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作品的业余钢琴演奏者们为商务旅行者及其妻子进行表演，只是庞大而内涵各异的中产阶级文化构架的一角。这一文化的绝对多样性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对填补空闲时间的渴望和对艺术能改善个人与社会这一理念的坚信。市场力量和个人选择决定了几乎所有艺术作品的记录、制作和展示。这一生活中的不争事实激怒了那些坚持认为作家和艺术家理应通过作品表达个人激情，而不是迎合公共道德和商业口味的反对派的美学家们。不过许多艺术家都乐意接受这些条件，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薄利。肖像画家休伯特·冯·赫科默爵士（1849—1914）会接受贵族和中产阶级商人的委托，还会为书籍绘制插图，在其暮年时还参与了戏剧和电影的制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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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界限有时候是与文化相对应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家庭会参观画廊、出席学术性的公共演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沉迷于宴会戏剧和维多利亚时代在中产阶级中最为长盛不衰的节庆仪式——圣诞节的哑剧表演。然而，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倾向于拒绝甚至嘲笑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艺术与文学，这一呼声在20世纪中愈喊愈高。据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称，《潘趣》引领了新的庸俗文化的大合唱，而在场的总是那些“对于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任何事物都缺乏理解能力的郊区屋主的窃笑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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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的欧米茄工作室成立于1913年。它曾提出将伦敦的公寓装修成后印象派的风格，而中产阶级对此的回应却令其大失所望。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间工作室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将军贵族出身的妻子——汉密尔顿夫人。同具启发性的是来自《每日镜报》的嘲讽，后者称这样的装修风格将会是“来世的噩梦”。[38]与其如此，还不如追寻希尔兹在1912年宣扬的“审美转变”，其当年的广告中还附带了一张装修效果图：一个仿18世纪“殖民地亚当”风格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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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现代主义厌恶，同1908年爱波斯坦受委托为英国医学协会位于琼脂街的新总部外部进行雕刻工作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假正经如出一辙。那些反映医学知识的男性和女性的裸体雕刻，促使了行使天主教牧师和都市警察职责的国家警戒会的爆发。毫不知情的医生们，在没有看过爱波斯坦所画的草图的情况下，被紧急召集起来商议如何应对那些雕刻成果。而与此同时，在斯特兰德已经聚集起了那些意图一窥这些雕像的好色之徒，有些使用双筒望远镜，能更好地看清雕像上的乳房和男性器官。《泰晤士报》对此举极为鄙夷，并警告医护人员们无视“这种庸俗的文化和我们中产阶级的部分人士的虚荣”。经过一轮滑稽可笑的辩论之后，英国医学协会对这些雕像投了赞成票。如此一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们就使自己远离了当时已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所属的粗俗和羞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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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美学和知识的等级体系已经出现，并且在短短几年之内，人们对其体现出的不同品位就被贴上了高雅、一般和低俗的标签。这三种高低品位的划分都被保留了下来，而爱波斯坦的雕像则不然。1937年，当南罗得西亚政府买下了英国医学协会的房产之后，这些雕像不是惨遭蓄意破坏就是落得被移除搬迁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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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irouard，Sweetness and Light，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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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rewi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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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LN，2 October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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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nnoisseur，March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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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ing，George Goodwin and the Art Union，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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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rt Journal，December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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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raphic，17 March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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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ily Graphic，4 October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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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Year’s Art，1901，29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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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rt Journal，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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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gazine of Art，8（1885），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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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agazine of Art，9（1886），36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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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tudio，15 July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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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 Studio Yearbook of Decorative Art，19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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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elland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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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e Year’s Art，19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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