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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禁制还保留着，而且还被严格地执行着。1928年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辩解书《孤独之井》遭禁。《每日快递》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1867—1940）宣称，让他给那些“健康的男孩和女孩”一本“道德毒药”的书，还不如给他们“一小瓶氢氰酸毒药”。[31]《每日快递》的下层中产阶级读者几乎不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20世纪30年代警方对同性恋的监控和起诉不断增强。1933年伦敦的记述法庭被27个男人的狂妄态度所激怒，这些男人（多数是酒店的工人和侍者）被判在荷兰公园的一个房间里犯有同性恋罪，但他们自称没有做错事，并认为逮捕他们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以他们的羞耻行为而荣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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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具有极大潜力的正义力量，为堕落行为受到侵扰而不安的部分中产阶级消除顾虑。1922年宪章规定，每一个拥有收音机的人必须每年支付10先令以获得收听许可证，从而确保了BBC国内广播垄断权和资金独立权。最初，这样的支付规定是昂贵的（而且也不可靠），但是到了1939年，每一个收音机听众需要支付5英镑，而且可以分期付款。收音机被设计成一个家具的样子，放置在客厅里，其景象就如当时的广告片一样，全家人听着收音机。无线收听快速新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新重点，这一直保持到50年代中期，由电视取代了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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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种娱乐形式能像收音机这样迅速普及传播。1931年发出了四百万的收听许可证，到1947年则达到一千万。《收音机时代》每周出版，提供BBC的节目日程安排，它的发行量在1930年超过百万，之后继续上升。BBC早期听众主要是中产阶级，1931年针对收听许可证持有者的调查显示，听众主要集中于伦敦地区，在东南部和米德兰地区有10％—15％的家庭拥有收音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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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所听到的BBC节目内容和风格反映了其总裁约翰·瑞思（John Reith 1889—1970）的思想。约翰·瑞思是一个天生的、后维多利亚时代所铸造的独裁者，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带有强烈的清教徒个性以及启蒙和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在他的领导下，BBC秉持传统礼制，继承大众艺术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和机械技术机构的传统使命，大规模传播文明。瑞思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意识到无线广播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纸质媒体，它在大众生活中起到宣扬正义的作用。它可以型塑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规范，就比如，播音员发出的“被广泛认可的发音”会成为符合社会和知识标准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统一口音。尤其重要的是，大众的心灵被打开，有用的知识得以传播，而且是以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惊奇和愉快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之前，精神高尚的上层中产阶级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去改变这么多的品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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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愿景和优先考虑事物渗透于节目时间表里。一个星期的节目列表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1938年11月6—13日的节目单所列节目包括园艺讨论、“厨房中的经济”、在南非的传教活动、亚历山大大帝、人们如何得病以及来自美国人阿利斯泰尔·库克的一份报告。还有一个节目叫“一个冬天里的童话”，播送《回廊和壁炉》系列剧和《朋司先生的体育之旅》的每日阅读。古典音乐节目总是播送音乐会和独奏会，另外，BBC也不得不满足小群体听众的特别品位，播出舞蹈乐队演奏（曼托瓦尼）和影院管风琴等节目。每日还有祈祷和宗教服务。这一周唯一的室外播音是转播内维尔·张伯伦在洛德市长宴会上的演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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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衡在1939年之后发生改变。民族士气所依赖的军人和市民，更看重的是他们所喜欢的事物，而不是所谓的有利于他们心灵的事物。轻音乐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美国风格的摇摆乐队、喜剧表演、《家庭主妇选择和工人播放时间》，这些节目把轻松跳跃的情绪注入了家庭日常劳作之中。适当的礼仪总是被遵守着。乐队的领队杰拉尔多被要求改变一行歌词：把“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晚所做的？”改为“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35]新闻公告通常都是真实的、公正的从而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瑞思成功地维护了BBC的政治中立，这一点经常遭到强烈的反对。早在1935年保守党就满腹牢骚地报怨BBC带有左翼的偏见，并且认为BBC一贯如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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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瑞思领导的BBC对大众品位作出了让步，但它在本质上仍保持着中产阶级品质。它尽其所能地履行其宪章义务——教育和改进整个民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直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BBC向听众提供的节目营养丰富，它致力于用有限的养料培养出适宜的品位。而喜欢另外品位的人则选择听卢森堡电台，这是一个商业电台，充斥着美国口味的商业广告和流行音乐，在迷恋好莱坞电影的工人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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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还未受到文化相对主义污染的时代，BBC理直气壮地传播中产阶级文化，并且带有洞察力和想象力，这尤其体现在针对儿童的节目当中。1947年6月，“学校”节目包括了管弦乐音乐会；由杰出的考古学家雅格塔·霍克斯创作的《风车山庄的人们》系列短剧，它描述了最早的大不列颠人的生活状况。1946年和1947年的“儿童时间”（在下午5—6点播放）节目包括了《朝圣者的进步》系列剧和C.S.福雷斯特的《海军准将》，乌尔泽尔·冈米德杰无伤大雅的幽默和笑话以及《玩具小镇》。惊险猎奇节目则有诺曼和亨利·博尼斯的冒险（《少年侦探》）；还有吸引人的艺术节目，如《自然议会》和《伦敦动物园的新闻》介绍自然历史。这些节目与20世纪后半期各个层次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注和兴趣相关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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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间”是在“家庭服务”节目中播出，这是一个致力于培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听众的节目，其风格类似于后来的“第四电台”。“轻松节目”则顾名思义，是一台放松心情来听的节目。而“第三套节目”（1946年开创）则在主题和风格上走高端路线，要求其听众具有极高的知识耐受力（3—4个小时无间断地播出），这档节目包含了大量的深奥知识。丹尼斯·波特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和文法学院的毕业生，他觉得“第三套节目”带有“家长式说教”和“令人沉闷的自负”特征，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这档节目还是激发了他的求知欲望。[38]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记得在听唐纳德·沃尔菲特（Donald Wolfit）播讲的马洛的《帖木耳大帝》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我也很喜欢喜剧节目和晚上播出的扣人心弦的节目——迪克·巴顿的“特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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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立以来，BBC一直被认为具有一种能力，能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国家的凝聚力是脆弱的。小说家兼播音员J.B.普里斯特利在1933年走遍了整个英格兰，在旅程结束时他总结说，他经历了两个国家，一个具有冲劲和活力，另一个则奄奄一息。前者的大地上充满着“交错的公路、车站和工厂”，“看起来像是建筑物的大展览，有巨大的电影院和舞厅、咖啡馆，带小型车库的房屋，鸡尾酒酒吧，沃尔沃斯大商场，大客车，无线通讯网，徒步旅行者以及看起来像女演员的工厂女工……”[39]沿着从哈默斯密斯至阿克斯布里奇的A4公路，大片的城市景观以艺术风格装饰的新埃及影院终结。顺着公路继续向北和向东，从塞文至亨伯之间则是另一个英国，这是由于贫困和绝望而被孤立的国家，是由于支柱产业衰落和长期失业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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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经济得到部分恢复之后，两个英国之间的鸿沟仍然保留着。1935年，在伦敦、南部和米德兰地区，8％—1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但在威尔士、北部和苏格兰则有20％—3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40]。两个国家的居民是两种不同的种族。1940—1941年期间，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注意到，来自南部、西南部和米德兰地区的新兵比来自前面提到的工业中心地带的新兵更高也更健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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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让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丘吉尔提醒每一个人，外国入侵是可能发生的，整个国家要为其生存而战斗。阶级区分弱化了整个国家。在比利·卡顿的《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中有一句话：“忘掉你原有的学校领带”，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理念获得了共鸣。官方的舆论宣传把阶级区分看作获取战争胜利的绊脚石，阶级等级体制导致了无序和嫉妒。对于更为激进的工人阶级士兵来说，长官的糊涂是他们排斥其他阶级的象征，而这种排斥行为导致了名誉扫地的等级和身份制度的延续。阶级妨碍了国家的效率，尤其是阻挠了才能的发挥。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部分群体有一种深切感受，他们认为在两次大战之间原有的统治阶级出卖了国家，没有管理好经济，也没有维持世界和平。这种不满情绪在1941年凸显出来，也就是在J.B.普里斯特利的节目受到压制而被迫缩短之后，普里斯特利在节目中极其尖锐地批评老秩序的捍卫者和中产阶级的偏见，这引起了公共媒体的一片哗然。一位抗议者声称，“‘La-De-Dahs’迫使普里斯特利沉默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另一位抗议者则称赞普里斯特利的观点代表了新英国理念——仅仅因为它“不是卡尔顿俱乐部想要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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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特利的梦想就是工党的梦想。工党承诺减少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并把这作为战后和平重建蓝图的一个部分。1942—1943年的冬天，德国即将战败已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未来。他们想要获得牺牲换来的回报，不想再容忍战争期间的体制延续。和平将预示着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的来临，在这个社会中，能力比出身更受重视，获得良好教育是一种权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1945年7月，在半数选民赞同新建耶路撒冷的情况下，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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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时施行食物和燃料配给，购衣券以及服装和家具采用统一的“实用功效”标准，无阶级状态已经存在。排队强调了新的平等。中产阶级主妇再也不能给屠夫和杂货商打电话订购物品，然后要求送货上门。相反，她得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候，有时需要几个小时，同时唠唠叨叨地担心配给的物品是否被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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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生活不便在战后持续，宵禁和管制体制一直是工党恢复经济计划的一个部分。不满情绪普遍存在，中产阶级主妇最为不满，她们失去了选择权，面对单调和稀少的食材，只能绞尽脑汁筹划她们的菜单。战争时期实行的对公众的监视也被保留下来，警察局的记录包括了购物者对配给制以及对1945年后实施的许多管制措施的反应，他们的报告罗列了人们的怨愤和偶尔的怒气发作，排队的同伴成为了一种共享群体。1945年夏季，对于油脂的新限制措施使烤制食品几乎不可能，这导致爱丁堡主妇们瞬间丧失了她们的忍受力。1946年实施了面包配给政策之后，主妇们的情绪“几乎要爆发革命”了，许多人猜测生活条件要比战争时期还要糟糕。[43]非配给食物的价格飞涨而且还很稀缺，人们的忍受力普遍下降，他们特别担心限制肥皂供应，这会使家庭和衣物的清洁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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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黑市为工党的指令性经济压迫提供了一条出路。1946年爱丁堡的“各个阶级”都求助于黑市。城市的警察局长这样总结：“这是共同的认知……如果没有提供各种商品的额外渠道，将无法生活。”第二年初，邓迪的警察局长承认，要控制汽油券的非法市场已经不太可能。[44]邓迪以及其他地区游手好闲的人都有许多中产阶级顾客，这些并不那么有良知的中产阶级有财力支付食品费用——食品要么是走私来的，要么就是从货车后面掉下来的。[45]也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产阶级成为了大规模违法行为的帮凶，其中一些人从黑市获利颇丰，1949年保守党的说客们与担心政府对其私下销售食品征税的小农们之间产生了对抗，这些小农值得同情，不仅因为他们机智地躲避了监管配给制的军方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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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些安慰。强制性的节俭生活伴随着革命性的变化，开始于1944年的教育法案，并在1948年随着全国健康服务的实施而结束。工党的福利立法从战前开始就逐步推进而成就斐然。自此以后，工人阶级不再担忧贫困、疾病和失业等问题，福利提供给所有的人，中产阶级也从中获益，当然，中产阶级通过纳税提供了福利资金。1946年8月在《每日快递》上有一幅卡通画：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度假后回到家里，看到花园里繁茂丛生的向日葵以及一个标牌，上写“家庭补助津贴每个孩子5英镑”，拥有超过一个16岁以下子女的家庭都可以获得政府补助，所以这个家庭的主妇每周可以获得50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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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们能通过升学考试以证明其学习能力，他们就可以免费上当地的文法学院；如果他们能上大学，学费也由地方教育机构支付，地方教育机构还根据其父母收入水平提供赡养津贴。这些福利政策的理论目标是构建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才能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会因家庭出身或收入而受到压制。自相矛盾的是，设计这一体系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但最早的获益者是中产阶级。1936—1945年，父亲领薪水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大约是36％，随后1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7％。在同一时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比率则从7％缓慢上升到10％。[46]1949年保守党对中产阶级态度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普遍赞同健康服务，这被认为是工党的最大成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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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实行普遍的免费教育和福利国家代表了多种思想的融合，这些思想来源于过往历史。虽然表面看来，中产阶级的自救观念被否定了，但20世纪40年代的福利体制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责任理论的启发，这种理论又可以追溯到他们先辈所持有的福音慈善理念和道德经济概念。把贫穷且聪明的男孩从文法学院送入大学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15世纪至今，中产阶级慈善家乐于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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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与现在的理念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在要实现好愿望是通过国家而不是通过个人的好心和人类责任意识。此外，以前的个人慈善家总是具有敏锐的自觉，对弱者的馈赠很容易导致接受方消极依赖。这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感到烦恼，1942年他提出的减贫方案成为福利国家的基础。贝弗里奇爵士生于1879年，是一个印度行政官的儿子，在他身上体现了他那一代上层中产阶级贵族的特质（他毕业于查特豪斯中学和牛津大学），曾就任于多个重要的学术职位和政府公务员职务。他忠实于后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理念，其福利国家计划试图提供一种安全网但不会取代勤奋和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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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还要解决战时遗留的另外两个问题：衰弱的工业和混乱的秩序，这两个问题被认为是由于经济和环境缺乏中央计划所导致的。对于环境计划的需要是无疑的：1933年一家房地产机构打出的销售口号是：“适合建房的未受破坏的山顶。”[48]很明显，保护乡村要比振兴破旧产业容易得多。矿山、交通、能源供应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被国有化，对私营部门实施管制措施以提高其效率和生产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私有化之前，英国经济是一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公有制及公有资助企业相结合的混合体。工党正式承诺降低失业率（3％的上限），这样的承诺迫使后来几届政府补贴困境产业以维持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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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产阶级所造就的百年前的经济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干涉政策被埋葬，自由市场被控制，国家所资助的福利体制消除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多种苦难。现在的中产阶级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设计者期望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令人满意的、任人唯才和同质化的。然而，地位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物并没有消失。正如1919年前任军官们所期望的，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职位使他们有资格获得好的工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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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ussell，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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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turday Review，5 September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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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turday Review，29 August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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