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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大选中的一份著名宣传海报宣布：“劳动者不工作”是战后共识的死亡讣告。以往有效的秘方已经失效并被抛在一边，在1979年的选举运动中，选民问诺尔曼·泰比特：“如果撒切尔夫人成了首相而工会领导人不愿与她对话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又怎样？谁在乎？”[13]撒切尔夫人竞选成功6个月后，她发出通告，她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人们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具有独立性的人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缴纳他们的养老金，享有好的生活标准，自由地充实自己。她警告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那些梦想“让国家承担你的负担”从而免除自己责任的人将不会有存在的空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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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后的早晨，当保守党获胜的消息传来，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股票经销商们大声欢呼，高唱“希望与荣耀的土地”[15]，当天就有10亿英镑投入股市，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庆祝活动，庆祝保守党又赢得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三次大选（1992年险胜），香槟酒在城市酒吧里流淌，饮酒庆祝的人是中产阶级当中正在成长的部分，他们的发达兴旺要感谢撒切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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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会举杯祝贺撒切尔夫人，她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中的裂痕，这条裂痕以前确已存在。裂痕的一边是在企业和金融业从业的男女，裂痕的另一边是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和福利机构工作的人。1987年在私有部门就业的中产阶级支持保守党的比例在56％—60％，而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的相应比例则在36％—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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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在很长时间里，追求进步和抱有良心责任感的食草动物一直与食肉动物进行争斗，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食草动物感到他们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在公共领域中，他们的观点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无病呻吟。诺尔曼·泰比特在接受一次著名的、有关基督徒责任的媒体采访时，他观察到：就像一个人得到了撒马利亚人的大钱包，可使他救助受困的旅行者。只有让某些人富起来，国家才有能力帮助穷人和病人。许多热心的撒切尔分子批评公共福利制度过于昂贵、过于消耗人力，致使那些自认为疏离于社会的人长期依赖国家还成天抱怨不休（“抱怨”是共同表达的权利）。1978年一部电视纪录片播出一位著名心理学家的观点，他指出，青年人的暴力行为急剧上升说明了“好斗学校孩子”产生的原因，不用明说，就是这些孩子需要同情和理解。金斯利·阿米斯则把这解释为“一个赶时髦的左派心理学家谈论受到该死的左派分子怂恿的小流氓”。[17]国家变得越来越软弱，把太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安抚那些搞破坏的、无用的寄生虫。触动核心问题的撒切尔主义使那些社会公仆们感到沮丧和惊恐，他们觉得被行政管理部门孤立和贬低，行政管理部门是把“社会需要”看成是国家第二重视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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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公共服务被强迫遵循市场竞争规则。他们成为“产品提供者”和客户的“顾客”，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就业者身上，他们必须提交“绩效指标”方案，还必须设定“目标”，而“目标”是国家依据世界足球联赛表的概念来制定的，中小学、大学和医院的绩效目标都对公众公布。公共服务的理想被公司法人世界的需求所取代，大学的财务管理人变为公司性质的“财务总监”，“行动计划”和“任务计划”只能靠幻想来编制，任何的权力通道都必须通过成本核算。[18]正如撒切尔夫人指出的，如果公共服务符合市场规则，它们才是物有所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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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物质成功和物质优先与中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注背道而驰，对此将在第五章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绿色运动是极深地根源于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被经常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商业化的世界把自然看作一种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人们根本不考虑长期开发所导致的后果。环保运动的参与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产业和商业领域之外的中产阶级男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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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敬重并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创造财富和增值机会的人，她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了自由的本质。她让专业领域和教育机构中老的上层中产阶级害怕，她认为这些人影响过大，缺乏骨气，把国家看成摇钱树。她还认为地方政府腐败，挥霍浪费，庇护马克思主义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执政的政府要废除大城市的市政机构，而对其余机构实施支出控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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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中产阶级的机构组织，它们成为那些在政治共识背景下追求安逸但对自由市场怀恨在心的人的避风港。此外，这些人还赞同那些对“贸易”有所偏见的势利鬼。1985年一群闹哄哄的牛津大学教师很无礼地拒绝授予撒切尔夫人特别荣誉学位，并且漫不经心地失去了大量的私人大学助款，这之后，撒切尔夫人的情绪终于爆发了，[20]过后她说，“大学回廊和公共房间……装不下财富创造者”，她还补充说，他们对于任何“没带牛津口音”或者没有“正确关系”的人都具有偏见。[21]这很类似于勤奋努力的下层中产阶级对于那些高高在上且瞧不起他们的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和“共同意识”信念的人的怨恨。而且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思想还受到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热心追捧，这些人包括艾赛亚·伯林爵士、金斯利·阿米斯和菲利普·拉金，还有一小群巧舌如簧的专家在《每日电讯》、《时代》（1980年办刊）、《旁观者》和《经济学家》等报刊以她的名义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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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一个国家”保守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撒切尔夫人扩大了中产阶级内部的鸿沟。公共部门的就业者感到他们在遭受围攻，不得不接受外来的市场概念，被强制接受冻结的预算和工资。不满情绪在寻找新捍卫者。中间左派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出现，它提供了原有的共识政治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版本，不久它与自由派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了自由民主党。1992年大选期间，这个联盟获得了1/4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1/5的经理人员的支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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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大群中产阶级十分欢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他们把这些政策看作个人发财致富的润滑剂。个人所得税下降（高收入所得税从80％下降到60％，低收入所得税从33％下降到26％），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984年VISA信用卡拥有者达到1.31千万，ACCESS信用卡拥有者达到1.14千万。一个新的超级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城市迅速崛起，在那里，私有化、去规则化（1986年的“大爆炸”）和股市繁荣成为新生财富的主要来源。撒切尔夫人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1980—1987年期间，一百万套市政房屋被其租户购买，私房拥有者比例从52％飙升到66％。非国有化使私人股东数量激增，从300万上升到800万。人民资本主义到来了，或者这只是其拥护者的吹嘘。事实上，个人持股比例从1963年的59％下降到1984年的20％。空余的部分由机构投资者所占据，机构持股者占所有持股者的比例为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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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资产的许多持股人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正是1986年英国天然气公司股票推销广告“告诉席德”的蓄意目标。社会的这一部分成员在1979年帮助撒切尔夫人上台，又帮助她保持了权力位置，弥补了中产阶级背叛带来的损失。保守党的分析家越来越专注于深入分析那些处于中产阶级下层边缘或刚加入中产阶级的男女的迫切需求和愿望，这些人被归类为“埃塞克斯男人”、“蒙迪欧男人（这一名称后来成为受欢迎的家庭轿车品牌）”和“伍斯特女人”。这些人生活在内陆腹地的大片选区，那里被称为“中部英格兰”。这个区域的居民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而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他们的关注和抱负。1987年大选的前夜，具有大量工人阶级读者群的《太阳报》对此做了概述，它说这些人应该感谢撒切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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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薪酬包里有更多的钱买你想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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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公司控制工会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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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有权选择你什么时候和在哪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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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享受到了“自由选择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保健和最好的家园”。《每日快讯》的吉恩·鲁克捕捉到了选民的情绪，她写道，每一个选民都会选择“那个最可能使他获得可拥有物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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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理念在英国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理念与两种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分化趋势相一致，一种是苏联和东欧附属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前景光明和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集体主义在弱化，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中产阶级终于从1970年代的工会斗争高潮所导致的痛苦惊吓中缓解出来。保守主义倾向的立法遏制了工会势力：关闭商店是非法的，发动罢工前要举行秘密投票，如果工会成员参与非法怠工，工会将会遭受罚款。1984—1985年矿工罢工遭遇失败，1986—1987年印刷工人与鲁伯特·默多克的《国际新闻》（《太阳报》下属的报刊）争执纠纷中，工会的新式无所作为遭受抗议。现在中产阶级至少有了安全感，从持续百年的有组织的劳工闹事困扰中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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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内的革命也触发了工党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工党步履蹒跚于在野状态中，宣扬着不受欢迎的政策，比如单方面裁军和国有化。它不能摆脱过去（它的领导人迈克尔·福特的思想好像被封冻在30年代），陷于内部争斗。1987年之后，新提出的选择方案总是相形见绌，或者只是现代化理念。新的政治家评论说，工党不能再光听自己唠叨，而要听取选民的意见，对于现在的选民来说，工人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义都已经不合时宜。[24]连续几届的改革者，如尼尔·金诺克、约翰·史密斯和托尼·布莱尔（他在1997成为自洛德·霍姆之后有前公立学校毕业生背景的首相），都在寻求在不丧失原有良心的情况下赢得中部英格兰选民支持的某种方法。工会集体投票和第四条款（1918年主要产业国有化承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必须接受的是保守主义的工会立法、私有化以及实行自由市场化和竞争经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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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党重塑自身形象时，保守党遭遇了一系列的危机。1990年底由迈克尔·赫塞尔廷和杰弗里·豪（所谓的帽匠疯子和冬眠鼠的联盟）策划的一场大政变推翻了撒切尔夫人。她的继任者是约翰·梅杰，他带有下层中产阶级背景，是一个简单真诚的人，他在1992年大选中以21票多数的优势赢得了胜利，之后领导了自18世纪70年代洛德·诺思以来最为愚蠢的行政管理机构。它所犯的错误和缺乏明智不久就使大批的前撒切尔夫人支持者弃它而去。1992年大约72％的《每日电讯报》读者和65％的《每日邮报》读者投票支持保守党，但1997年大选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5％和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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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的背叛者有充足的理由让其头脑清醒。1992年9月当汇率机制失效，这个党完全丧失了它以往宣称的可信赖的经济管理能力。中产阶级再次陷入脆弱境地，而保守党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征收燃料增值税，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有时让偿还了贷款的房屋价值远低于房屋原来的价格。1991年房屋抵押贷款收回数量高达74000件，1992年破产数量猛增，达到47000件。[26]盛宴之后的日子，对那些吃过大餐的人来说，令他们凄凉而沮丧。他们要寻找新的救世主，1993年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率飙升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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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不再向中产阶级提供安全感，由于内部争斗它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尤其在与欧盟的关系上意见分歧。一些著名的保守党人因为丑闻而声名狼藉，其中大部分是性方面的丑闻，有两个人——乔纳森·艾特肯和杰夫瑞·阿彻——涉及犯罪行为。如果约翰·梅杰没大肆宣扬道德复兴——他称之为“返回基本准则”，这些性侵犯事件可能会被忽略。宣扬道德复兴实际毫无用处，毕竟大多数中产阶级对于性革命表示满意，他们可不想放弃新宽容主义而返回以往。新道德并没有过分打扰保守党的老盟友英格兰教会，它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城市贫困问题和妇女神职授予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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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堕落了，而新的工党则表现出新鲜活力，像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等人在拉中产阶级选票方面很有天赋，布莱尔十分正确地确定，中产阶级需要安全和掌握权力。新的工党所认定的保守党的定位是这样的：它是热情的资本主义的合伙人，保持财政紧缩，拒绝取消撒切尔的工会法案，它承诺要做的一些事使中产阶级感到恐慌不安。这些事涉及公共服务的未来预算和效率，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事务。总之，新的工党管理国家的能力值得信赖，就像保守党曾经有过的能力一样，对此布莱尔带着极大的热情一再强调。用他自己的话说，新的工党会“让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并且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实现繁荣。[27]选民的支持使工党在1997年和2002年两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虽然工党的宣言让基尔·哈迪和阿特利失望。2004年9月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全国72％的人认为新的工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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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严重动摇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忠诚，中产阶级对于保守党的忠诚尚未恢复：1993年和2004年保守党的选票份额一直徘徊在1/3左右。也许如同19世纪结束之时的自由党，保守党提供了中产阶级想要的东西，但现在没有东西可向他们提供了。自由民主党开始侵入保守党在南部和西部英格兰的传统中心地带，偷取他们的选票，2004年欧洲选举中，这些地区——尤其在中产阶级当中——转向了反欧联合王国独立党，他们中的许多人超过了60岁，对于不断涌入的政治避难者和趋向于一个泛欧国家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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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党保持着相当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愤世嫉俗者猜想这是否可能是因为布莱尔领导班子是抑制社会主义回潮的保险网，也许是如此，但中产阶级对于工党的忠诚越来越勉强，因为新工党时常会回到它原来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管理的社会政策倾向上。提高印花税和遗产税，以及在2004年任命一个奥威尔式的“监管者”，其任务是迫使大学制定工人阶级学生的定额比例（不论其资格如何），这必定会触动中产阶级选民的神经。许多人参加了广泛的抗议运动，抗议布莱尔在2003年使用卑鄙的政治骗术让英国参与美国入侵和镇压伊拉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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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老工党传统的大学监管者把“铲除阶级”看作其职责，工党还立法废除狩猎，这些都提醒着人们，阶级战争概念仍然是新工党遗传构成的一个部分，尽管布莱尔说的那一套与此相反。[29]2004年秋季在有关狩猎法的争论中又听到了以往的战争叫嚣，一些工党成员把禁止狩猎看作对1985年撒切尔夫人击败矿工的回击。伊林东区的工党议员乔治·庞德——他曾是社会工作者和漫画收藏家——在BBC上的一次演讲中，针对那些“山呼亨利万岁”的人进行宣战，“我们要追剿他们的四轮驱动车，禁止羊毛——任何一个在西装里配有丝绸衬里的人，任何一个叫拉尔夫的人，我们都要追剿他们。”[30]财富的附属物会有所不同，但是莎士比亚通过杰克·凯德反叛者的嘴所表达的情绪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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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阶级战争是永恒的，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布莱尔是无法控制他的追随者周期性地嘲笑“花花公子们”，在讨论道德和教育标准问题时指责其对手的“势利”，而中产阶级也要寻找新的辩护者。要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就要有一种特别的政治操作，因为中产阶级是多种多样的。必须进行这一尝试，因为赢得中部英格兰是获得和保持权力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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