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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镇和乡村守护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被这些言辞所感动，他们问道：什么是国家？它难道就是商业利益，或者只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抽象概念？1996年上千人采取行动，保护考古遗址、两个古战场、一些独特的风景区、獾和稀有蜗牛的栖息地，这些都会被一条纽伯里的支线道路所毁坏，通过保护这些事物，他们维护了过去、保存了现在。对于采用特殊策略的“环保斗士”——他们栖息于树木上或在地下挖洞，许多中产阶级表现出同情。住在附近的校长对其他人的回应是：“到底谁拥有这个国家？”一个监守现场的警察评论说：“我感到内疚，我们这一代人让这些事情发生。”[15]环境成为道德问题，环境的保护者是在维护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上是浪漫的英国，这个国家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嵌入乡村之中的。就像两百年前的福音教派一样，环保运动在精神层面吸引着中产阶级。拯救地球提供了做好事的机会，可以把社会上的其他人从愚蠢和罪恶中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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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态度已被普遍接受，但是一旦示威者的后院起火，中产阶级对于环境威胁的反抗就常常被诬陷为自私自利。对于环保团体提出的观点是否是客观无误的也有一些指责，这些团体提出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难看的，什么是不难看的。战后沿着海岸线形成了长长的拖车商队驻地，而这成为拖车商队所有者的快乐之源（1960年大约有450万辆拖车），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从美学角度来考虑这些拖车要被限制。有关这些事务的争论是在BBC和商业电视上的争论的延伸：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是否可以垄断品味和智慧并把它们强加于其他的所有人？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那些声称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正在阻挠其他人获得工作、房屋和娱乐。如何做才能达到利益的平衡，使一个入海口既可以让上千只鸟在冬季聚集于此，同时又可以满足一个机场的需要，让数以千计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夏季搭乘飞机去西班牙海岸便易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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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乡村未来问题的争论，以及那里应该种植什么和应该担心哪些问题，就像踢到了一块铁板。基于道德或实用原则谴责童工现象或者开通下水管道是比较简单的事，但是要告知拖车所有者他违反了美学原则简直是难上加难。当主妇们叫嚷着要便宜食物时，想要说服农民密集种植会毁坏脆弱的生态系统，也同样困难。这些批评指责认为乡村已经达到了某种阶段，它已经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演进，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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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者提出卓越的审美标准，他们在人们的耳边唠唠叨叨，想让所有人都认同他们的审美标准。1962年在萨福克的拉文纳姆，村民把这些人描述为“时髦而装模作样的一群人”，他们反对房屋过度密集，反对在当地建立一个新工厂。这里有迷人的中世纪和都铎时代的民居，吸引中产阶级来此居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抱怨说：“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90岁，都需要猎场”，小伙子感到十分愤怒的是，他们还抱怨当地酒吧里的点唱机[16]，因为这不符合上层中产阶级所期望的乡村酒吧的切斯特顿氛围。由于规划中的工厂可以为当地人提供35个工作岗位，而当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而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力，拉文纳姆的未来发展路径导致了阶级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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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紧张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中产阶级保护其家园环境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可以理解的。1972年在邓巴顿的杜拉托有55户家庭联合起来阻止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有一个住户声称这个“平庸房地产”开发项目将会终结他们“田园牧歌式的远离尘世的生活”。这些示威者都是“高级专业人员”，包括大学讲师、银行管理人员和汽车销售人员。这样的抗议活动让开发商和地方当局困惑而愤怒。1981年在达拉姆的兰利公园，一群中产阶级占领了维护良好的维多利亚式村舍的台阶，抵制对这一建筑的拆迁计划，一位工党议员评论说：“在你和我之间，相近得可以敲一下门就能换妻！”为什么这些业主宁愿居住在以往的工人房屋中，还要维持这些房屋，而不愿意居住于现代化的房中，这个议员的确难以理解。[17] 同样地，科茨沃尔德村的当地工人阶级也不明白，为什么拥有中产阶级收入的人愿意花高价购买腐朽败坏而没有什么设施的村舍。而工人阶级用挣到的钱购买设备统一的现代化房屋也刺激了中产阶级的审美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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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马牌自行车的骑手们经常发生碰撞，21世纪之初美学爱好者与绿党在风力发电场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风力发电场极其丑陋，而后者认为风力发电场可以防止全球变暖。观鸟爱好者与刺猬爱好者在是否要清除赫布里底群岛的刺猬发生争执，在那里刺猬会吃稀有涉禽的蛋。中产阶级当中的一些势利者也加入其中，在2000年，“帮助阻止全球变暖的特大交通工具”，成为清除汉普斯特德四轮驱动车运动的一个口号，一个所谓的示威者声称：“这种轿车破坏了汉普斯特德独特的、自由的、敏感的智慧面孔”，这个示威者充分意识到，这种轿车的拥有者是“城市神童”，他们的习俗（和财富）让左翼的中产阶级感到不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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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到乡村寻求娱乐休闲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世纪末，有超过五百万的垂钓者、观鸟者和徒步旅行者，这些人受到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慷慨资助，聚焦于环境污染危险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威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来的有关鸟类、蝴蝶和野花灭绝的传说得到了科学调查的证实。中产阶级的报刊定期公布濒危物种名单，这些物种常常被描述为集约农业的受害者，这种农业由于实施大规模铲除灌木篱墙而受到指责，1970年乡村英格兰保护委员会和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声称，每年有10000—14000英里的灌木篱墙被摧毁。农业部计算的数字只有1000英里，全国农民联合会毫不令人吃惊地赞同这个数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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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所构成的一个群体，在丰富食品需要与生态学家要求保护景观与野生动物的压力两者之间，他们左右为难。市场需要在养鸡房中饲养的鸡下更多的蛋，但环保主义者认为这种饲养方式太残忍。此外，在一个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农业由于国家和欧盟的补贴才得以生存，即使在撒切尔式自由市场革命期间这种体制也一直保持着，尽管农民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对于有机食品和“自由放任种植”食品的潜在市场需要，这类食品既可以满足购买者的良心又可以消除他们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担忧。“自然的”就是健康的，而采用各种“科学的”干预方式产生出来的食品则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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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住于乡村的人的视角来看，乡村被强制地服从于那些无情的、占人口多数的都市人的标准，他们把乡村当作是威洛的温德河畔与托尔金笔下的哈比人的梦境家园之间的一个入口。20世纪90年代，一个虚构人物涅尔夫人体现了城市干预的精神，涅尔夫人是一个来自阿彻郊区的爱管闲事的中产阶级，她带着帮扶计划条例，致力于保护安布里奇和它周围的环境。有一次，她象征性地发动了一场抗争，反对格伦迪竖立起来的一个临时性的、丑陋的谷仓，格伦迪是一个总是有办法从土地中谋利的人。1997年爆发了一场乡村抗议运动，反对涅尔夫人和她所代表的乡村联盟。它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运动，接近半数的参与者是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阶级，3/5投票支持保守党。[20]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农业周讯》的读者，还有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乡村生活》的读者，这本杂志的目标群体是在他们的周末乡村别墅里追求适宜仿古装饰的中产阶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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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联盟所关注的是便宜的乡村房屋、邮局、商店和交通设施，这种关注被野外运动场所，尤其是猎狐场等问题所掩盖。1998年和2002年在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反对带狗狩猎禁令，这一禁令最终在2004年底得到通过。这是一场情绪失控的争论，混杂着阶级战争的言语和想象，乡村联盟的说法带有一定程度的公正：它的敌人是出于对攻击者的憎恨而进行反击，并不是为追求目标而驱动。议会的溃败促使激进分子宣称要引发一场内乱。狩猎禁令争论之前曾经有一场小摩擦，乡村联盟的支持者冲击下议院审议程序，而外面的示威者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以往针对过于暴力的示威者的禁忌边界在新的、中产阶级的狂怒情绪下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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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环保主义者一样，和平主义者也确信他们是全球拯救的先知。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对于核裁军运动（CND）成员的一个统计显示，其成员83％是从事非体力工作的人。[21]10年后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90％和3/4的成员具有专业资格或学历。20世纪80年代CND成员人数还在上升（1985年总数达到85000），随后的加入者主要是英国人，有1/3居住在东南部。几乎所有成员都受雇于公共部门，2/3投票支持工党。[22]简而言之，CND是左倾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家园，他们对政治有极大兴趣，并且尽可能地积极支持绿色和平运动和地球之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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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少数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拒服兵役者组织，以及20世纪30年代136000人签署的和平宣言，人们没有进行相关的社会分析。这两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基督教元素，贵格教派和非英国国教新教教徒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其中的领导力量，这些人确信，像他们一样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战争是极其不道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此可怕，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发生，但对此类观点，媒体极少给予支持。1935年的和平投票，虽然获得了几个市长、建筑师、医生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但《时代》、《每日电讯》和《早报》只有很小篇幅的报道，而《每日邮报》则完全忽视它。[23]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压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它的瓦解。纳粹和法西斯的入侵以及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迫使左翼和平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信奉的甘地非暴力主义，以及战胜残酷势力的可能性，这股势力想要创造一个所谓正确而个人毫无价值的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操纵英国的和平主义，到1939年和平主义者内部分裂，一部分人转向右倾，另一部分人则因德国扩张而感到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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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建立于1958年，它吸引了战前和平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其目标和方法来说，它可以算是最后的维多利亚道德十字军。一方面它类似于反谷物法联盟，相信可以通过公共辩论、演讲和编制宣传小册子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类似于反奴隶制运动，认为一旦英国在道德上先行一步，世界的其他部分就会追随其后。通过拒绝核武器库，英国将恢复其传统道德的权威地位，并逐步把世界从自我毁灭中拉回来。像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环保运动一样，CND也存在着很强的反美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当中。1984年8万名CND的支持者聚集伦敦，抗议里根总统访英。两年后，当美国导弹第一次安置在莫尔斯沃思时，同样数量的示威者集中在那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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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制造了新闻头条，但没有改变中产阶级大众的观念，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把核栽军看作在一个已经岌岌可危的世界增加了一个风险。媒体再次对此不予支持。工党玩弄了一阵单边裁减核武的把戏，他们只是增加了一些选举障碍。冷战后国际关系局势缓和，和平运动基本上对政治生活产生不了影响，虽然英美入侵伊拉克又重新激发了这一运动，示威者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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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环保主义一样，CND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一种担忧，担忧这个世界就要失去控制。前面的道路就像是一个充满食人魔的空间：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支出、气候体系的瓦解、毫无特色且干旱的乡村、被科学污染了的食物，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瘟疫，甚至世界末日。1952年的新喜剧《鹰》的第一场“丹·戴尔：未来的引导”包含了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它预示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在这里全球联邦政府保障了“个人自由和平等”，而全球联邦政府则由一个廉洁的联合国警察部队所护卫。人类的智慧和科学专注于消除“贫困和丑恶”。[24]这个乌托邦永远也不会到来，在接下来的50年里，《鹰》的读者先后受到人为危害的可怕警示攻击，作为人类老朋友的科学和技术成为新的敌人，理性——曾经的可靠盟友，不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中产阶级不再担心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阻止或转移前进的方向。许多人退回浪漫的田园之中，这表现在70年代劳拉·艾希礼的面料和服装上（让人想起凯特·格林威），以及杰姆斯·赫里奥特小说里描述的战前约克郡的一个兽医所经历的简单世界，它后来被拍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自此以后，中产阶级通过吃有机种植和人工饲养的食物，努力地想重返以往乡村的健康生活（顺便也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健康），虽然这些食物比“工业化”食品更昂贵，但明确的良心值得这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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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yrne，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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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Society，6 Septemb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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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cologist，March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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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tlas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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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otsman，7 Nov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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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cologist，March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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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cologist，Dec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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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unday Herald，14 Nov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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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ew Statesman，20 March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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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cotsman，1 Decembe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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