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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所表达的感受极为典型，这样的方式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自此以后，冥想、瑜伽和其他形式的基本性个人精神体验开始填补正统基督教衰落而导致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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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空荡荡的教堂所能提供的解释，与维多利亚时期发生同样状况的解释是一样的：幻灭并转向其他替代方式。1926年桑德兰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告诉他的教众说，我们祖先采用的最好方式就是放弃。“现实世界和与它相关的各种利益”的诱惑使有些人不再参与宗教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些人，他们“依据传统而去教堂”但从中并无所获，他们感受到的是“失望和徒劳”。[5]另一位牧师认为信仰的衰落比现实所观察到的更加明显，他谴责说，英国人在精神事务上的胆怯和缺乏自信使他们逃避上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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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的习惯和信仰消亡而感到的沮丧，与对国家道德基础将会改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基督教信条曾经确保了信仰和道德的连接，也确保了与此相关的法律。丹宁勋爵宣称，“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道德，而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法律”，丹宁勋爵是英国最杰出的法理学家，他出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这一断言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所认同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国家，以往星期日去教堂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并满足于各种形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然神论，那么这一断言还能有多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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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非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不是对宗教不感兴趣。1963年，天主教期刊《牌匾》抱怨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非基督教化”，人们已经“放弃”了星期日礼拜，许多人都很自信地表达他们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7]令《牌匾》作者和天主教徒们最感困扰的是，人们不再去教堂礼拜，与此同时，以圣经为基础的道德绝对性正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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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不愿改变他们古老的教义，但具有真正理智传统的新教教会准备重新考虑他们的教义。英格兰教会就想这么做，它对于它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意识，即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是道德权威的来源。要履行这两种职责，它必须为人们提供指导以对应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得不承认，教会演讲台的布道不再能获得人们的关注和默许。像新教牧师一样，圣公会主教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过去的传统，或者改变教义从而吸引持怀疑态度或模棱两可的人重回教堂。两种选择都有风险，前者可能使叛逃的人数增加，而后者很容易淡化他们的传统教义从而使他们不再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重新划定道德边界就必定会对那些人造成冲击，他们想要明确地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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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教的上层决定对教义进行一些尝试性的修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在即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的支持下，连续数届的圣公教政治、经济和公民大会提出报告，致力于制定一种神学，它将显示英格兰教会将与时代同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回应这个国家的问题。报告中的某些提议是相当激进的，这使年轻的神职人员感到兴奋，但也让传统的护卫者感到沮丧。报告赞同在学校开展性教育，1924年的一份报告还强烈反对阶级区分，认为阶级区分是令人遗憾的，它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8]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社会等级是神授命定的，是国家秩序和繁荣所必需的。这之后至20世纪结束之时，神职人员和教徒中的保守派们发现，教会领导人似乎有预谋地把教会引向左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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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教义修正而来的是宗教礼仪的创新。1934年，牛津的大学生厌倦了老式的礼拜方式，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些背离传统形式而提供新式礼拜方式的教堂，这些新的方式吸引了年青一代。[9]面前摆放的是新式英语圣经、口语化好消息圣经和新的祈祷书，这些都是在1963—1966年期间出现的。每一种新的圣经都采用特别简单易懂的语言，但也没能阻止教堂礼拜人数的下滑。教区长弹着吉他，摆动着身体，佩戴的徽章上标有上帝不是一个唠叨的守旧者，以此想吸引年轻人来教堂。他们的滑稽动作引起人们的嘲笑，一张《私家侦探》漫画上显示了一个时尚的牧师在讲坛上说，上帝不是一个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牧师头顶上标注的话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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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公教的新浪潮中衍生出魅力运动，这种宗教仪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狂野教派，魅力教派采用不受限制的礼仪形式，他们鼓掌、跳舞和用舌头说话，以此表达作为基督徒的愉悦。魅力基督教充满活力，无阶级区分，非常受欢迎，尤其在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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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圣公教只是陷入混乱的教会的一个部分，对于新神学的各种尝试导致了阵发性的危机。这些新颖的教派——或者他们称为接近上帝和道德的“相关途径”——的缔造者们，是来自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群体，他们都具有上层中产阶级背景，毕业于公立学校以及牛津和剑桥。他们学会了做好事的美德，并把这种美德添加进人类幸福之中，他们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去实践。就这一方面（还有他们的生长和教育背景）来说，他们更接近于那些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知识分子，他们想要用新的道德取代旧的绝对道德，新的道德更加人性，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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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旧的道德秩序瓦解之时，许多资深的圣公教神职人员相互竞争地夸耀各自的激进开放思想。约翰·鲁滨逊（毕业于马尔堡学校和剑桥）——他是南华克的主教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辩护者——后来声称，《花花公子》杂志发挥了“一种解放功能”，它释放了“各种性压抑”。1967年未来的主教休·蒙蒂菲奥里（毕业于拉哥比和牛津）在道德方面的大胆无畏胜过了约翰·鲁滨逊，蒙蒂菲奥里告诉教堂的同伴说，如果基督是同性恋的话，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上帝自我认同于不被‘体制’和社会公约护卫者所接受的那些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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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是否能留住中产阶级呢？在道德确定性摇摇欲坠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下层中产阶级。[11]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安定锚，就像诺埃尔·科沃德小说《这个幸福的品种》（1943）中的弗兰克·吉本，他声称“就是由普通的老百姓保持了事情的稳定”。他们的坚持就是基于对传统的信任。“我们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自1920年代以来，前行道路不再清晰，吉本的最佳选择对于前行者来说不再可靠，因为他们在争论如何解释地图。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期，由于国家道德的传统守护者背离了原有方向，下层中产阶级感到丧失信心，有时甚至深感愤怒。他们抛弃了绝对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不清的各种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已失效的教义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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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受人尊敬的郊区家庭一样，吉本一家也不能与时代脱节。弗兰克的儿子告诉父亲，“我不相信上帝只挑中少数人而让其他的所有人腐烂下去”。他的女儿奎尼离家去探索她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魅力世界，最后她与一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还生育了他的孩子。弗兰克承受了所有这一切继续前行，他仍坚持自己对于社会和婚姻的主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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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婚姻是社会道德健康的试金石。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教派都保持了一致，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不过，对于婚姻誓言的永久性，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合法分居是允许的，以及基督教对于离婚男女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合适的，不同的教派还是有些差异。1947年在切姆斯福德教区，377个圣公教教徒被问到，通奸案中的无辜一方是否可以参加圣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表示同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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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基督教团体提交给1951年皇家离婚事务委员会的证据表明，教徒们对于离婚现象盛行感到越来越多的焦虑。循道卫理教会承认，婚姻之树并不会永远长青，但是拥有超过50万会员的圣公会母亲联盟则谴责离婚行为，认为妇女外出工作会威胁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单位”。但在后来的25年，这个联盟的成员转而允许妇女离婚。坎特伯雷大主教福罗格·恩·费希尔谴责“软弱的法律和不正确的公众舆论”导致了人们对婚姻重视程度的下降。天主教联盟认为并预测婚姻的弱化将“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13]这种灰心丧气的预测随后得到证实：离婚率从1920年的2700对上升到1947年60000对，1947年的高离婚率被指责为战争时期的通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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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提出的导致离婚的罪魁祸首是社会容忍度和法律容忍度的提高。1924年在《妇女》——一本供上层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放荡杂志——上，一位女律师撰写的对离婚现状极为务实的评论，反映出社会容忍度的提高。1925年，此杂志上的另一篇作品启发了《妇女》的青年读者对婚姻的态度，“老的压抑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不光彩、不可接受但濒临危险的东西坦然曝光，道貌岸然下所隐匿的不满也随之消散”。这篇文章的结论带有猜测性：英国是否也会追随美国仅仅根据双方不合就准予离婚。[14]这种说法过于学究气，实际上许多律师很愿意与离婚夫妇同谋，只要他们双方都想离婚。双方自愿离婚程序获得婚姻指导委员会批准，这个委员会最早出现于1938年，在9年里发展出100个分支。[15]自1948年开始，新的法律援助计划向工人阶级离婚者提供帮助，在3年里，87％的分居者是工人阶级夫妻，其余的是中产阶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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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往，离婚法的放宽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反映出以圣经禁令为基础的道德标准在面临世俗化和国家强制面前的后退。在某种程度上，新的道德教义反映了当代新教思想。除了少数极端教派以外，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宽容心的上帝取代了严格的、顽固的审判者——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牧师经常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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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于那些把道德世界景象看成是黑白分明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主流基督教的演变是缓慢的，促成变化的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一小批自由派新教牧师，他们确信顺应时代变化而赞成具有同情心的宽容，比以教条名义来抵制变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忽视或拒绝这些教条，而工人阶级根本就漠视这些教条。从更长的历史空间来看，20世纪的后半期有一个道德的倒退期，重新回到了18世纪，那是处于宗教狂热与圣经道德教义强制实施之间的异常的间隔期。它曾经获得了许多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支持逐渐消失。在那之后，作为总体的中产阶级观念并未落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纯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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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天主教徒远离这股潮流，他们准备跟随他们的牧师去抵制这股潮流。1953年在《牌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目前人们对于“令人厌恶的同性恋话题”，这篇文章是从“异教徒原则和道德理性主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法律公然漠视圣经对“非自然的”犯罪的神圣指令，指令要求犯了错的人要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17]同样地，婚姻也从神圣领域走向人性领域。1967年婚姻诉讼议案的一条条款规定把离婚诉讼交由较低层法院审理，在对这一条款的评论中，《牌匾》问道，“婚姻和家庭是被看成为了意外事故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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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始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是在国家和公众舆论的敌视下生存。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律把天主教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他们被承认但并未获得宽容，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徒一直对罗马教皇（外来的独裁者）心怀恐惧，他们把国内外的天主教看成异常的和邪恶的。拉斯金的父亲（雪利酒商人）和他的妻子有意避开瑞士天主教居住区，因为那里的住宿必定是肮脏的。[19]在英格兰工业中心，十分暴力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天主教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随后在苏格兰，反天主教运动总是与针对爱尔兰移民的种族厌恶情绪混合在一起。为了在敌意的世界中生存，爱尔兰人把他们的教会看成是团结与认同的来源，由此工人阶级天主教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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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到来之前，天主教基本上局限于一小批贵族和士绅家族，他们的族系和信仰忠诚又吸引了后来的入教者伊夫林·沃夫，他是一位上层中产阶级新入教者。当时，许多爱尔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从低层往中上层社会流动，天主教中产阶级出现，像他们的新教徒同伴一样，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徒参与公共事务已没有什么障碍，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断变化的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罗马教会远离新的道德秩序，直到20世纪末它一直坚持老的教条。生育控制受到谴责和禁止，婚外性也是如此，手淫和同性恋被看作“道德失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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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中产阶级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于其他的中产阶级而言，控制家庭规模是很关键的，极为简单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节省家庭资源并维持舒适的生活标准。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保罗·约翰逊把教皇干预生育控制比喻为“灾难性事件”，就像是教会与伽利略争论“道德原则”是否适用于纯粹的“机械性”事宜。奥伯伦·沃夫也感到不安。[20]在1967年家庭计划法案的下议院投票时，天主教议员选择投弃权票来回避问题。[21]然而，当官方涉嫌侵入父母与子女关系时，就很难采取中立态度。20世纪70年代中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和生理因素。天主教徒一直把教育当作维护他们信仰的关键保障，2002年与教会有关联的36所公立学校中，略低于1/3的是天主教学校。那些负担不起费用或居住于没有天主教学校地区的父母害怕他们的孩子接受实用性的性道德，这将推翻他们的信仰准则。[22]这一问题也困扰了中产阶级穆斯林父母，他们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开办穆斯林学校，教授他们自己的道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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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压力集团出现，它们表达了天主教对新道德风尚的反对情绪，同时也扭转了塑造新道德风尚的法律。最为持久的压力集团是1967年成立的保护未出生孩子协会，它致力于反对堕胎法。这个组织带有中产阶级的公民传统，通过公共集会、宣传册、游说活动和在大选中支持候选人等方式进行理性抗议。该协会分别在1974和1975年于伦敦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最后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者的起哄。男女同性恋是新立法的受益者，对于指责他们性倾向是非自然的和内在的罪恶，他们极其憎恨。反宽容性游说把男女同性恋视为邪恶的“性左派”，认为其长期目的就是要摧毁家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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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基督教徒压力集团与政治左派没有形成联盟——像199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情况。新教徒与自由主义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的联结早就消亡，保守党与圣公教的和谐共处也在1970年代衰变终结。主流新教教堂发现难以抗拒新道德，即使他们曾经希望能够做到。1970年柴郡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0％的人赞成避孕指导可向任何人提供，只有25％的人认为避孕指导只限于已婚夫妇。两年后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接近2/3的人赞同向所有男人和女人提供免费的生育控制指导，略低于2/3的人对性教育计划表示欢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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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教主教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相信个人可以自己作决定，而不是听从神职人员的指令，但是这一原则是否也可以延用于年轻人？在青少年怀孕人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主教们还是明确地坚持这样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种忧虑纠结在一起：对于青年人滥交行为的忧虑，以及担忧国家机构篡夺了父母作为子女德育导师的传统角色。体现这种侵占的一个突出例子是1979年健康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决定：如果从临床角度来看是必要的话，允许医生在不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给16岁女孩开避孕药处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阻止青少年怀孕率进一步上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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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吉利克夫人抵制这种对父母权力的侵犯，当地方健康医疗当局拒绝向她保证其机构人员绝不向她女儿提供避孕指导时，她在法律援助的资助下，发动了抗议健康医疗当局的行动。吉利克夫人（1948年出生）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十个孩子的母亲。她崇拜约瑟芬·巴特勒，这个女人在1870年代发动了一场反对传染病法案的运动[26]，之后这个法案就成了纵容犯罪行为的保护伞。吉利克夫人认为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把避孕药具分发给未成年的女孩，或者劝导她们寻求堕胎，在她看来都是赞同犯罪或鼓励罪恶的行为。她的抗议行动向上扩展至法院，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1986年夏上议院才把吉利克夫人的运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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