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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于那些把道德世界景象看成是黑白分明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主流基督教的演变是缓慢的，促成变化的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一小批自由派新教牧师，他们确信顺应时代变化而赞成具有同情心的宽容，比以教条名义来抵制变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忽视或拒绝这些教条，而工人阶级根本就漠视这些教条。从更长的历史空间来看，20世纪的后半期有一个道德的倒退期，重新回到了18世纪，那是处于宗教狂热与圣经道德教义强制实施之间的异常的间隔期。它曾经获得了许多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支持逐渐消失。在那之后，作为总体的中产阶级观念并未落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纯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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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天主教徒远离这股潮流，他们准备跟随他们的牧师去抵制这股潮流。1953年在《牌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目前人们对于“令人厌恶的同性恋话题”，这篇文章是从“异教徒原则和道德理性主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法律公然漠视圣经对“非自然的”犯罪的神圣指令，指令要求犯了错的人要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17]同样地，婚姻也从神圣领域走向人性领域。1967年婚姻诉讼议案的一条条款规定把离婚诉讼交由较低层法院审理，在对这一条款的评论中，《牌匾》问道，“婚姻和家庭是被看成为了意外事故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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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始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是在国家和公众舆论的敌视下生存。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律把天主教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他们被承认但并未获得宽容，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徒一直对罗马教皇（外来的独裁者）心怀恐惧，他们把国内外的天主教看成异常的和邪恶的。拉斯金的父亲（雪利酒商人）和他的妻子有意避开瑞士天主教居住区，因为那里的住宿必定是肮脏的。[19]在英格兰工业中心，十分暴力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天主教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随后在苏格兰，反天主教运动总是与针对爱尔兰移民的种族厌恶情绪混合在一起。为了在敌意的世界中生存，爱尔兰人把他们的教会看成是团结与认同的来源，由此工人阶级天主教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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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到来之前，天主教基本上局限于一小批贵族和士绅家族，他们的族系和信仰忠诚又吸引了后来的入教者伊夫林·沃夫，他是一位上层中产阶级新入教者。当时，许多爱尔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从低层往中上层社会流动，天主教中产阶级出现，像他们的新教徒同伴一样，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徒参与公共事务已没有什么障碍，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断变化的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罗马教会远离新的道德秩序，直到20世纪末它一直坚持老的教条。生育控制受到谴责和禁止，婚外性也是如此，手淫和同性恋被看作“道德失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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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中产阶级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于其他的中产阶级而言，控制家庭规模是很关键的，极为简单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节省家庭资源并维持舒适的生活标准。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保罗·约翰逊把教皇干预生育控制比喻为“灾难性事件”，就像是教会与伽利略争论“道德原则”是否适用于纯粹的“机械性”事宜。奥伯伦·沃夫也感到不安。[20]在1967年家庭计划法案的下议院投票时，天主教议员选择投弃权票来回避问题。[21]然而，当官方涉嫌侵入父母与子女关系时，就很难采取中立态度。20世纪70年代中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和生理因素。天主教徒一直把教育当作维护他们信仰的关键保障，2002年与教会有关联的36所公立学校中，略低于1/3的是天主教学校。那些负担不起费用或居住于没有天主教学校地区的父母害怕他们的孩子接受实用性的性道德，这将推翻他们的信仰准则。[22]这一问题也困扰了中产阶级穆斯林父母，他们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开办穆斯林学校，教授他们自己的道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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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压力集团出现，它们表达了天主教对新道德风尚的反对情绪，同时也扭转了塑造新道德风尚的法律。最为持久的压力集团是1967年成立的保护未出生孩子协会，它致力于反对堕胎法。这个组织带有中产阶级的公民传统，通过公共集会、宣传册、游说活动和在大选中支持候选人等方式进行理性抗议。该协会分别在1974和1975年于伦敦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最后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者的起哄。男女同性恋是新立法的受益者，对于指责他们性倾向是非自然的和内在的罪恶，他们极其憎恨。反宽容性游说把男女同性恋视为邪恶的“性左派”，认为其长期目的就是要摧毁家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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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基督教徒压力集团与政治左派没有形成联盟——像199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情况。新教徒与自由主义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的联结早就消亡，保守党与圣公教的和谐共处也在1970年代衰变终结。主流新教教堂发现难以抗拒新道德，即使他们曾经希望能够做到。1970年柴郡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0％的人赞成避孕指导可向任何人提供，只有25％的人认为避孕指导只限于已婚夫妇。两年后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接近2/3的人赞同向所有男人和女人提供免费的生育控制指导，略低于2/3的人对性教育计划表示欢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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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教主教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相信个人可以自己作决定，而不是听从神职人员的指令，但是这一原则是否也可以延用于年轻人？在青少年怀孕人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主教们还是明确地坚持这样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种忧虑纠结在一起：对于青年人滥交行为的忧虑，以及担忧国家机构篡夺了父母作为子女德育导师的传统角色。体现这种侵占的一个突出例子是1979年健康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决定：如果从临床角度来看是必要的话，允许医生在不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给16岁女孩开避孕药处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阻止青少年怀孕率进一步上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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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吉利克夫人抵制这种对父母权力的侵犯，当地方健康医疗当局拒绝向她保证其机构人员绝不向她女儿提供避孕指导时，她在法律援助的资助下，发动了抗议健康医疗当局的行动。吉利克夫人（1948年出生）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十个孩子的母亲。她崇拜约瑟芬·巴特勒，这个女人在1870年代发动了一场反对传染病法案的运动[26]，之后这个法案就成了纵容犯罪行为的保护伞。吉利克夫人认为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把避孕药具分发给未成年的女孩，或者劝导她们寻求堕胎，在她看来都是赞同犯罪或鼓励罪恶的行为。她的抗议行动向上扩展至法院，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1986年夏上议院才把吉利克夫人的运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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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例所涉及的是中产阶级极为珍视的道德问题，就像吉利克夫人所表达的，这是个人良知的首要部分。中产阶级对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即使它已陷入恶作剧的纵容。如果像吉利克夫人所认为的，人为生育控制和堕胎是罪恶的，那么它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几种需要之间的平衡：追求更大的社会利益、减少非自愿的怀孕，以及减少很年轻的单身母亲数量，避免她们在不健全的情况下养育后代？国家现在承担了许多以往由中产阶级集体承担的责任。国家成为原有的家长制的继承人，同时它也继承了传统家长的两难处境。在避免个人的任性妄为和缺乏远见方面，政府机构打算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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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接受避孕指导的人来自社会最贫穷的人群。一位乡村全科实习医生告诉我，他曾经给一个15岁的女孩开了避孕药丸的处方，因为他知道她在性问题上缺乏判断能力，还怀疑她家里有乱伦行为。在吉利克案例的听证会上，贾斯蒂斯·伍尔夫先生辩驳说：“我们只能让医生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一认定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对专业知识的信任。[27]有意思的是，牧师对于道德事务的审判权被医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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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组织捍卫其成员的公正性。英国医学协会和英国皇家护理学院都反对吉利克夫人，因为她用自己的信仰来判断纯粹的医学问题，而她的信仰理念已经过时。儿童法律中心为现代中产阶级文明辩护，“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绝对权威和控制理念已经被一种新的父母与子女的合作关系所取代”。[28]反对吉利克夫人的另一个团体是伦敦母亲联合会，以及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女性，她们认为吉利克夫人是想逆转女性解放的过程。[29]由于吉利克夫人是天主教徒，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女权组织以及其他人——他们认为教皇的性禁令是独裁和愚昧——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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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克夫人向实用主义“世俗道德观”的挑战失败了。最终判决之后不久，她遭受了厄运的打击。一个低俗的星期日小报刊登了她的一个女儿在地中海沙滩上裸露上身的日光浴照片，这是年轻女孩通常的娱乐行为。然而，吉利克夫人的运动团队把它看成是一个警告性的攻击，而保守党政府注意到这种情况。1988年的地方政府法案中有一条措辞松散的禁令，禁止在学校中讲授带有“无意识地”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同性恋的内容。虽然并没有确定的“条款”对这种行为进行起诉，但它的确阻止了教师想要解释马洛维的《爱德华二世》的国王情感。男女同性恋者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侮辱，他们不断进行游说活动，发起要求撤销此项规定的运动。苏格兰议会是同情同性恋者的，但它也感觉到来自憎恨同性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组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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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会的态度与此相反，他们并未表现出集体意愿，想要抵制性宽容或者要求国家在此类事务上涉入道德领域，相反，他们的选择是重新评估圣经教义，重新定义罪孽、性别和同性恋的性质。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英格兰教会在1994年承认了女性牧师，同时还承受着任命公开的男性同性恋者的压力。到2003年，教会公开分裂，其中的福音教派坚决反对教会做出公然违反旧约和葆琳约束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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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产阶级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矛盾的，有时还是对立的。信仰的坚定程度受到削弱，但是社会传统习俗的力量还是很强。大量的中产阶级仍然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洗礼，在教堂举行婚礼，并期望牧师为他们主持葬礼。那些很少或从未参加正式教会仪式的人，却涌入教堂参加圣诞活动，尤其在唱圣诗歌时或复活节期间。上百万人聆听来自剑桥国王学院的圣诞平安夜的广播，这是比较现代的但极受欢迎的节日庆祝活动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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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不再是安息日，它只是周末——家人放松和娱乐的两天——的一个部分。维多利亚时期遵从的第四条诫命已被人遗忘，1994年的一项针对18—35岁的人的调查显示，只有3％的人听说过它。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的政府不再害怕基督教的游说，以往通过法律强制实行的安息日守则，在过去的60年里不断地被政府加以废除或修订。1932年星期日娱乐法案的制定移交地方当局，由地方当局决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40年后，法律允许电影院和戏剧院在星期日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星期日禁止贸易和专业性体育赛事的规定也被撤销。对此变化很少有人反对，除了人们的生活与足球场联系在一起和西部群岛出现自由教会教众。虽然星期日已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日子而不是礼拜和休息的日子，但是人们还是很强烈地希望保持星期日的特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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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城市和小镇，星期日购物者可以发现一些商店销售介绍新时代信仰的著作以及塔罗卡或魔法水晶之类的商品，顾客多数是中产阶级和50岁以下的人，这些商品反映了新时代信仰运动的性质，它吸引了1960年代后期的年轻人。到1975年1/5的人声称他们追求某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31]探索自我的旅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其中许多方式是远离以往熟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而了解东方信仰。有一种共识被普遍接受，即作为宇宙精神的上帝潜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完善的一个部分。新时代信仰倾向于拒绝启蒙性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相信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相反，新时代信仰者相信直觉和精神升华，拒绝传统医学，他们喜爱另一种治疗方式，它是以病人人格的健全完整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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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信仰对于现代医学的拒绝态度是中产阶级对进步与科学的幻灭的进一步扩展，它也渗透进当代环保运动之中。无论临床价值如何，整体性疗程、顺势疗法和中草药秘方都是对于现代科学诊疗方法的拒绝。这些治疗方式的功效隐藏于超自然的世界，它超越了科学理性和知识分析。一位新时代信仰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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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除非你极有天赋，否则你无法解释在一种生活方式之外是什么样的感受。”[32]知识理性的严谨让位于感官知觉。新时代信仰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刊登广告以寻求精神伴侣，它极其生动地显示了人们对多种多样的新时代信仰的痴迷和体验。1978年一位20多岁的男性研究招聘者声称，他对“社会学、占星术、经济学、超凡冥想、全营养食品和摩托车”感兴趣。另一位“大胆而富同情心的”公立学校毕业生则列出他的兴趣是托尔斯泰、动物、音乐、左拉、植物和康拉德·劳伦兹。一位38岁的女性素食主义者所迷恋的是史前遗迹、古代文化、比较宗教、艺术和写作。[33]还有一些人通过迷幻音乐和制幻药物或两者结合来寻求自我与宇宙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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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拘一格的热情是基于某些共同的假设。寻求内心感悟和平静需要身体健康，而只有通过吃素食、消费天然食物、锻炼身体和清除体内的所谓“毒素”——来自商业产品，才能获得身体健康。此外还有一种愿望，想去搜寻以往的信念以恢复在现代社会中丢失的真理。未来的复兴需要人类重新建立与自然世界的和谐——误以为已丧失了的和谐关系，这就需要把动物从非自然的和恶意的开发中解救出来，动物权力运动是新时代理论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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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新时代运动对于中产阶级的长远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这种信仰通过强调感官的重要性，否定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以往信念——应用理性来解答人类的所有问题。新时代信仰者也拒绝物质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回归乡村的自给自足以远离消费社会。电视系列喜剧《好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受欢迎——讲的就是一对生活于郊区的中产阶级夫妇追求这种生活境界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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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义在最初是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但不久它就发现自己存在于市场环境中。许多公司聘请宗教大师或心理治疗师，提供不断更新的配尔曼式记忆法，以激励行政人员和经理人员，从而释放他们的潜能，让他们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像音乐会合奏音乐那样工作。1990年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研究中心开办了一个培训课程，题为“联手：在组织中具有灵性的工作”。有150人参与了这个课程，其中一个收获是感觉“与你的基因建立联系”的奇观，以及《易经》：理解和运用智慧和魔法。[34]这让人想起虔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主，他们也为其员工提供过类似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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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类似于公理崇拜。虽然新时代的许多思想是围绕着自我，但新时代的许多活动具有聚集性，常常要求参与公共仪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类似于传统的宗教模式，满足某些人类基本需求：友情以及共享信念和目标并团结在一起。比如说，冥想和瑜伽课程与晚祷告和共济会仪式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团体性地追求共同的感觉体验，这与17世纪基督教的某些派别的群体活动不同，它们通过舞蹈和裸体严重冒犯了正统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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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种预测，到21世纪中期，新时代信仰的“整体氛围”可能会取代传统基督教信仰。中产阶级的精神心灵是有活力的和健康的，但越来越注重于为来世考虑。而新时代信仰者主要关注的是在现世获得个人的完美性。每一个人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都应该是独特的，这有助于解释新时代信仰为什么会传播得如此之快。在它繁荣发展的同时，它也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常常是很强大的、来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机构的压力，这一压力就是想要提升大众消费和品位。在他们看来，消费者是顺从的、虚荣的和轻信的，是中产阶级想要拒绝的垃圾产品的接受者，所有这些垃圾产品都是现代的，而且大部分源于美国（就像众多的流行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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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新时代信仰和与此相关的环保运动看成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反击。在本质上，它是个人所采取的拒绝行动，拒绝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花言巧语的蛊惑，拒绝他们所提供的可购买的幸福。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可能即将发生，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1世纪之初，购物是普遍公认的一种“治疗”方式，它可以产生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就好像是从仲夏节的石头圈中看见太阳升起一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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