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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学校的社会构成极大程度地决定了它的基调。1990年在非常成功的布里克斯顿综合学校的男生们——他们来自约翰·梅杰上过的文法学校，坦承他们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一个人还说他的父母是“开明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国立学校的政治承诺。[24]他们都承认他们与同龄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不同，有些人感觉到某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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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父母通过学校指南来选择学校，学校指南对各个学校的判断后来发展为学校的排名表，学校排名表是基于公共考试成绩来评估国立和私立学校。父母们找到一些好的学校，然后他们设法在这所学校招生覆盖区域购买房产，或者采用其他手段确保子女在这个学校获得一个位置。1989年学校指南建议父母们集中游说班主任、省长和地方当局，甚至贿赂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让他声称一个孩子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如果他不能被一所已超额招生的学校接受的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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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代理催升一流学校覆盖区的地产价格，相应地房产价格上升。圣公教和天主教小学因纪律严格且注重学业抱负而受到欢迎，那些对孩子寄于期望的中产阶级父母纷纷加入当地教会，想以此提升他们孩子进入这些学校的机会。2004年由《星期日电讯报》与铁路公司联合出版的一本长途通勤指南，把伦敦近郊各县与相连郡区学校以显著的方式加以强调。赫特福德郡“充斥着好学校”，在剑桥郡有一些“一流的综合学校”，科茨沃尔德有许多优秀的文法学校和综合学校，这对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城市的行政主管下决心购买昂贵的火车季票，乘着不定时的火车来回穿梭，为了确保他孩子能上可靠的学校。不然的话，他就要压缩家庭预算，投资公立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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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被自动地列入《星期日电讯报》指南，由于想要进入的学生源源不断，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而进入国立学校的过程是如此艰难，引起中产阶级父母的极大愤怒。1944年教育法实施立即导致进入文法学校机会的激烈竞争，1947—1965年，私立学校学生比例急剧下降。[26]在随后的15年里，私立学校所面临的经济威胁消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抛弃了综合学校，私立学校市场逐步扩张。到2005年，全国990万名中小学生当中有6％进入了私立学校，他们进入的学校都在新的学校排名单上位于前列。1996年千所A级学校当中1/5是需要付费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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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是中产阶级家庭除了购房以外的一项最大支出。私立教育成本飙升，1947年学校的寄宿费在120英镑—174英镑（在哈罗），而日制学校费用只是其1/3或一半。20世纪50年代，学费平均约400英镑（相当于一辆家庭轿车的成本），在随后20年，学费翻了一倍。这之后的10年，学费又翻了一倍，到1990年，寄宿学校一年收费在1700英镑—3500英镑，日制学校收费在700英镑—2500英镑。学费上涨一直持续，到2004年寄宿学校收费高达2万英镑，日制学校收费为8000英镑。2005年一家新公司——全球教育管理系统，承诺它的学校是低收费的。根据其创建人的说法，这所最便宜的学校（年收费5000英镑）是针对那些“想让自己孩子上好大学的父母”但对于额外附带条件——如高尔夫或壁球场——不感兴趣。[28]孩子能否进入大学是现在的中产阶级父母最关注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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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种愿望的花费是昂贵的，虽然教育费用上升与工资增长幅度大致相称。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很乐意参与骆驼交易，尤其是兄弟姐妹都加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补贴。战前就有的一种方式是，父母可以通过参入保险来支付子女学费，在孩子出生后的12年里每年缴纳保险费34英镑，保险公司就可支付五年私立学校学费每年100英镑。[29]1979年工党政府取消了对文法学院的直接经费支持，两年之后，保守党政府又通过资助寄宿学校和日制学校来加以弥补。1996年这一资助计划耗资1.15亿英镑，超过2/3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家庭。[30]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即祖母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精打细算地勤俭持家，放弃一些奢侈性消费——比如海外度假，也许用妻子的收入来支付这笔超常开支是最常采用的方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和职业培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附带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家庭有可能不用丈夫工资而单独支付子女教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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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们广开财源以应付子女教育开支时，公立学校为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生存也不得不想方设法。以前，许多人可以心满意足地闲庭漫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奥克姆中学（一年的学费是145英镑），在50年里没有什么变化。突然有一天男孩们——绝大多数是被称为“奥阿克斯”的农民子弟——都成了寄宿生（这个词被定义为非公立学校学生），学校的体制是斯巴达式的，而且是以战后实行的节衣缩食的标准。食物是乏味的，住宿条件恶劣肮脏，年级长的管理，低年级学生要服侍高年级学生，偶尔发生暴力、欺凌和“同性恋阴谋”。游戏狂热十分流行，但这个学校的校长比大多数校长有想象力，他培养学生的业余爱好，如集邮、考古、制作手工模型和木偶。与其他类似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大多数男孩到16岁拿毕业证离开，18岁服完兵役，这是奥克姆老男孩要承担的义务，如果你没有成为军官，那么“你就令人失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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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休闲轻松的气氛注定无法延续。虽然许多过去几代的老家伙和老男孩们不喜欢这样的想法，但公立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就像托马斯·阿诺德所赞赏的那样。如果公立学校想要保留住他们的中产阶级顾客，就必须反映正在出现的残酷竞争精神。一位伊顿公学的男孩回忆1960年代的状况，他总结说，时代在急速变化，大学毕业生也像其他人一样“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也许有点天真，他相信，“活泼的自信”和与董事会的关系不再成为成功的城市就职者的基础条件。[32]现在考试成绩受到重视，要获得一份工作需要条理清晰的思维。像其他学校一样，伊顿公学也建立了职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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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逐步发展，公立学校不可能把自己与普遍流行的青年文化相隔绝。青年文化所推崇的个性表达、享乐主义和蔑视权威，对公立学校所倡导的传统提出了全面挑战。切普斯先生的同行们所面对的教室，充满了留着长发、蓬头垢面、漫不经心的青少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滚石音乐歌手而不是排列前15位的巨头。文化冲突的确发生了，但总体而言公立学校应付得很好。更灵活的年青一代校长（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教职员对于改革要求持有同情态度，公立学校逐步趋向于自由主义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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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偷偷潜入的各种游戏采取明智态度，年级长放弃了他们的一些权力（通常很高兴地放弃），每个人都很放松，只要学生在学校以此来让能把心思放在考试上。学校也可以办舞会（邀请相当数量的当地女校学生从而“本校生”与“外来生”配对），甚至还可以办流行音乐会，以及专为六年级学生设置的酒吧。许多男校都取消了修道院，男校也开始接受女生，这一创举部分是由于承认社会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想让更多的钱流入。托马斯·阿诺德也赞同这一做法：公立学校要继续适应上层中产阶级的需要和想法。上层中产阶级成员现在不想把儿子放在培育基督教绅士的苗圃园中，相反，他们想提升儿子（还有女儿）进入大学的概率，而大学则是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职业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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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现代学校杂志都包含有大学排名表，这些排名是根据毕业生通过的各种考试目录来排列的。每到夏季，当地的报纸都会刊登应届毕业生的照片。教育现在成了个人获取未来谋生的手段。然而，还是有一些父母喜欢那些能够完美其子女性格和自信的学校。教育已经严重变质，但不幸的是，这种变质被一些数量化的成果所掩盖，这使教师感到不安。全面发展的“全面人”曾经受到中产阶级（以及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赞赏，这种教育理念已经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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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狭隘的功利精神渗透到各级教育之中。但大学教师绕开或提出某些深奥但有启发性的论题时，他们会被学生粗暴地打断，并询问这些讨论对他们最终的考试是否有用。探求知识被认为是奢侈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个学生和他的家庭直接为他的课程付费。1997年毕业生离开大学时平均负债5800英镑，2004年则高达11800英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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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是高等教育领域同时发生的三场革命所导致的一个后果。自19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急速扩张。1957—1958年大学生人数是27700人。30年后上全日制大学课程的学生有243000人，1996—1997年达到887000人。这一增长的必要性有其经济原因。高等教育对于培养各类服务行业的高素质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现今服务行业已取代了制造业。到20世纪结束时，这一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许多公司把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工厂和机构中。低素质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所有的专业性工作都需要大学生。根据2005年职业指南，会计、地产代理、电影和电视工作人员、人力资源和人事部门都要求新聘任者有大学文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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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界，公共管理领域以及迅速扩张的休闲娱乐产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这一潮流也反映在大学课程表中，课程表充斥着大量的课程，是专为某种特殊工作岗位的学生而设置。全职学习取代了工作期间的学徒和培训。以往人们由办公室职员升职进入董事会或行政经理办公室，现在这种人则极为稀少。斯塔福德大学（这所大学1992年实施的一项政策是提升和合并理工及教师培训学院）就是一个典型，2005—2006学年的课程包括：心理学分析与体育、环境教育与户外领导、运动与健康、机器人的制造与技术、电影生产以及体育与网络空间。一些传统科目也由于其市场价值而被推荐：哲学研究生要学“分析与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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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招聘会上的竞争十分激烈，于是，为了使自己对雇主更具有吸引力，许多毕业生还上额外的课程以获取另外的文凭和证书。一个来自格拉斯哥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投资6500英镑，花了一年时间获得了公共关系硕士学位。“这有点像米老鼠课程，但我总是把它列在我的简历上，因为它是企业界所认可的，它可以为我打开就业之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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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就业这道门变得越来越昂贵。1945年后作出的一项决议，由公共基金支付大量的教育津贴，其目的是增加大学生人数，大学学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地方政府还提供入息审查奖学金，这些都深受中产阶级的欢迎。如果学生家长的年收入在750—850英镑，他可以获得90英镑的奖学金维持他的花费，而他每年的实际花费也才略超过100英镑。[37]中产阶级充分利用这一体制，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子女上了大学、学院和理工学院。中产阶级学生比例从1950年代的36％上升到1970年代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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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数量优势一直保持着，尽管国家对学生父母的资助零星地减少。[38]撒切尔夫人的学生贷款在布莱尔时期继续延续，学生贷款支付了大部分的学费，这并未能阻止中产阶级继续鼓励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他们持续自己的一贯做法，自15世纪以来，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子女教育，没有哪一项支出比教育投入更为重要。现在的大学教育提供了中产阶级对子女的期望：拥有一种资格，从而能使他们获得高薪职业，进而维持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的大学文凭就相当于以前的学徒实习，它能造就成功的商人和外科医生。它也是获得奖酬的通行证，就如1981年一个汽车广告上的打油诗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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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哈达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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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哈达保时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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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李得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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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了柯尔特课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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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政府既想给人们制造一种包容性社会的印象，同时又想避免低素质的、失业的从而也是不安定的社会成分的长期存在。政府做了各种努力，想把工人阶级青年吸引进高等教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有用的人”。赫德尔提议要把中产阶级排挤出大学，因为他们已经在最好的中学接受了教育。这样带有积极意义的歧视威胁，是为了说服工人阶级，让他们像中产阶级一样，把各阶段教育看成一种保障，能确保其子女获得高薪工作从而也享有稳定生活。政治家哀叹，在最穷困地区的综合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中盛行着“进取欲望的匮乏”，也就是说，缺乏中产阶级的自信、主动性和动力，正是这些品质确保了中产阶级子女得到了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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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ton Chronicle，30 January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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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sborne，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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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S，4 July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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