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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试图探索民主优化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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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塑“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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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普曼不认可传统民主理论为塑造的神圣无比的公众形象，但是，他并没有对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全盘否定。他认为，公众有其特殊作用，公众有必要在事件进入危机状态的时候干预进来，不是为了处理问题，而是为了团结起来制衡强权专断力量。在李普曼看来，民主政治理论应该用更加成熟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公众”。他的结论是：“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只是旁观者的声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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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力量储备，李普曼认为，公众可以在危机来临时发挥作用。在相应机构的运作下，在适当的引领和调教下，可以用来制止专横的倾向，从而为制定法律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各利益相关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问题演变成为骚动或持久危机，那么局内人中的反对势力将以国家的希望为名，动员旁观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采取行动。实际上，局外人跟随在掌握大局的局内人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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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众能够帮助他人坚持合理的意愿，那么他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他们已经尽己所能了。李普曼在书中写道：“公众只在危机时刻才有必要干预进来，不是去处理具体问题，而是制衡专横力量。这一理论可以有效地利用公众的力量，尽可能少地参与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界定公众职责，明确他们何时是一位公民，做他们能做的事，在纷乱的社会事务中只关注与其利益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做真正有利于平息混乱的事情，这样，人们才回归到了他们自己的本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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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张精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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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公众无法挑起理政的重担，这一职责又该交由谁来担当呢？是从公众中随机抽选出一些人吗？不，李普曼的回答是：“即使他们有意愿，也无法参与处理现实社会中的所有事务。他们偶尔能够起些作用，但是，我相信，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热情，不可能做出哪怕是最粗略的判断，甚至不可能有半点专业的样子。通常，他们把事务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的杰出人士。绝大部分问题都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掌控范围内，普通公众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点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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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李普曼将参与政治的人分为两类：代理者与旁观者（即局内人与局外人）。代理者是那些掌握了足够知识和信息，并可以据此对公共事务进行判断和处理的人；而旁观者则是那些曾被定义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公民，但是他们对公共事务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行动能力。代理者与旁观者并不是固定的概念，“一个事件中的行动者可能是另一个事件中的旁观者”(19)。然而大多数时候，公众只是坐在剧院后排充耳不闻的观众，因为与他们知之甚少的公共事务相比，他们更关心各自的私人事务，“局外人实际上是跟随在局内人的身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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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引发的评论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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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隐藏于民主光环之下的问题实质。篇幅不多，却极具震撼力和破坏性。但是，在当时的美国，支持李普曼观点者少，反对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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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是从《幻影公众》中看到希望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认为，这本书是“怀疑主义令人敬佩的尝试”。在这种怀疑主义中，李普曼看来已经把“任何普遍的模式和任何最重要的观点都从他脚底下扫荡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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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肯（H．L．Mencken）在评论《幻影公众》一书时说，“他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时，对民主寄予崇高的期望，而且对大众的先天智慧有一种几乎是神秘的信赖”，但最后又转而得出了大众是“愚昧无知和不可教诲的”结论。(21)门肯的评价并不准确，其实，早在1911年，当李普曼仍然信奉社会主义时，他就敦促自由派承认“民主的局限性”，并清楚地认识到选民不过是整天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当时，李普曼年仅22岁，可见李普曼关于民主弊端的反思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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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对《幻影公众》感到不满、沮丧，甚至困惑。李普曼在哈佛读书时的老师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对他说，“你是在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里米·边沁和沃尔特·李普曼的孩子们写书。……但你并未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把他的头脑、精力，他对同胞的爱和怜悯之心，通过许多不同的服务方式和经历更为有效地体现出来，为人类造福。你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所划的明白无误的界限只能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22)。但是，李普曼已经不再是在哈佛读书时那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年轻人了，他的理想在不断幻灭，对激情感到厌倦。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写道：“他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便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能再用为社会服务、尽公民义务来说服他，也不能在他面前挥舞一面旗帜，更不能派一个男孩跟着他，监督他去投票。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样子。他被戏弄了太多次，面对着身边光怪陆离的事情、耳边恶意的嘲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泡沫翻腾、香气散逸。”(23)这段话无疑是李普曼在一系列的现实经历中内心变化及感受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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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李普曼民主观的众多质疑声中，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虽然杜威对当时美国的民主状态也深感忧虑，但是与李普曼相反，杜威对公众能力及民主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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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杜威的名著《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出版。作为对李普曼《幻影公众》一书的回应，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非李普曼所说的是一种幻影，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杜威看来，虽然庞大社会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使民主的基础衰落，但是治疗的方案应该是更加民主。在他那里，民主意味着一种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对自由、富裕的共同体生活的统称。当理性“公众”出现时，民主就会产生。在杜威看来，“民主的政府形式只是人类智慧所设计出的适应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最好手段”(24)。按照他的说法，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努力为社会中的个人创造条件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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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与杜威的观点分歧体现了现实主义民主观与传统民主观的冲突。李普曼从现实出发，对民主持悲观态度。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毫不留情地扯下盖在公众头上神圣的面纱，认为他们非但无法肩负重任，反而会制造“大众暴虐”。李普曼的问题在于过多地关注个体的人，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相反，杜威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理想化层面上，他对塑造理性公众给予太多期望，然而这在现实中也许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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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留下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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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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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传统、批判经典，是李普曼政治理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哪个领域的理论研究，都会有曾经的经典理论被现实否定。也许是由于社会发展，经典理论的前提假设发生改变或出现新的变化；或者是由于曾经的经典理论本身就存在谬误。对于后人来说，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在实践中，这是一种拒绝惰性，摆脱依赖的积极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新现象，并提出自己视角下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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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并非批判一切，但是，他的确是在不断地运用批判，对新闻、对民主、对舆论进行研究。在他的实践中，他怀疑民主，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怀疑公众的认知能力。他在怀疑中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些假设和方法并非全都可行或正确，但这毕竟丰富了他的人生实践，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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