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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对《幻影公众》感到不满、沮丧，甚至困惑。李普曼在哈佛读书时的老师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对他说，“你是在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里米·边沁和沃尔特·李普曼的孩子们写书。……但你并未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把他的头脑、精力，他对同胞的爱和怜悯之心，通过许多不同的服务方式和经历更为有效地体现出来，为人类造福。你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所划的明白无误的界限只能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22)。但是，李普曼已经不再是在哈佛读书时那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年轻人了，他的理想在不断幻灭，对激情感到厌倦。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写道：“他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便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能再用为社会服务、尽公民义务来说服他，也不能在他面前挥舞一面旗帜，更不能派一个男孩跟着他，监督他去投票。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样子。他被戏弄了太多次，面对着身边光怪陆离的事情、耳边恶意的嘲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泡沫翻腾、香气散逸。”(23)这段话无疑是李普曼在一系列的现实经历中内心变化及感受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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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李普曼民主观的众多质疑声中，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虽然杜威对当时美国的民主状态也深感忧虑，但是与李普曼相反，杜威对公众能力及民主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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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杜威的名著《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出版。作为对李普曼《幻影公众》一书的回应，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非李普曼所说的是一种幻影，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杜威看来，虽然庞大社会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使民主的基础衰落，但是治疗的方案应该是更加民主。在他那里，民主意味着一种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对自由、富裕的共同体生活的统称。当理性“公众”出现时，民主就会产生。在杜威看来，“民主的政府形式只是人类智慧所设计出的适应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最好手段”(24)。按照他的说法，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努力为社会中的个人创造条件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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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与杜威的观点分歧体现了现实主义民主观与传统民主观的冲突。李普曼从现实出发，对民主持悲观态度。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毫不留情地扯下盖在公众头上神圣的面纱，认为他们非但无法肩负重任，反而会制造“大众暴虐”。李普曼的问题在于过多地关注个体的人，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相反，杜威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理想化层面上，他对塑造理性公众给予太多期望，然而这在现实中也许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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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留下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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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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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传统、批判经典，是李普曼政治理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哪个领域的理论研究，都会有曾经的经典理论被现实否定。也许是由于社会发展，经典理论的前提假设发生改变或出现新的变化；或者是由于曾经的经典理论本身就存在谬误。对于后人来说，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在实践中，这是一种拒绝惰性，摆脱依赖的积极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新现象，并提出自己视角下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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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并非批判一切，但是，他的确是在不断地运用批判，对新闻、对民主、对舆论进行研究。在他的实践中，他怀疑民主，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怀疑公众的认知能力。他在怀疑中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些假设和方法并非全都可行或正确，但这毕竟丰富了他的人生实践，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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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主义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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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一贯主张澄清和阐明时代所处的困境，而且不假装自己有能力快刀斩乱麻一样地解决它们。在他的政论文章及著作中，他不会冒昧提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他习惯于对当前公共政策或对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进行连续评论。读者会感觉到，现存的政策被误解了，被滥用了，公众的头脑中存在着大量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这些可能会引发比它们准备解决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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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政治理性主义是他一生言行的指导思想。他在《新共和》创刊号上的论文开篇写道：“每一个健全的人都知道，建设一座城市比炸毁一座城市更伟大，耕种一块土地比践踏一块土地更伟大，服务人类比征服人类更伟大。”(25)的确如此，人类的希望在于思想而不是枪炮。尽管铸剑与铸犁花费同样多的脑力劳动，但是选择铸犁却需要掌握更崇高的人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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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性主义更是逐渐成为李普曼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倡导理性的同时，李普曼还把这种理性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李普曼看到传统民主理论的弊端、公众权力的滥用以及公共利益所在。他呼吁捍卫文明立法，呼吁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真实价值所在，呼吁人们回归其传统的理想和普遍法则。尽管有人攻击这本书的民主观点过于悲观，但是它却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真正利益的思考与关注，而这种利益是一种对人类灵魂神圣意义的根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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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深入的政治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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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各派哲学学说，说到底，都是研究人类与其所生存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无论认为世界与人不过是某种精神世界的外化，还是认为人连同他的精神都只是物质世界的产物，所有哲学家都力图回答人能否和如何认识、把握、改造他所身处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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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李普曼看到的真实世界与他头脑中想象的理想世界相距甚远。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是谁的错，是迷惑无知的公民，是政治理论学者，是政府公务人员，是选民推举出的领导者，抑或是民主制度本身？这些问题拷问着年轻的李普曼，时至今日也同样拷问着我们无法逃离政治生活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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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发现民主政治理论中存在着很大的混淆，这与实践相矛盾。虽然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对这种混淆进行颠覆性揭示，但是，他却对民主理论逻辑链条中的关键一环进行了解读。以“公众参选”、“公众参政”为基础的民主理论体系在李普曼的剖析解读中变得脆弱不堪，甚至令人失望。公众只关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参政、参选，即便被委以重任，他们也没有能力胜任，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充足的信息。公众只需要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发挥群体震慑作用，令专断者望而却步，无需处理具体问题。具体问题交由“局内人”来处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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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普曼看来，民主政治无需使用伪善的欺人面目，无需把公众引入歧途，无须标榜爱国热情，只要正视国家公众的真正利益所在，用成熟而理性的态度对待公众以及公共事务，公正合理地立法，建立社会规范，不同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那么“长久的和平也许就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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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为中国公众提供了解美国政治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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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并不陌生，特别是在中国的新闻学研究领域。这主要得益于《公众舆论》一书，该书在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中文译本于1989年7月出版(26)，并在国内引发热议(27)。国内学者对李普曼的研究大多是以《公众舆论》为对象，探讨李普曼在新闻领域的理论贡献。而实质上，《公众舆论》也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因为李普曼所探讨的公众舆论并没有局限于新闻传播的范畴，而是被置于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之中。李普曼著作的政论特征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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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被认为是《公众舆论》的续篇。两书间隔三年相继出版，互为补充和呼应，阐明了李普曼独到的民主理论见解。从学术价值而言《幻影公众》丝毫不逊色于《公众舆论》，甚至可以说是李普曼个人更为成熟的理性思考，但是从影响力来看，《幻影公众》远不及《公众舆论》，该书很快就绝版了，“在后来的年月里，事实上，被人们遗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人无法接受该书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激烈批判，以及书中对民主制度的悲观调子。《李普曼传》的作者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评价说：“人们对它的忽略是不幸的，因为它是李普曼论证最为雄辩和最富有启示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李普曼充分论述了传统的民主理论的不足之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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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不仅是一位新闻记者，为新闻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他更是一位政论家，对世人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帮助普通大众思考、引领政治精英思维等方面，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他以自己独特而敏锐的视角不断发现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不断地努力探索美国民主政体优化的新途径。而目前，中国国内对于这方面并没有深入研究。究其原因，李普曼本人的著作虽然不少，但中文译本非常有限，除了《公众舆论》一书之外，还有一本196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此外，李普曼所处的时代也正在远离我们，这给我们理解李普曼的思想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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