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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alter Lippmann，The Phantom Public，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5，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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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bid.，pp．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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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bid.，p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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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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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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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书，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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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alter Lippmann，The Phantom Public，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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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alter Lippmann，The Phantom Public，p．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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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alter Lippmann，The Phantom Public，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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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bid.，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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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bid.，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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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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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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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alter Lippmann，The Phantom Public，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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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New York：Holt，1927，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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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alter Lippmann，Early Writings，Liveright，197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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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该书名为《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2002年，阎克文、江红翻译的《公众舆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该书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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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姜红在《舆论如何是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新闻记者》2006年2月）一文解读的结果是“舆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现代社会”，然而他又提出要在“不可能”中求“可能”，从而构建起关于舆论、交流、传播的系统理论。黄旦在《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众舆论〉阅读札记》（《新闻记者》2005年12月）中提出了对李普曼观点的批判意见，“李普曼心目中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最后把拯救舆论的希望，全盘托给了社会精英”。但社会精英也会有自己的成见，也会筛选信息，结论是——舆论悬浮在虚空中。而郭赫男等在《李普曼的“拟态空间”理论的传播学意义探微》（《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中分析了“拟态空间”的含义，并分析了其在新闻传播中的积极意义。而近几年，新闻学专业的不少研究生也把视线对准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2005年，暨南大学新闻学毕业生刘金顺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李普曼及其〈民意〉（Public Opinion）一书研究》，从李普曼思想来源和在新闻传播学思想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对《公众舆论》一书进行了解读。2003年，武汉大学新闻学毕业生贺玉荣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以《公众舆论》一书为中心，从来源、要义、价值和局限性等方面对李普曼新闻思想进行了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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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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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1974年去世，在随后的20年间，他和他的著作并没有被人们遗忘。相反，这位大师级记者的著作受到相当广泛的关注，不断出版发行，包括他早期的进步主义宣言《放任与驾驭》（Drift and Mastery）（1914年版）、表达他对现代民主政治信息传播窘境批判性认识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1922年版），以及体现他后期对民主弊端妥协态度的《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1955年版），都是平价简装本，在各领域仍然拥有相当庞大的读者群和关注度。此外，罗纳德·斯蒂尔1980年出版的李普曼传记和约翰·莫顿·布鲁姆（John Morton Blum）整理的李普曼信札都广受好评，令公众对李普曼及其作品保持长久不衰的兴趣，其重要性和思想性与最近出版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传记达到了同样的高度，而在这两位同辈人的人生经历中，与李普曼形成的交集部分也非常重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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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李普曼一些重要著作的再版体现了越来越多的出版商明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看起来不会是一时之风。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李普曼著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美国人不会停止对大众民主的前景及问题的争论，当有人最终调侃地打出“精英论者”这张王牌企图结束争论时，李普曼对美国现代民主制度毫无惧色的批评将成为愈发重要的回应武器，凸显它探路石的意义和思想价值。虽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持认为，所有关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都已走向终结，最多还有些暂时性的争论，但是民主的病理表现仍旧显示，民主需要持续不断的自我批评。(2)尽管《幻影公众》所表达的带有悲观色彩和去神话色彩的民主观点，几乎不能改变对公众舆论（这一新生事物其实并没有被定义过）的主流认识，但是，它却保留了一种严肃而独特的智慧观点，这种观点在美国历史上找不到太多的共鸣者和先驱者。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豪（Daniel Walker Howe）指出，李普曼也许在很多方面拥有美国辉格党（American Whigs）理性传统中刚正不阿的特质。(3)《幻影公众》在开篇卷首便讥讽了将民众声音称为上帝声音的论调，并引用了更具有影响力和智慧的人物观点，体现了反民主的怀疑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一些参与美国宪法起草的先辈对公众舆论决定政治的忧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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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观点的借用，并没有为李普曼著作的重要性提供足够的支撑。但是，令人惊讶的当代人的所作所为却证明，李普曼的著作的确非常重要。《幻影公众》中的句子和段落脱离上下文被原文照搬，刊登在当今美国极具影响力的一家报纸的社论版上，并很可能为无所畏惧大胆占有它们的剽窃者赢得普利策大奖（Pulitzer）。（例如，本书的第一章“不再抱有幻想的人”，很容易被借用当作对美国广大选民不参与投票行为的直接批评，1992年前后。）而且，李普曼冷静理性的尖锐分析和对道德姿态的完全摒弃，对于轻蔑地攻击他是自我精英主义、狂妄的乡巴佬、共产主义的辩护者等言论，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有力回应。《公众舆论》一书的读者可以证实，李普曼对刻板成见和现代大众传媒宣传的讨论是在广播发展刚刚起步，电视发展聊胜于幻想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而他的观点在随后七十多年中，几乎没有被任何占据媒体优势地位的小作家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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