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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李普曼一些重要著作的再版体现了越来越多的出版商明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看起来不会是一时之风。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李普曼著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美国人不会停止对大众民主的前景及问题的争论，当有人最终调侃地打出“精英论者”这张王牌企图结束争论时，李普曼对美国现代民主制度毫无惧色的批评将成为愈发重要的回应武器，凸显它探路石的意义和思想价值。虽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持认为，所有关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都已走向终结，最多还有些暂时性的争论，但是民主的病理表现仍旧显示，民主需要持续不断的自我批评。(2)尽管《幻影公众》所表达的带有悲观色彩和去神话色彩的民主观点，几乎不能改变对公众舆论（这一新生事物其实并没有被定义过）的主流认识，但是，它却保留了一种严肃而独特的智慧观点，这种观点在美国历史上找不到太多的共鸣者和先驱者。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豪（Daniel Walker Howe）指出，李普曼也许在很多方面拥有美国辉格党（American Whigs）理性传统中刚正不阿的特质。(3)《幻影公众》在开篇卷首便讥讽了将民众声音称为上帝声音的论调，并引用了更具有影响力和智慧的人物观点，体现了反民主的怀疑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一些参与美国宪法起草的先辈对公众舆论决定政治的忧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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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观点的借用，并没有为李普曼著作的重要性提供足够的支撑。但是，令人惊讶的当代人的所作所为却证明，李普曼的著作的确非常重要。《幻影公众》中的句子和段落脱离上下文被原文照搬，刊登在当今美国极具影响力的一家报纸的社论版上，并很可能为无所畏惧大胆占有它们的剽窃者赢得普利策大奖（Pulitzer）。（例如，本书的第一章“不再抱有幻想的人”，很容易被借用当作对美国广大选民不参与投票行为的直接批评，1992年前后。）而且，李普曼冷静理性的尖锐分析和对道德姿态的完全摒弃，对于轻蔑地攻击他是自我精英主义、狂妄的乡巴佬、共产主义的辩护者等言论，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有力回应。《公众舆论》一书的读者可以证实，李普曼对刻板成见和现代大众传媒宣传的讨论是在广播发展刚刚起步，电视发展聊胜于幻想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而他的观点在随后七十多年中，几乎没有被任何占据媒体优势地位的小作家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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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幻影公众》是一部更具价值的作品，准确地说，它或许是李普曼怀疑论阐述中，最清晰、最精辟、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也许，正是由于《幻影公众》首版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才得以至今人们仍对其拥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它的行文是易懂的，甚至是趣味盎然的，如同H．L．门肯（H．L．Mencken）拥有嬉笑怒骂的风格，有半喜剧的色彩，但是在民主和公众舆论的观点上，李普曼却体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正直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李普曼自己在该书出版前也曾有过怀疑，他预感到这本书出版后将命运多舛。作为广受好评的《公众舆论》一书的续篇，虽然李普曼尽可能地把这本书写得更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但是，他还是担心对《幻影公众》尖锐而激烈的抨击会扑面而来，会令他陷入麻烦，甚至如他自己所说“被《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我的那些老朋友们当作异端邪说打入冷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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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一些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事实上，十多位书评者痛斥李普曼已经逾越了他们所能接受的情感底线。《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评论员认为，李普曼“全面打击式的控诉”实在是“言过其实”；《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则不理会这本“令人失望”的书。(6)但是，这些言论难以成为评价该书的准则，这也让罗纳德·斯蒂尔对《幻影公众》与众不同的评价，很难被称为最消极的（尽管他对该书价值的评价更为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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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观点，由于消极黯淡，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部分评论者对其体现出的悲观情绪感到失望。《幻影公众》很快就绝版了，事实上，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这种忽视是不幸的，因为该书是李普曼最具雄辩和启示作用的著作之一。书中他充分论证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缺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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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幻影公众》的价值和重要性，约翰·杜威的评价（发表于《新共和》）是最为严肃和充满敬意的。作为对李普曼的回应，杜威撰写了他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书《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年版），为民主辩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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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之相反，当时也有许多评论对《幻影公众》极尽溢美之词，像斯蒂尔的评价一样讨人喜欢。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极为推崇该书“具有说服力、充满生命力的观点”。另一位评论家称这本书是“一位斗士的展现”，“击碎靠不住的政治教条，炸毁模棱两可的政治争论”。另有评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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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与《公众舆论》一样，将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现代经典著作。单凭从它与众不同的文字中获得的快乐，它也值得被一遍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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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在《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上撰文，他对《幻影公众》的赞美更离谱，称其为“极少数的能够发人警醒的著作之一，让人们认识到，作为美国公民，如果我们要担负起源自1789年的历史使命并获得成功，我们面前的这项任务是多么了不起”(9)。给出如此高的评价，令《幻影公众》更具神秘感，它像幻影一般，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似乎更难以探究其中深意。也许，唯一客观的评价，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评价是：挑战已经提出，这些对政治实践的挑战已经让传统民主的崇拜者，哪怕是最热情的崇拜者（或那些不具备约翰·杜威智慧的人）感到太不安、太困惑，乃至无法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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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与杜威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帮助人们与李普曼《幻影公众》的观点保持一定距离，这并非巧合。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比“公众”更接近社会改革进步图景的核心；服务特殊利益的努力总是以“公众利益”为名，这些特殊利益推动着进步改革运动（Progressive reform）。它们通常假设“公众”这种事物是存在的，随后它的“利益”就会得到保障。事实上，“无私的”（disinterested）这个词意味深长，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被频繁地误解和误用，并附有浓重的伦理色彩。事实上，在进步社会思想中，这个词被赋予了宗教色彩，因为在进步主义的词汇表中，没有任何一个词比“利益”更具消极意义。“利益”通常是揭黑记者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并已被滥用，它不仅被用于表达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或其他信托公司，或其他利己主义群体的腐败，在更深层面上，它还用于表达一些危害巨大的价值标准，如个人主义、党派主义、追逐私利、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均等任何对伟大的美国政治民主实践构成威胁的事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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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这个词用于表达与主观愿望相反的图景，个体服从于共同利益准则：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完美的构想，被一位开明的、在新兴研究型大学中接受教育的、“新生代中产阶级”认真、公正、无私地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新生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将谙熟于科学和管理知识，用以制造出一个公正的、理性有序的公众的王国。像这样的一位新生代中产阶级，不应被利己的短视追求或传统自由经济学的虚假个人主义所禁锢，而应与可自我调节的、理性专业的组织自治，以及未受腐败侵蚀的社会利他主义相伴相生，去识别公共利益，并追求国民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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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理想对李普曼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对杜威的重要意义。但是，杜威相信科学天生具有民主内涵，因为科学依据的是事物内在本真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或者对无法验证的权威的崇拜。科学的这种固有品质将使其与民主和谐共生；事实上，权威唯一存在的形态，最终都是和谐兼容的。(11)连接科学与民主的关键性纽带，在杜威看来，就是“公众”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理想的集合与互动的纽带。如果没有特定的“公众利益”的假设被用于表达政治民主机构或用于澄清科学智慧的无私资源，那么，作为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进步主义的道德内核将会崩塌。然而，必须得有一个什么事物被称为公众，而且它还必须拥有可从其他元素中被识别出来的利益。社会科学不仅有能力辨识出这种利益，而且它还有能力向公民展示公众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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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在书中勾画了一个假想中的年轻人的生活图景。在后宗教民主时代，信奉科学理想是文化权威的基础，对此，没有任何人写得出比李普曼的著作《放任与驾驭》（1914年版）更具雄辩力并简洁明了的书了。对于描述时代面前人们的无奈及无所适从的状态，这本书的题目已经成为一句格言。(12)但是，李普曼永不停歇的头脑总是迅捷地越过事物萌芽期，对其未来的发生发展给出过激的警示。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对进步主义大失所望，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在对内宣传中使用高压手段，并压制公民自由，统一言论，以配合战争的需要。鉴于此，李普曼的民主治理思想及相关的科学精神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他提出，大众民主时代，公民直接依据媒体带有成见的报道做出决定，专家们在其中控制并调节着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以确保“他们头脑中的图景”与现实保持一致，然而，现实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够真正领悟。(13)战时的国内宣传受控于“克里尔委员会”（Creel Committee），从中李普曼了解到，公众舆论是如何被人为地塑造出来，这令他触目惊心。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尝试用理性驾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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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李普曼的怀疑更甚。《幻影公众》开篇便摆出战后20年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典型姿态，如同海明威（Hemingway）和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那样。他重新审视失去幻想，并将其描绘成“不再抱有幻想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看起来这也是在描述李普曼自己，并略带偏见地宣称自己“向改革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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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普通公民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便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能再用为社会服务、尽公民义务来说服他，也不能在他面前挥舞一面旗帜，更不能派一个男孩跟着他，监督他去投票。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样子。他被戏弄了太多次，面对着身边光怪陆离的事情、耳边恶意的嘲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泡沫翻腾、香气散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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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对民主局限性的关注，远比表达情绪转变多得多。普通选民有治理能力，这在李普曼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站不住脚的民主神话人物被李普曼称为“至高无上的公民”。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公众。(15)所谓的公众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充其量，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公众，被定义为特定的人（ad hoc），指特定情况下、特定环境中的“对某一特定事务感兴趣的人”。至于李普曼关于专家的宏论，他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表述的，也被严格界定；若区分参与决策的人，关键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还是门外汉，而在于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内人、局外人是指在特定事件或环境中，那些掌握了一手信息的人和没有相关信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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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影公众》和《公众舆论》中，李普曼的攻击并非只针对天真的民主感伤主义者，而是直指进步政治的核心，随后延伸到一切使用“全体国民”（body politic）这一虚假术语的政治构想，这些构想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依据操作模型进行调和决策。在后进步主义的思想背景下，李普曼，这位现实主义者和多元论者认为，人们（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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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接受自己是共同目标代理者的欺骗性假设。他们应被视为一个个具体目标的代理者，没有伪装，没有困惑。他们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意愿目标的世界里。需要进行调整的是社会，最好的社会是人们的意愿目标能够经历最少的挫折而得以实现。当尊重他人意愿时，这个人就已经是在扮演公众的角色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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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民主社会中，决策的中心问题被理解为，找到一种让全体公民获得信息的方式，基于此，他们才能正确地评估和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复杂并相互关联的事件。李普曼对公民教科书上标准的陈词滥调不抱任何希望；像什么“希望教育能够为民主政治弊端提供解决办法”，他认为这是“毫无价值的”。(17)撰写了巨制的波洛尼厄斯们（Poloniuses）似乎并未察觉，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公共事务，更没有一点研究理论学说的胃口”。而这位真心打算了解他所有职责（从布鲁克林地铁问题到满洲铁路问题）的野心勃勃的公民会“像一只小狗同时面对三根骨头一样，感到迷茫”(18)。如此不称职的公民，肩负着无法实现的理想，是“民主的谬误”，是虚假的、有害的、幻灭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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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普曼就此打住，不再深入地探讨下去，他或许就不会引入精英理政的解决方案了。但是，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如果一位普通人并不反对自杰斐逊（Jefferson）到布赖恩（Bryan）以来的美国民主传统，不必受教育就拥有决定所有事情的能力，或者至少能被教育成为拥有这种能力，那么，李普曼就根本没必要找一位专家来理政了。当今的互联世界、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都太过复杂，无法被任何个人，包括专家充分领会。(20)专家只在特定的项目或任务中，具有特定的权威，仅此而已。任何对政治和经济进行复杂理解、多方协调的努力，都永远不会比瞎子摸象的故事走得更远；他们有限的知识不可能对整个复杂的形势、结构进行合理推论或将其改变。“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李普曼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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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每个人的点滴付出，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做，耕耘、种植、收获，建造、毁掉，从这里到那里，把A变成B，把B从X移到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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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通常“需要靠由交流、契约、惯例和一些默契所组成的极为复杂的机制”来协调。所有这些都具有自身高度的特殊性。允许任何一个单一权威来掌管所有这些，都是极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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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这种权威加诸公众舆论，是更加不明智的做法，肯定会导致彻底的惨败或绝对的暴虐。(21)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所谓至高无上的人民，纯粹是一个虚构。传统的民主理论拒绝承认“政府的功能”有别于“人民的意愿”。其实“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具体决策中的具体诉求，而为了确保有序治理的慎重和理性，决策需要提交全民进行公决。准确地说，公众无法表达观点；它只是代表自己，支持或反对某个人或某个主张。人民不是在治理国家；他们只是“支持或反对那些参与治理的人”。“公众的意愿”只是在所有等待决策的议题中，偶尔介入，以遏制顽固的或武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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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相信，公众舆论最积极的作用是在危机中体现出来的，这反映了他对公众舆论本质作用的极端保守的态度。李普曼认为，“与其指望人们联合起来形成舆论应对危机，不如期待个别人采取行动来化解危机”(22)。显然，正义、合法性、终极价值等抽象的问题丝毫没有被考虑在内；在平衡主义者的眼中，政体是由无数具有对抗性的局部组成的，治理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秩序与和平。秩序与合法性，事实上都是可变的东西。公众舆论，只有作为一个最终上诉法庭，或只有当政府展现它解决冲突的能力，避免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和谐声音时，才显现作用。（李普曼坚持认为，选举也只不过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其崇尚的多数主义是暴力的近亲。）现代政治的目标是在各种利益矛盾中，达成一种可行的妥协，而现代化之前（及进步主义时期），那个桥梁的概念已经站不住脚了，那座桥梁是指人所处环境与其（有限的）政治能力之间的纽带。(23)李普曼提出了一个替代概念——“深入的多元主义”，将其视为判断未来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时无法回避的因素。(24)他宣称，政治思想家“无论如何，都别指望消灭所有差异，只留统一性”，“寻找一致目标”不如“安于目标的妥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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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充分展现出李普曼已经加入到去神秘化的反对形式主义(26)的阵营，这个阵营中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杜威。例如，李普曼对权利和责任概念的理解，是霍姆斯式的，是“现实主义的”：一项权利是“一种承诺，指某种特定行为将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一项义务也是“一种承诺，指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将会受到惩罚”。他认为，为权利和义务附加自然力和神意色彩的持久信仰，比“无聊的幻想”好不了多少。(27)但是，李普曼压抑了自己反对形式主义的主张，没有为其单列一个话题进行讨论，让个体远离他的社会理论模型。通过把进步主义单一的概念——“公众”，无情地击碎成多元化构成体，李普曼作为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开辟出一条新路。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融入了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多元主义，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一项政策不过是公众利益的构想，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1936年出版的《政治学》（Politics）一书的小标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或者如E．E．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 ）的客观观察，公共政策仅仅是“对政府提出的‘有效需求’产生的结果”，或者如杜鲁门·阿诺德（Truman Arnold）得出的那个惹人厌的结论，公众对于政治原则或价值的争论，不比神话表演或“咒语”（magic words）好多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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