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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W．F．奥格本（W．F．Ogburn）：《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passim），第四章第一节所引用的“文化落后的假设”（“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l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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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当众多变量共存时，争论火力瞄准方向只能证明维持武力威慑的均势状态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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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社会经济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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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社会经济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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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八章 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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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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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想象，世间的万事万物彼此都能和谐相处，没有矛盾。在桑塔亚纳（Santayana）(1)所谓的本质世界之外，我们知道的或者能想象出的和谐必定以某些牺牲为代价的，即牺牲与其他事物有冲突的愿望。果树为我们提供果实，我们把吃果实的飞虫消灭掉，因此，水果只为我们而成熟。我们并没有考虑因此而导致的无数飞虫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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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恒为视角，地球上的和谐应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虫子为中心，这完全不重要。因为若以永恒为视角，以无垠的宇宙为出发点，我们所谓的好或坏、更好或更坏，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来自这一宇宙中事物之间的对比，倘若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自己无法衡量自己，所有的有关价值、重量等的衡量也都是如此。倘若要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你必须像上帝那样，置身于宇宙之外，否则便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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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果实的飞虫很不幸，因为我们在用人类的价值观衡量它。在人类力量占优势的世界里，它必须屈服于人类建立的和谐标准。我们可能会本着公平的原则，承认它理论上有权建立自己的和谐标准，与人类抗衡，如果它能这样做的话；也可以说它的标准更好，如果它愿意的话。但事实上，对人类而言，所谓的好是对人类的好。人类认识到的宇宙，并非宇宙本身，也并非飞虫感知到的宇宙，而是人类与外部世界产生互动的宇宙。站在人类以外的其他任何生物立场上来看，人类世界的概念都是歪曲的，这个世界完全是按照人类的意愿而设计的，所有的形状、颜色、气味、声音都是以人类感官为依据来定义的。各种关系都是在人类需求的背景下被认识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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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利益、意图、愿望主宰的世界里，其实和谐标准更为狭窄。不存在整个人类的标准，只存在个别人的标准。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皆如此。对与错、好与坏、快乐与悲伤，都是特定的、局部的、相对的，只在某时、某地、某种情况下，适用于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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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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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深化的多元主义，一些思想者仍在徒劳地争辩。他们创造出社会有机论、民族精神论、超灵论、集体意志论等，并把这些概念延伸到蜂窝、蚁丘、太阳系，甚至人体。他们希望从黑格尔（Hegel）的理论中找到更高的一致性，希望从卢梭（Rousseau）的理论中找到普遍意志，以构成他们设想的统一理论的基础。尽管人们的想法不同、愿望各异、个人利益也不一样，彼此不会轻易融合、妥协，但是，人们不可能独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他人的行为和意愿。无论如何，我们别指望消灭所有差异，形成统一。对我们来说，冲突和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无视它们。寻找统一目标，不如为不同的目标寻找一个归宿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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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再谈及伟大社会中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意味着，我们只要找到利益冲突双方的“妥协方式”（modus vivendi）就可以了。或许的确如此，他们摒弃一切冲突，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或者双方向第三方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并不都这么简单。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像解释疑惑那样，被轻易地解决。矛盾各方如果能够彼此妥协一步，找到合适的方式共存，不要存太多仇恨、伤害，就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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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然保留各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他们没有形成统一思想和目标，但是，他们各行其道，并没有发生冲突，甚至有时候还互相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知道自己可以被寄予怎样的期待。他们拥有的权利往往比他们宣称的要少，他们承担的义务则比他们期待的更多。然而，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迫服从的状态，所以，即使有利益分歧，他们仍旧会相互妥协、相互协作，这是可以被理解和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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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权利和义务系统中的“妥协方式”，通常会被要求获得高度宗教化的或理想化的认可。一个时代的精神统治者常以神灵的启示为名，构建出社会制度、法律、道德、风俗等。这些无聊的幻想破灭了千万次。无论何时，说到底，主流的权利与义务体系都是社会利益平衡中略显陈旧的老套模式。正如奥格本（Ogburn）先生所说，滞后的现象永远存在，人们身处的权利与义务体系通常比他们最需要的滞后一些。然而，不管这一体系陈旧与否，在源起处，它都宣称：权利是某人可以坚持的主张，义务是某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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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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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权利与义务体系的设置，是为了协调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一项已确立的权利是一种承诺，指某种特定行为将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至少是社会认同的支持；一项义务也是一种承诺，指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将会受到惩罚，惩罚包括死刑、拘押、剥夺财产、丧失某项权利等。总之，权利与义务体系是由法律和公共认同给予支持的整个承诺体系。它并非一成不变，因地、因时、因习俗或社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它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的行为更趋理性，以多样化为基础建立一种联合，限制和规范自由，使人们可以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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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承诺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形式来表达：这样做你会受到惩罚，你只能那样做。有时候，承诺基于相关双方的契约：虽然并非一定要制定契约，但是，一旦契约形成，便必须依照它来执行，否则也将受到惩罚。有时候，承诺基于教会的准则：它必须被遵守，否则在信仰中的未来或在现实中，将会招致恶报。有时候，承诺基于风俗：它必须被尊重，否则必将付出代价。有时候，承诺基于习惯：必须遵照它行事，否则就要面对混乱和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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