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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利益、意图、愿望主宰的世界里，其实和谐标准更为狭窄。不存在整个人类的标准，只存在个别人的标准。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皆如此。对与错、好与坏、快乐与悲伤，都是特定的、局部的、相对的，只在某时、某地、某种情况下，适用于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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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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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深化的多元主义，一些思想者仍在徒劳地争辩。他们创造出社会有机论、民族精神论、超灵论、集体意志论等，并把这些概念延伸到蜂窝、蚁丘、太阳系，甚至人体。他们希望从黑格尔（Hegel）的理论中找到更高的一致性，希望从卢梭（Rousseau）的理论中找到普遍意志，以构成他们设想的统一理论的基础。尽管人们的想法不同、愿望各异、个人利益也不一样，彼此不会轻易融合、妥协，但是，人们不可能独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他人的行为和意愿。无论如何，我们别指望消灭所有差异，形成统一。对我们来说，冲突和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无视它们。寻找统一目标，不如为不同的目标寻找一个归宿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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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再谈及伟大社会中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意味着，我们只要找到利益冲突双方的“妥协方式”（modus vivendi）就可以了。或许的确如此，他们摒弃一切冲突，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或者双方向第三方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并不都这么简单。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像解释疑惑那样，被轻易地解决。矛盾各方如果能够彼此妥协一步，找到合适的方式共存，不要存太多仇恨、伤害，就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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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然保留各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他们没有形成统一思想和目标，但是，他们各行其道，并没有发生冲突，甚至有时候还互相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知道自己可以被寄予怎样的期待。他们拥有的权利往往比他们宣称的要少，他们承担的义务则比他们期待的更多。然而，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迫服从的状态，所以，即使有利益分歧，他们仍旧会相互妥协、相互协作，这是可以被理解和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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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权利和义务系统中的“妥协方式”，通常会被要求获得高度宗教化的或理想化的认可。一个时代的精神统治者常以神灵的启示为名，构建出社会制度、法律、道德、风俗等。这些无聊的幻想破灭了千万次。无论何时，说到底，主流的权利与义务体系都是社会利益平衡中略显陈旧的老套模式。正如奥格本（Ogburn）先生所说，滞后的现象永远存在，人们身处的权利与义务体系通常比他们最需要的滞后一些。然而，不管这一体系陈旧与否，在源起处，它都宣称：权利是某人可以坚持的主张，义务是某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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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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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权利与义务体系的设置，是为了协调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一项已确立的权利是一种承诺，指某种特定行为将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至少是社会认同的支持；一项义务也是一种承诺，指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将会受到惩罚，惩罚包括死刑、拘押、剥夺财产、丧失某项权利等。总之，权利与义务体系是由法律和公共认同给予支持的整个承诺体系。它并非一成不变，因地、因时、因习俗或社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它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的行为更趋理性，以多样化为基础建立一种联合，限制和规范自由，使人们可以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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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承诺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形式来表达：这样做你会受到惩罚，你只能那样做。有时候，承诺基于相关双方的契约：虽然并非一定要制定契约，但是，一旦契约形成，便必须依照它来执行，否则也将受到惩罚。有时候，承诺基于教会的准则：它必须被遵守，否则在信仰中的未来或在现实中，将会招致恶报。有时候，承诺基于风俗：它必须被尊重，否则必将付出代价。有时候，承诺基于习惯：必须遵照它行事，否则就要面对混乱和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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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需要被强制执行呢？由谁来强制执行，警察、公众，还是个人良心？回答这些问题，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合理推论，事实上，这些问题由社会的主流利益群体来回答。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会尽己所能，对社会权利和义务体系施加影响，使之最符合己方利益。最终的体系将是不同利益群体竞逐结果的反映。他们将辩论当作武器，发觉对己有利的，就会维护；发觉对己不利的，则会排斥。即使最客观的诉求，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利益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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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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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交战中，关于特定规则的存在价值问题将引发争议。这种规则到底好不好？是否需要动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方式来强制执行？就在争议存在的同时，通过说服和强制，这些社会特定规则已经被制定、执行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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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论点是，公众作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无法成功参与讨论，帮助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可以从外部做出判断，他们只能以支持某一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形式参与进来。由此可见，公众利益的维护无法取决于具体事件。那么，取决于什么呢？在讨论过程中，公众如何参与，才能最好地维护好自身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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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公众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如果没人提出异议，那就意味着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公众而言，任何被相关各方都接受的规则都是对的。由此可见，在某一问题中，公众利益的维护仅限于以下要点：应该有规则可依，而且这些规则需要被强制执行，非强制性的规则应依照既定规则加以调整。公众舆论认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应不应该做，或者做什么，都不重要；公众无需知道约翰·史密斯的动机和需要，这与公众不相干。但是，约翰·史密斯必须依照承诺办事，也就是按规则办事，这对公众很重要，因为除非社会契约的制定、执行、修订有既定规则可依，否则社会就无法建构。除非用权利与义务体系加以规范，否则人类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诉求便会使问题源源不断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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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并非体现在准则、契约、习惯之中，而体现在对准则、契约、习惯体系的维护过程中。公众关心的是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法律；关心的是法律的运行方式，而不是法律针对的具体情况；关心的是契约的神圣，而不是契约的细节；关心的是风俗习惯建立的基础，而不是这个或者那个风俗。自始至终，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妥协方式”来积极面对各种事务；需要建立有效的规则来定义和预知他人的行为，以便及时调整自身。公众通过支持、反对、选举、罢工、联合抵制或联合支持等方式施加影响，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有人支持旧的规则，或者有人提出新的规则，否则公众的影响力便无从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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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理论中，公众并不是法律、道德的源泉，最多是法律、道德行动方式上或精神上，可被动员的一种储备力量。虽然我否定了公众制定社会规则的功能，但是，我并没有摒弃公众所有的社会功能，我只是说，公众应该放弃名不副实的社会功能。当企图插手具体问题的时候，公众只能成为愚蠢而不明智的联合体。因为只有一个利益原则被普遍认可，这个原则是：所有的具体利益都受制于既定规则。当你问这究竟是什么规则的时候，你已经触犯了利益交锋领域中的某些观点，触犯了某些个人的、阶级的、局部的、国家的偏好。公众不该问这是什么规则，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如果承认建立某种权利与义务体系是必要的，它就会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并没有什么体系是绝对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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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塔亚纳（1863—1952），生于西班牙的美国诗人、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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