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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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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完全不同于民主改革者先前的实践。我认为，他们从前努力的根本期待是教育民众实现自治，这里存在一个预设的假设：选民越多地掌握知识就越有可能成为一名有自己观点的负责任的选民。当然，总的来说，他永远都无法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他却被寄予了这样的期待，期待他只要了解更多的事实，只要对公共事务投入更多的兴趣，只要更多、更好地读报，只要听更多的演讲，读更多的报告，他就会逐渐被训练成为可以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人。这套假设是虚假的。它建立在虚假的公众舆论概念和虚假的公众行为方式概念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公民教育方案由此而来。朝着这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努力，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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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主概念的虚假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它误入歧途的原因是希望局外人也能像局内人那样处理实质性问题，他做不到。没有任何教育方案能够预先教会他处理所有人类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宣传机制、教育机构能够预先告诉他，危机中采取行动的细节和所需掌握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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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想从未定义过公众职能，它想当然地将公众当作所有事情笼统的、朦胧的管理者。这个混乱的概念深深地植根于神奇的社会观念中。“人民”被凝缩为一个人；他们的意愿被凝缩为一个意愿；他们的想法被凝缩为一个想法；他们被凝缩为一个有机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因此，这个被凝缩而成的选民将自己视为社会管理者。他努力将所有人的想法化作他一个人的想法，将所有人的行动化作他一个人的行动，甚至，冥冥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混乱的想法很自然地会产生如下理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做着每一件事。这阻碍了民主政治清晰地认识自身的局限性，阻碍了其最终理想的实现。这也混淆了政府和社会教育的目的，混淆了职能和专业训练的区别，而这样的混淆在人类活动中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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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从来没有推动过公民教育的发展，它只是为需要尽责的人提供一些所需的浅显知识。事实上，它并没有塑造出优秀公民，而是造就了一群业余的管理者。它没有教过孩子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而只是给他一些粗糙的、不完整的建议，告诉他在乱掺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结果，他成为一个不知所措的公民和一个无法胜任社会事务管理的庸才。这位需要尽责的公民不是通过公民课程来接受训练的，而是在法律学校、律师事务所和具体事务中成长起来的。一般而言，公众（包括不具备承担他们责任所需知识的所有人）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的政治训练。我们的公民教育甚至还没有告诉选民，如何看透公众事务中的困惑，使之变得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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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从没有停止过，当然，批评民主是一团糟的人不过是在抬高自己，展示自己更精于管理。这些批评者已经看清楚了，重要决定只能由个别人来做，公众舆论是不知情的、不相干的、爱管闲事的。他们一向认为，少数精英与众多无知大众具有根本性差别。他们对事实看得很清楚，但仅仅局限于表面分析，这令他们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问题本质在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他们与事件的关系有着根本性差别。只有局内人能够做决定，并不是因为他更有天赋，而是因为他被置于能够清楚地了解事件并采取行动的位置上。局外人总是无知的、不相干的、爱管闲事的，他们企图在陆地上驾船航行。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企业家、文艺批评家和科学家经常对政治问题毫无见地。他们的天赋，如果存在的话，只在他们擅长的特定领域中体现。高贵的理论家从这个谬误假设中得出结论，一个足够优秀的方形木桩也可以契合一个圆形的孔。简言之，像民主理论家一样，他们也忽略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事务的处理能力仅仅与职责功能相关；不够优秀的人也会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好；难以被教育的人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很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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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培养公民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应该从公职教育中清晰地分离出来。公民权与公共事务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来面对。公众舆论是盲目而热情的、间歇性的、简单化思维的、表面化的。它需要引领，如同我尝试在以上章节中所呈现出来的方法，一种新的明智的方法将为它提供适用于它进行判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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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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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社会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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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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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虚假理想只能走向幻灭和好管闲事的暴政。如果民主不能为公共事务指引方向，那么，擅长于此的哲学会当仁不让，鼓励人们大胆尝试他们不可能承担的使命。虽然这必将失败，但也将蛮横地干预个人自由。公众必须归位，做他该做的事，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让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肆虐和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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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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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迷惑的根源在于，企图描绘出一幅目标统一的社会统一体蓝图。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将社会想象成一个有机体，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灵魂、一个目标，并不是男人、女人、孩子们的各种思想、灵魂、目标的集合。不切合实际地拒绝承认社会由各种复杂关系组成，我们被迫接受各种版本的神话般社会概念的伟大学说，称之为“社会”（Society）、“国家”（Nation）、“共同体”（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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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主要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社会被人格化。每一个学说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主张将公众训练成为社会统一目标的代理人。事实上，真正的代理人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及其副手、社会改革者及其副手，然而他们却隐藏在幕后。公众惯性地认为任何致力于民族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模式都应该得到支持，认为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为都是以民族国家发展为目标，这是爱国者的标签，认为改革者的初衷都是以人类更好地发展为目标，而人类发展是一个神秘而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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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横行，而且通常做出真诚的样子。必须维护好那个虚幻的假象：他们代表了全人类的精神追求。公务人员已经习惯于对公众说话有所保留，顺便说一句，他们承认自己只按照部分真理行事。“坦率”，在公众生活中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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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认为：“这就是民主在正确的道路上，被驾驭、被欺骗、被劝诱的根本所在。一种对真理和真诚的偏见（也许来自某些美学或个人喜好方面的不同）已经融入政治实践。对此，我们还不肯定。”凯恩斯（Keynes）先生在提及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先生的这一观点时曾说：“他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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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桌上的纸牌并不都是花色朝上放置。无论政治家个人有多么偏爱真实表达，他都只能将真实作为政治的一个要素来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会因为热爱真实表达而甘愿以军队安全作为代价来冒险；他不会为了教化每一个人而使外交谈判陷入危机；他也不会为了追求坦率陈言而在选举中轻易丧失优势；他更不会因为忏悔能净化心灵而承认自己犯了错。在他保留或公开真相的权力范围内，他根据行动、讨价还价、鼓舞民心、提高威望等的需要，巧妙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也许会错误地判断某些需要，也许会夸大自己的意图，但是，哪里有公共事务的目标存在，哪里就会有明显的需要存在，与不当的信仰表达形成对比。不要把公务人员想象得很完美，毕竟他也是普通人，他的头脑也没什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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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像愤怒的民主人士那样，以所有的公务人员都不诚实为由，对其全盘否定。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商人、贸易联盟领袖、大学校长、牧师、编辑、评论家、先知，都与杰斐逊（Jefferson）有同感，他曾写道，“尽管我们很希望走得更快些，但是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让热情不足的同行者们能够跟上我们步伐……心怀谨慎，在这显而易见的和谐氛围中，我们与不可分割的大众（undivided mass）共同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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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大众”，这个设想要求让人们不得不将真实置于次要位置。我们不必讨论这个设想中的大众是否真实存在。如果一个政治家告诉我，披露所有事实对他来说并不安全，我会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可信的。坦白地拒绝表达，不会产生任何误导，最怕那些假装自己说了全部真话的人，他们危害很大，公众会完全相信他们。这种危害的源头是辩称公众与组成公众的个体拥有同一个想法、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当我们勇敢地直视这一说法，便发现它是个无意义的诡辩。由于我们不懂医药，我们充分相信医生；由于我们不会驾驶机车，我们充分信任机车驾驶员。那么对于参议员呢？我们不懂如何判断工业法案的优劣，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任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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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被深深地灌输了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联盟的概念，我们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差异存在，或者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存在。一元论者固执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会被一个个地绞死。而多元理论，正如它的倡导者拉斯基（Laski）先生(3)曾经指出，看起来好似“无序状态的预兆”(4)。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多元化之下，至少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无序状态，在职能分工明确的领域里，非常清晰地定义了各自的职能，并可以进行有序的调节。而真正的无序状态存在于界定模糊的领域里，国与国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各部门关系及上下级关系之间、种族之间，这些领域里，没有任何清楚的定义，多样的目标追求被掩盖并混淆，虚假的统一性受到推崇，每一种特定利益都永远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并企图将自己的意图当作全人类的目标强加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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